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研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蔚然成为一个热点。不仅陈寅恪先生的学生、同事和研究助理纷纷著书论文，而且一些年轻的学者也以陈寅恪先生为中国现代学人的榜样而为之立传。（注：据我目前所见，中文学术界所出版的有关陈寅恪的纪念文集、研究论著和传记有如下许多种。最早的一本应该算是俞大维等人编的回忆文章《谈陈寅恪》（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然后有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1997年再版）、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1997年增订版，汪著的简体字本以《陈寅恪评传》在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台北：时报文化1984年版，余书以后两次再版，最近一版是由台北东大图书在1998年出版的）、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胡守为主编《〈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版）、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刘以焕《国学大师陈寅恪》（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钱文忠《陈寅恪印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王永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蔡鸿生《仰望陈寅恪》（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一些有识之士，能独具慧眼，把目前的陈寅恪、钱钟书“研究热”，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由此而对以往的中国学术界状况，作一番针砭。
笔者也不例外，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也选择陈寅恪及和他一辈的史家为重点，讨论他们在中西史学交流、汇通方面所做的努力。（注：Qingjia E.Wang，"Chinese Historians and the West：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Ph.D.Dissenation，Syracuse University，1992）。其中有一章讨论陈寅恪。）但是可惜的是，在我1992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还没有机会读到陈寅恪和他学术的同志、老友傅斯年的一些通信。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我有机会多次访问台湾中研院，继续搜集有关资料，特别在傅斯年所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研院于1955年成立的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档案中，发现不少有意思的通信。在我修改博士论文，并将其在美国出版时，曾加以运用。（注：参见Q.Edward Wong，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the May Fourth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1）。）但有些材料，似乎中文学界的读者会更有兴趣，因此特别写作此文，供同行、方家参考、指正。
首先，我们还得从陈寅恪名字的读法谈起。中国学术界中对陈寅恪略知一二的人士都知道，陈寅恪的名字读法与众不同，“恪”字不念“ke”，而是念“que”。以季羡林、周一良等人为首署名的《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有一英文副题，也用的是“Chen Yin-que”。（注：该书的副标题是Studie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Chen Yin-que，前揭书。）这一读法，看来是从陈寅恪先生的朋友、学生那里来的，可以说是一种“口述文化”。予生也晚，无缘亲炙陈寅恪先生，但我想他的这些朋友、弟子如此称呼他，或许也得到陈先生的首肯。1999年我访问北大，与师生座谈，也言及此事。在座的张芝联先生回忆到，那时人们称呼陈寅恪先生的兄弟陈衡恪，也念“que”，而不是“ke”。看来该字的读法，他们陈家有特别之处。
但是，如此称呼并不完全正确。主要原因是陈寅恪本人在海外求学的时候，并不如此署名。我至今已经发现三个证据，其中一条与刘桂生教授依据陈寅恪在德国留学时的学籍材料所写成的短文相同，但刘教授没有特别注意该材料所显示的读音问题，因此在这里再提一下。刘教授的短文，主要通过德国中国学家、现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的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的帮助，找到了陈寅恪在德国求学时的学籍注册单。有趣的是，陈寅恪在注册单上的署名是“Chen Yinkoh”，显然，这一“koh”是“ke”的不同拼法，而绝对不会念成“que”，因为如果是念“que”，则无论如何也不会拼成“koh”。[1]（P308-316）
其实，在最早出版的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就已经有相应的证据。1970年陈的表弟俞大维编辑了《谈陈寅恪》一书，其中有赵元任、杨步伟的回忆文章。赵不但是中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是陈寅恪先生的老友、中研院史语所的老同事。他很早就发现陈寅恪在署名时，根据的是标准的读法。作为一个语言学家，赵还特别作了说明，认为把“恪”读成“却que”，是当时北方人的误读。他在文中说，他和妻子杨步伟参加了毛子水的请茶会，在座的有罗家伦、傅斯年、陈寅恪和张幼仪（徐志摩的前妻），时为1924年8月7日，地点在德国柏林。赵在事后记了日记，用了Y.C.Chen。但是，到了八月二十日才发现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记上就写了去访“Yinko Tschen”。“陈”字的拼法当然就是按德文的习惯，但是“恪”字的确有很多人误读若“却”或“怯”。前者全国都是读洪音ㄩ母，没有读细音其く母的，而“却、怯”在北方是读くㄩㄝ，所以我当初也跟着人叫他陈寅くㄩㄝ；所以日记上也先写了“Y.C.Chen”了。（注：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谈陈寅恪》，俞大维等编（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26页。）
