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从清代刑案资料中，陆续辑得有关京城地区拐卖妇女的案例86件，涉及被拐、被骗女子128人。在这些案件中，年代最早的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最晚至宣统三年（1911年）。若以道光朝为线，此之前31件，占36％，之后54件，占63％，另有一件因档册残缺，年代无考不计。晚期案例远多于前期，主要与资料保存中前者因年代较远，遗失较多有关。再说被拐诱女子的地区，绝大多数都发生在顺天府属各州县以及京东天津府、京南保定、河间等府，总共涉及州县近40个。再就是邻省的山东、山西女子。间或也有河南、江苏、浙江、湖北和云南人，不过她们中有的被拐时已寄住京师，外省只是原籍地，当然也有京城女子被拐卖到外地的，但为数不多。
一、形色各异的略卖活动
在拐卖活动中，对社会危害最大、最伤及妇孺身心的，当推团伙性抢拐行动。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春，山东淄川、利津等县年景饥荒，有仇衡、刘耀闾二家共12人（内妇女5名），准备到口外蒙古地区“寻觅生理度日”，途遇巴天容、巴世忠等，假称欲雇佣种田，将其哄骗到京师，私立契约，卖与人贩子陈三。陈三的背后主人是个旗人，具体开价再转卖都由他决定。另据巴世忠称，他们在德州又买有男女70多人，随时待命贩运。①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经人举报，有直隶深州民妇郭氏并宛平县人阎二，在京城西直门外地方开设窑窝，“遇有典卖人口，诱引入窑，将男妇两下分养，只称无人典买，迨至数日或数十日后，拖累贩帐，抑勒令其卖妻，众人纠拿，强令本夫印用手模为凭，各卖与人为妻妾使婢。”在不长时间里，先后有申丕显之妻翟氏等10家女子遭到祸害。更有甚者，阎二等在完成勒卖后，竟有将受害妇女的丈夫、家人淹毙勒死以再取财物，整个行径令人发指。②在我翻阅的刑案中，类似像巴天容、陈三，以及阎二、郭氏等人结伙抢拐妇女的事件虽只少数，但不时可见，诸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顺义县白马李七猴，勾结孙二、梁库儿等9人，流窜于京郊各地，打家劫舍、抢掠妇女，财物通过全二伶等贱卖销赃，妇女则暗送京城转卖。③又如满洲正黄旗人文玉，结伙掠卖妇女崔李氏等；蓟州人曹存，伙同朱姓等人，入室抢夺妇女梁氏；以及在京外乡人王春山用强抢获妓女杨三儿，并通过旗人宝荫转卖分赃。以上都属于使用暴力略卖女子的行为。更有诸如直隶深州人杜兴林聚众于京郊强抢民妇陈王氏，当其用车运送入城，行至安定门外关厢时，因陈王氏喊叫求救，竟被杜用手扼住咽喉而死，出了人命大案。④
在更多情况下，拐卖活动多采取骗诱的方式，当然这中间不排斥有威胁的手段，如语言恐吓。嘉庆七年（1802年）六月在良乡县发生的一起拐卖案就很典型。当时有房山县民魏添幅带同妻子魏王氏出外寻工，迨行至良乡县境窦各庄时，天色已晚，准备找户投宿。适韩王氏在外闲坐，询知来历，见魏“愚拙”，妻子“年轻”，即起意诱卖。次早，韩王氏与邻村李王氏密商，并一面让魏外出做工，然后向魏王氏诡称也给她找得雇主，随令伊子韩才并李承祥等一道伴送进京。途中，韩王氏即挑明诱使改嫁，被魏王氏拒绝。韩王氏即以既不情愿，当交还饭钱五千文加以挟制。在京城，则通过李王氏旧识范倪氏为中介，以身价大钱25千文，将魏王氏契卖与李三为妻。[1]续集卷4这种把外地女子诱拐到京城转卖的，一般需由在京熟识门道之人作呼应。譬如，直隶丰润县民妇孙氏，十五岁时嫁与玉田县人刘士发为妻，因搞不好与婆婆的关系被休，其时，孙氏父母已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往长城口外地区谋生，于是由胞叔孙寿做主，聘给宝坻县马玉发子马添章为妻。道光三年（1823年），添章因家里贫穷，随将孙氏转卖给本县林亭口人田二即田姑子。田不过是个中间人，即联系来往于京城间的人口贩子王怀孔，并通过王、田二人，将孙氏以京钱50千，卖与在京开米碓房的山东海阳人孙可道为妻，然后将所卖钱文按三股与马添章均分。⑤再如宝坻县关张氏，过门两年未生子女，丈夫关开瑞，长年在外作小买卖，无暇顾及妻子，致关张氏流落讨乞，结果被一个叫杨余的人所盯住。由他告知在京佣工的高桂，又由高桂勾串人贩子，将关张氏骗诱至京，以白银八两，卖与安定门外小黄路北王某。⑥
