今年为壬辰年，420年前的1592年，也是壬辰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破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昖被迫逃往明朝边境，请求内附。一场涉及中日韩三国的大战展开，持续了7年时间。①当时的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在战争初期阶段一直是明军战事的主要决策者。封贡失败之后，他被下狱，1599年九月瘐死狱中。其死引发朝鲜君臣无限感慨，在平壤建宣武祠，加以崇祀。传说他的后人在明朝灭亡后，亦前往朝鲜定居，并延续下来。可是，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从清修《明史》以来，一直未得到重视。石星曾先后为明朝工部、礼部和兵部尚书，并一度主持过万历年间的“三大征”，然而《明史》未给他立传，明清史料对其记载也大多语焉不详。②当今中国学术界，真正研究他的论文亦甚少。③本文试图以朝鲜王朝的史料为中心，参稽明清两朝史料，考究关于石星的基本事实，并透过对石星的研究，重新认识这场战争，同时对朝鲜君臣为何对石星的感恩做出分析，从而更深刻地把握明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质。
一、石星之仕途与其力主出兵朝鲜的原因
石星本是一个文人，年轻时追随王世贞，是隆庆、万历文坛上“续五子”之一。④他生来有着文人的狂气与意气，大胆敢言。因为直言，进入官场不久，他即因言获罪。隆庆元年（1567年）十一月，他升为吏科给事中。⑤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他上疏论事，触怒隆庆帝，被廷杖六十，黜为民，赶出朝廷，夫人郑氏亦自尽。这是石星仕途与人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反映出他的性格是敢做敢为的，但又行事莽撞，不顾后果。隆庆二年十二月，“吏部言，前给事中石星以愚戆获谴，今省改既久，子力正强，乞赐录用。”⑥但并未获准。吏部称其“愚戆”，相当贴切，这正是他的性格特点，影响了他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明朝的抗倭援朝战争。
石星被遣回乡，闲赋长达5年，一直到隆庆去世。万历皇帝即位后，吏部再次要求起用隆庆年间因言获罪的官员，石星名列其中，得复原职。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到十九年（1591年），石星先后为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最后为兵部尚书，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每一任上也都有所建树，正直敢言，务实肯干。
石星为兵部尚书的次年，即万历二十年（1592年），考验接踵而至。二月，致仕副总兵哱拜在宁夏发动叛乱，连陷河西四十七堡，很快占领整个宁夏。四月，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朝鲜三京陷落，连连向明廷告急。石星居中调度，很快于九月将哱拜之乱平定，稳定了宁夏边疆，然后专力处理朝鲜战事。
在朝鲜战事上，石星充分发挥了影响力。战事前半期明朝对于朝鲜战事的基本策略与他有密切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件事：第一，日本侵朝，大敌当前，明朝是否出兵，何时出兵；第二，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后，他主持了封贡事宜。
朝鲜战事初期，举朝议论纷纷，石星在庙堂之上坚决主张出兵援朝。朝鲜君臣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如果没有石星的支持，明朝很可能不出兵，即便出兵，也不大可能全力以赴，因而对石星充满感激之情。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朝鲜流传起一种说法：石星之所以如此尽心诚意地帮助朝鲜，拯救朝鲜于水火，是因为其继室柳氏曾受过朝鲜通事洪纯彦的恩情，石星受其夫人的影响，因而要全力帮助朝鲜。
此事散见于李肯翊（1736-1806年）的《燃藜室记述》、《通文馆志》、朴趾源（1737-1805年）的《热河日记》、尹行恁（1762-1801年）《硕斋稿》等文集中。1928年，郑寅普（1893-?）将相关史料辑为《唐陵君遗事征》⑦一书，凡38页。诸家记述大同小异，以李肯翊的《燃藜室记述》最为详尽。《燃藜室记述》是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其中有“宗系辨诬”一目，但并未载录洪纯彦施恩石星继室夫人，而是将此事置于《燃藜室记述别集》中之“译舌典故”中陈述。其言：
洪纯彦，少落拓有义气。尝赴燕，到通州。夜游青楼，见一女子极有殊色，意悦之，托主妪要欢。见其衣素，问之，则曰：妾父母本浙江人，仕宦京师，不幸遘疠疾，俱没，旅榇在馆，独妾一身，返丧无资，不得已自鬻。言毕，哽咽泣下。纯彦愍然，问其葬费，可用三百金。即倾橐与之，终不近焉。女请姓名，终不言。女曰：大人不肯言，妾亦不敢受赐。乃言姓而出。同行莫不嗤其迂。女后为礼部侍郎石星继室，星高其义，每见东使，必问洪通官来否。