我在阅读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对陈寅恪名字的读法有所注意。凑巧的是，我发现陈寅恪在二次大战以后到英国治眼病时给傅斯年的一封信，其中自然谈了不少有关他眼睛开刀以后的情况，在最后落款时，他希望傅斯年方便时回信，由当时在英国牛津的邵循正先生转。此处他（由他妻子唐筼代笔）用英文写下他的名字与地址，赫然便是（下面为原文）：
Prof.ChenYin-ke（陈寅恪）
c/oProf.H.C.Shao（邵循正）
Balliol College
Oxford，England（注：陈寅恪致傅斯年信，存“傅斯年档案”，藏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Ⅰ-709，该信落款日期是二月十九日，应在1946年。）
如此看来，虽然我们可以用当时人称呼陈寅恪兄弟的办法念他们的名字，但似乎照汉字的标准读法，也没有什么大错，并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因为陈寅恪本人也知道并且运用过这一标准读法。而且我们照标准读法念他的名字，还对得起语言大师赵元任几十年前所作的考证。
此处讲到陈寅恪到英国治病的事，档案中也有一些材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一过程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与傅斯年之间关系的另一面。我们知道，陈寅恪的英国之行，起源于英国大学的邀请，到那儿去讲学。此事在当时有所轰动，使人对陈先生的学问，更是推崇备至。据说当时的女史家陈衡哲就说道：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2]（P118）
从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中可以知道，陈在1939年的2月9日已经受到牛津的邀请，因为他在当天的信中谈到去那里的薪水、税率等事，并且与傅商量是否要带全家一同前去。[3]（Ⅲ-19）
但是他最后没有走成，除了他在“文革”中所作的“交待”回忆，是由于欧战的爆发以外，[2]（p119）还有金钱和其他因素。他在2月9日的信中说，从税率上看，似乎全家一同去英国比较划算，因为如果他只身前去，必须要付20％的税，而有家人负担则基本不付税。但是，要家人同去，就必须增加旅费和行装费。因此他希望傅斯年帮助向中英庚款委员会申请300英镑。
可是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从陈寅恪以后的信中看出，他没有马上拿到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补助，而拿到以后，妻子又生病、船票还订不到。到了6月，他还在等香港方面的“入境许可证”，因为他必须从香港坐船出发。而且由于亚洲的战事和欧洲的紧张局势，他必须绕道，因此川资还有所不够。[3]（Ⅲ-6）直到7月26日他给傅斯年的信中，才说他已经订了8月31日的法国船票。这个时候，陈寅恪已经有点精疲力尽，对能否走已经不抱特别大的希望，因此信中有“天意人事，家愁国难”等句。[3]（Ⅲ-7）
据余英时先生在近年作的考证，陈寅恪在1938年还曾经想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只是由于推荐信到的略晚，因此没有成功。陈寅恪有意到英国，只是想治疗他已经受损的视力。他若走成，或许能保住他的眼睛。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还是根据陈寅恪的“交待材料”，认为他受邀的学校是牛津，而不是剑桥。（注：余英时“跋新发现的陈寅恪晚年的两封信”，《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第265-267页。余英时在第一次写作该文时，曾根据胡适等人的信件，认为1939年邀请陈寅恪讲学的是剑桥大学，而不是牛津大学。见余英时的同名文章，收入《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1992年版），第349-350页。但在重刊时放弃了这一说法。）
其实那时剑桥也的确曾想请陈寅恪去讲学。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办成。但陈寅恪并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人选。这里提供一个佐证。在“中”研院近史所所藏的“朱家骅档案”所见，1939年张歆海（1898-1972年，哈佛博士，白璧德的弟子，曾任中央大学和光华大学教授）曾有信给朱家骅（1894-1963年），说牛津大学有意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因此需要曾担任中央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写一推荐信，并且拟了一份推荐信的草稿，让朱过目。但朱可能认为事关重大，因此写信给傅斯年，让傅提供意见。但傅斯年并不赞成，认为张的英文素养自然没有问题，但就其汉学修养而言，则并不怎么样。用傅斯年的原话说：“歆海兄之英文学，虽在中国人中出群超数，如此与汉学并不相干。若论其汉学，可谓一无知解。”他甚至举例证明，说张歆海有次为外国人介绍殷墟的发掘，将年代搞错了“二三千年”。傅斯年还在张拟的英文推荐信上批道：“中国人之汉学比歆海强者，斗量车载矣。”（注：见“朱家骅档案”，藏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全宗号301，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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