对于此类从事转卖人口的男女，除了前面被指叫做人贩子，也有称为人牙子或说媒人的。说起说媒人，人们的印象便是为人说亲保媒的媒人、媒婆。其实，当时在京城等城市，因为外来人口众多，他们进城寻工谋生，常碍人地生疏，需得中介帮忙，于是便有本京或外乡久居者凭借交接广泛、信息灵通而充当此任，从而使媒人的任使更加广泛。他们中既有男性，也有女子。在从事中介时，常常会碰到各种人物和各色要求，徘徊于合法和非法之间，更有因利益的诱惑而涉足贩卖人口的勾当。且举一例，京师正白旗满洲马甲齐明泰家人詹氏与直隶河间府籍民张氏，向以说媒度日。乾隆三年（1737年），詹、张二人见朝阳门外东岳庙地方常有乞食幼儿讨吃，于是先后诓骗八十儿、六儿、栓儿、傻大并妇女李氏5名口，并伙同王胡子，将其卖往关东，得银均分。⑦在邻近京师的畿辅或鲁豫等省，每当灾害发生之时，一些人口贩子便显得异常活跃。同治初，直隶南部遭遇大旱，年岁不收，颇有农家为了活命，不得不鬻儿卖女。当时有位保定“人牙子”，一口气买了19个女孩，送往京城等地，其中一曹姓女子，虚岁14，被寄居地坛附近的陈姓人家，以90吊钱买去。⑧
这些人贩子仗持在京城的各种关系，经常行事猖狂。宝坻县袁田氏，25岁，因“度日难过”，被汪氏以帮助找人佣工为名骗至京城，经转手落入顾氏手中。据称顾氏是个以“卖奸为生，并拐卖人口，屡次犯案”的惯犯。可就是这个人，仍能将袁田氏作价30吊大钱，卖与前门外某下处（下等妓院）为娼。不仅如此，当袁田氏丈夫袁秋告到宝坻县，并经勘明追查时，顾氏却敢勾结魏四，霸住袁田氏不放返家。⑨在骗卖活动中，还有叫“放莺儿”的勾当，针对的主要是那些在京打工、稍有积蓄的外来单身男子。咸丰十一年（1861年），韩氏被卖案就是例子。韩氏，30岁，住阜成门外蓝靛厂，丈夫是旗人成太。起先，成太把韩氏卖与党姓，党姓再转卖给人贩子蒋国亮。蒋国亮让同伙蒋锡侯、尹一恺充当媒人，假称韩氏是丧夫求嫁的寡妇，乃以礼银265吊，卖与宅坻县陈堂庄32岁鳏夫陈存义为妻。可蒋还不放手，又串通原夫成太，假充系韩氏兄长，声言再嫁时未征得他同意，强要把韩氏带领回家，企图再次勒索钱财。只是因韩氏仗义揭发，到官府出首，这才揭穿了这宗叫“放莺儿攒人”的骗人把戏。
通过以上案例可见，这样的拐卖活动，一般需转手两次或三次才得以完成，并构成一条罪恶的黑色链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绝不能公开进行，属于违法买卖，必须通过中介漂白，才得找主出手。前述韩氏被卖案中，就是经人口贩子蒋国亮的一番乔装，使韩氏可以寡妇的身份公然选婿出聘。当然也有未经漂白直接便被转卖的。这种私下转卖，很大一部分被送到妓院。譬如，有叫穆德茂的某花行手艺人，利用平时熟悉此等门道，将旗人恩荣胞妹大铃（17岁）拐走，通过中人，以身价银75两卖与在扁担胡同开暗门子（下等妓院）的唐李氏家为娼；⑩又如，旗人联寿童养未婚妻庆秃儿，乘往宗室国存家做活之际，屡屡诉说夫家贫苦不能如意，表示欲乘间逃出另找好主。于是促使国存萌生歹意，将其拐出，经中介卖往锦州，改名金红，在三顺下处卖奸。（11）对于后两宗买卖，因为无论是卖方或买方，都以黑对黑，互知底细，所以无需再加装扮漂白了。