纯彦还国，以公债未偿，逮囚多年。时本国以宗系辨诬，前后十余使，皆未得请。上怒教曰：此象胥之罪也。今行又未准请，当斩首译一人。于是诸译无敢愿行者。相与议曰：洪纯彦无得生出狱门之望，吾辈宜赔偿债本，赎出而送之，苟得准事而还，在渠为幸。虽死，固无所恨。乃齐进喻其意，纯彦慨然许之。
宣祖甲申，纯彦随黄廷彧到北京。望见朝阳门外锦幕连云，有一骑疾驰来，问洪判事，言礼部石侍郎闻公来，与夫人迎候。俄见女奴十余簇拥夫人，自怅中出。纯彦惊愕欲退。石星曰：君记通州施恩事乎？我闻夫人言，君诚天下义士。夫人见，即跪拜。纯彦固辞。星曰：此报恩拜，君不可不受。仍大张宴。星问东使此来何事。纯彦以实对。星曰勿虑。留馆月余，使事果得准请，石星实为之地也。及还，夫人以钿函十，各盛锦段十疋，曰此是妾手织，以待公至。纯彦辞不受。还到鸭江，见抬杠者置其段而去。锦缎端皆刺“报恩”二字。纯彦归后，策光国二等勋，封唐绫君。人称所居洞为报恩段洞（即今美洞）。其孙孝孙，为肃川府使。⑧
《燃藜室记述》末附其出处为《菊堂俳语》，可见，此事乃是来源于《菊堂俳语》。《菊堂俳语》现收入赵钟业编《韩国诗话丛编》中。⑨据左江考证，《菊堂俳语》的作者应该是郑泰齐（1612-1669）。⑩郑泰齐官至礼曹参判，曾三次以书状官、正朝使身份出使清朝。其所记细节更为详细，亦略有出入。但所谓“俳语”，乃诙谐调笑语之意，故当不得真。《菊堂俳语》中说法出自何处，既未说明，在郑寅普的《唐陵君遗事征》书中也无考证，故为现在所能追溯的最早源头，或许是郑泰齐出使清朝途中所听到的亦未可知。从现在所得资料看来，以后诸家记述皆出自此书，因为李肯翊的《燃藜室记述》乃是一部重要史书，故而以他所记为准。
其他几处记载中，其一，为带有官方色彩的《通文馆志》。《通文馆志》于1708年由司译院译官金指南和金庆门父子二人编纂而成，肃宗四十六年（1720年）初次刊行。该书卷七《人物》栏目中，谈及洪纯彦，亦着重写了此事。然后说石星为代其夫人报恩，为朝鲜做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帮助朝鲜解决宗系辩诬之事，再则是壬辰倭乱时，作为兵部尚书的石星，“独力言救之，且请先赐军器火药。吾东得复为国，而免其鱼者，皆石公力也。”（11）《通文馆志》虽未明确说此是出自何处，但文中提及《菊堂俳语》，而在此书前《引用书目》中，亦列出《菊堂俳语》，因而可以断定《通文馆志》所载此事，亦出自《菊堂俳语》，只是故事细节上略有改变。其二，乃记载于文集中的材料，先后见诸尹行恁《硕斋稿》（12）和朴趾源的《热河日记》之《玉匣夜话》。（13）细节上亦稍有出入，不过皆将石星竭力援朝之事，看成是石星个人的报恩行为。但仔细考察，会发现这种说法漏洞百出。
首先，朝鲜宗系辩诬成功，发生在宣祖十七年（万历十二年，1584年）。洪纯彦确是宗系辩诬使之上通事，宣祖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使行人员还自北京，向国王报告，并上明朝改正之《大明会典》。朝鲜国王李昖将宗系辩诬使行人员，一律嘉奖。“颁光国、平难两勋臣券，祭告、会盟如仪，赐赉有差，大赦国内。”（14）一等功三人，尹根寿、黄廷彧、兪泓等3人；二等功7人，洪纯彦是其中之一；三等功21人。洪纯彦作为首译，被授予二等功，符合情理，但并没有将其特别突出，字里行间，也丝毫未提到洪纯彦有何特别的贡献。若果真像《燃藜室记述别集》等所言，明朝是因石星报答洪纯彦恩情才满足朝鲜辩诬使要求的，那么朝鲜国王只给洪纯彦加二等功，不大合乎情理。
其次，从整个故事来看，许多细节皆不可信。即如郑寅普所言：
观诸所载唐陵事状，类皆俳而不庄物，其体势小说稗官之流。岱渊稍部勒之，燕岩济以陵厉，然亦少夸矣。求其朴而不俚、质而有度，参诸左右而孧然而皆得其所当者，无有也。于是众说各主所闻，纷纭而莫衷一是，故一事之传，彼此各异，即如礼部兵部之官，当时稍参核典故，则宁至滋疑于后如彼哉！至于输金之数，多寡参差，且所谓石星夫人之所以自致于其父母者，或谓卖身以赎父之死，或谓自鬻女闾，将以葬其父母，或谓在皇城，或谓在通州。唐陵之事远矣，恶从以证其实哉！（15）
与之同时，洪纯彦只言其姓，洪姓在朝鲜并非鲜见，焉能让石星与其夫人认定是洪纯彦呢？《菊堂俳语》中并未言洪纯彦因将银送给柳氏而下狱，《燃藜室记述》加入这个细节，更渲染其传奇性，但也更为失真了。且《菊堂俳语》中将洪纯彦在通州青楼初见柳氏和再见面时，有一时间说法即“三十年后”。（16）也就是说，洪纯彦施恩柳氏在三十年前，柳氏感恩送报恩缎在三十年后，这样离奇，更不可信。故而以后诸家记载皆省去了这个时间。这也充分说明，在复述者看来，这一情节太不可信。作为朝中大臣的石星，不顾朝廷礼仪，大张旗鼓地在朝阳门外迎接洪纯彦一行，也与朝仪不符。恐唯有这样杜撰，才能让人更加钦佩，但也就更为失真了。同时，石星从未任过礼部侍郎，万历十二年（1584年）四月，石星只是左副都御使，八月升为兵部左侍郎，他既不可能也无权力左右明廷更正《明会典》错误。事实上不可信，情理上说不通，因而将明朝改正《明会典》错误，颁赐新修订的《大明会典》给朝鲜，说成是石星报恩，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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