在拐卖者中，主要指首先实施拐卖的人，并不都是蓄意而为的惯犯。如深州人王王氏，52岁，因贫穷，家乡无依靠之人，来京城唱曲讨乞为生。一天行至米市大街，见一女孩（名叫静女，4岁）在彼啼哭。王王氏见四周无人，便将其抱回住处，未敢价卖，即被女父访知，将伊拿获。（12）宝坻县人黄许氏，28岁，平日丈夫就“时常打骂”，一次到邻庄借钱未遂，害怕丈夫再次施暴，正在井旁啼哭，“随有不认识张泳富（28岁，独身，贫苦度日）向我查问”原委。次日，张将黄许氏并其子丑儿一同带往京城堂兄张福家，以图计谋，随被黄许氏丈夫与本县差役访知拿获。（13）再如直隶武清县民马永安，随母在京城卖线活命，邻佑何蒋氏，常上街求乞度日。何蒋氏有女九儿，年龄偏小，缺人照料，乃托马代为看顾。恰有在京卖糕干谋生的天津人刘恩清，缺少女儿，愿找合适者进行领养。马永安见此机会，便哄诱九儿，将其价卖与刘恩清为女。（14）以上，无论是王王氏、张泳富、马永安，也不管拐卖已成或已拐未卖，都触犯大清律条，需由官府追究。但若从案情看，它们都有一定的偶然性，是某种客观条件使诱拐者萌发犯罪的冲动，这与那种蓄意寻找机会的惯犯，应有所区别，而从笔者所接触的案例来看（不限于京师地区），偶发性拐卖确占有一定的比重。
二、为什么会被诱拐
下面我们从受害妇孺的角度分析拐卖发生的原因。
这里，首先要把通过强暴手段，如用抢掠、胁迫等方式贩卖妇女与一般诱拐区分开来。前者完全违背妇女乃至家人意愿，属于赤裸裸的暴力行为；后者因有诱骗的因素，她们之所以受骗上当，或多或少亦与受害者本身有关。下面是对56个女子被骗原因所作的归类统计：
丈夫常年外出导致在家妻子情感空虚或生活无着落13例（其中一例被人谎称丈夫在外病故），占23.21％；
嫌家庭生活贫困10例，占17.86％；
躲避丈夫家庭暴力7例，占12.5％；
与公婆不和（内有2例是童养媳）7例，占12.5％；
与情夫私奔，进京后却困于生计被情夫所卖6例，占10.71％；
丈夫亡故生活无着落5例，占8.93％；
欲外出寻工4例，占7.14％；
婢女不满主人打骂2例，占3.57％；
被父母责打1例，占1.79％；
进京后因人地生疏迷路1例，占1.79％。
在所列上述10种原因中，人数最多的是第一种。很多史实表明，在清代，农村人口外流相当普遍，华北京畿一带，由于接邻京城和天津两大城市，北边的关外东北和口外蒙古地区，又土满人稀，能容纳更多劳力去打拼，但在去往他乡异土的路上，不可避免地会充满荆棘。为求稳妥，不少家庭往往采取先由丈夫独自前往，妻儿留守井灶的做法。这种权宜之计，若时间一长，难免会发生问题。特别是当时交通通信条件异常不便，在家妻子长期不得丈夫音信，难免心情焦躁，有的甚至陷于难以生活的境地。在此情况下，若有人引诱，一些年轻、阅历不深的女子便难免受骗上当。有关事例如直隶丰润县赵张氏，丈夫赵三自道光十二年（1832年）外出，两年多并无消息，结果被久在京师贸易的李明拐骗进城；宝坻县诸福仲，去关外谋生一年有余，其妻刘氏（33岁）并一子（4岁）一女（13岁）无资糊口，且子女又先后病故，乃被骗卖，最后在京城沦落风尘；再如前引关开瑞妻关张氏，因丈夫“在外作小买卖一年未回，没吃喝”，在讨乞时被人勾串人贩子奸拐至京城嫁卖。（15）类似事件也有发生在京城的，李玉泉，30岁，直隶河间府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携妻王氏到京谋生，由同乡张大雨推荐到某皮局当佣工，王氏在杨姓家当奶妈。次年李玉泉被皮局辞退，迫使其离京外出贸易，两年后返还寻找妻子。据杨家称：头年八月，有张大雨来家告知，李玉泉在外病故，教王氏改嫁。经查证，张先将王氏嫁卖与开煤厂之阮二为妻，后阮二又转卖给宗室桂龄为妾，使李玉泉夫妻再难聚首。（16）
因家庭生活贫困，寻求改变窘境而被拐骗的案例计10宗，所占比例同样不小。典型者如前引宝坻县袁田氏因“过门后贫寒难度”，欲“进城佣工”，致遭人骗卖便是；再如山西平定州人赵岳氏，因丈夫赵中塘“患病难好，不能养活”，托相识“找一佣工之处，以免在家坐食”，结果亦遭同样命运。（17）有的买卖甚至还有丈夫参与，宝坻县民唐永发，因为穷苦生活难过，想把妻子赵氏卖了，令其另谋生计，由此几经过手，最后被卖京城刘宅当女仆。（18）旗人关陈氏串通小叔子关凤呈，诱拐丙玉隆未婚童养妻长顺儿外逃以图价卖，也是因为长顺儿常到关陈氏处闲坐，每每谈及家中贫苦难以度日，从而使关陈氏能有所逞。（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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