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错误，拉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在中苏论战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启动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由宣传、鼓动全党全国人民从“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的转换。那么，中苏论战是如何发挥这种影响的呢？本文试对此进行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任务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由于缺乏经验和以美国为首的国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等原因，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之初不得不选择“一边倒”的政策，照搬苏联经验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样，服从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当时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向苏联学习。毛泽东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①，“在全国范围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②。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纷纷强调：“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③而且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经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④所以，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建设我们的国家”，并把向苏联学习作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事情”⑤，要求“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⑥。从此，“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以宣传苏联经验和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向苏联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开展起来，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所谓苏联经验，概括地说就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包围封锁与战争恐吓威胁条件下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任何前例可循的情况下的探索性创造。尽管这种体制是在一个小农经济仍占优势的苏联形成的，其中难免残留有某些旧传统的痕迹，但它毕竟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血脉相连，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及其优越性，应该是人类社会制度一种质的进步。事实上它也曾保证苏联在短期内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奠定了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使苏联迅速发展成为唯一能够同世界上头号资本主义强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中国的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而生产力又十分落后物质资源短缺，民众生计相当贫困，再加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全面封锁和疯狂破坏，刚刚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也非常缺乏组织大规模建设的经验。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和人民政府能够想出来的办法，只能是向苏联学习，即利用自己因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迅速胜利而获得的崇高威望，依靠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严密组织与铁的纪律，把一切能够集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一使用，并据此提前超额完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事实证明，当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苏联学习”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是正确的，实际上也在教育和团结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教育、引导全党全国人民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和方法，介绍和宣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例如：翻译出版苏联书籍，放映苏联电影，组织苏联经验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交流会、展览会，鼓励大家学习俄语并与苏联人民通信等。据不完全统计，1949至1953年用中文出版的苏联书籍有3100多种，其中社会科学书籍943种，文教书籍348种⑦。到1955年2月为止，《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发行了130多万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发行了87万多册⑧。1949年10月至1952年9月，仅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38个城市就举行了以中苏友好为主题的讲演、座谈和报告98 699次，参加人数49 153 959人⑨。与此同时，还掀起全国性的以学习苏共（布）党史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学习高潮，在短短三年内就出版发行列宁、斯大林的著作272.25万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被列为“干部必读”书目，以及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主要教材。所有这些，坚定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信念，加强了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焕发了他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当然，这些思想政治教育也存在一些片面性，不自觉地增进了人们对苏联经验和斯大林个人的迷信，把苏联当作自己心目中的“天堂”，视苏联模式为社会主义经典。
二
苏共二十大公开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错误，提出苏共内政外交的一些新思路，实际上是否定了斯大林模式的唯一正确性，这使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学习苏联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受到极大震动。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心态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⑩。
“喜”的是苏共自己“揭开了盖子”，“表明斯大林以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自己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11]。破除了迷信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12]，这就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来，随着新中国社会经济成分的逐渐复杂和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觉察到苏联经验的某些弊端，但鉴于斯大林和苏联的崇高威望，难以公开怀疑苏联经验的绝对真理性。“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吗？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13]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为中国共产党打破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提供了契机，启动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由“学习苏联”到“以苏为鉴”的转换。苏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宣传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要求“根据十条的精神来考虑”[14]，即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以苏为鉴”的精神，教育和引导全党全国人民正确认识和对待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经验。
“忧”的是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主要领导者。对于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绝非个别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必然影响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历史的看法，关系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与命运。在毛泽东看来，全盘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苏联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成果与实践业绩，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用来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所以，“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15]，也就是在肯定斯大林的前提下批评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16]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的思想政治教育，仍然保留着“以俄为师的印记，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三
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共产党把维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放在首位，将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经验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于是，一方面赞同揭露和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决定”以苏为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又担心突破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经验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种探索就只能是在斯大林模式或苏联经验内的补苴罅漏，作一些”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的改良[17]。因而，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的转换，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的局限。
在对待苏联经验问题上，一方面大力批判教条主义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18]党的各级思想宣传部门，必须教育和引导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与各个单位，反对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刘少奇在听取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中央新闻宣传单位负责人的汇报时，严厉批评了宣传部门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做法，揭开了全国新闻舆论宣传工作改革的序幕。国家教育部明确规定：各级教育部门及其成员在学习苏联经验时，要“学少一点，学好一点”，坚持学习苏联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掀起了建国后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在内的教改高潮。另一方面，又强调继续学习苏联经验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苏联经验的“主流”、“主要方面”是好的，这就是“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19]。“正确地向苏联学习，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20]，对那些否定苏联建设成就、忽视向苏联学习的倾向要进行适当批评。周恩来也认为：“苏联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首先要向80苏联学习。这一点是肯定的，不容动摇的。”“我们并不因为这次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就说苏联也有错误，就不学了，那是不对的。”[21]在对苏联经验的认识上，一方面教育人们要“具体分析”苏联经验，把先进经验与落后经验、成功经验与失败经验区分开来。毛泽东说：“苏联的建设经验是比较完全的。所谓完全，就是包括犯错误。不犯错误，那就不算完全。”[22]据此，中宣部先后两次召集有28个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参加的座谈会，就关于学习苏联经验和今后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引导人们“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另一方面，又强调“不要因为斯大林犯错误，他的书就不读，那是不对的”[23]，把斯大林主义看成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谁反对斯大林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
在宣传苏联经验的方法上，一方面反对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方法，提倡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宣传教育。毛泽东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真正做到使人们懂得对苏联经验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24]，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另一方面，又强调苏联经验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普遍规律与共同道路，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绝对不能动摇”，必须“为苏联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25]。这样一来，就把苏联经验教育同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混为一谈了。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的思想政治教育思路，有利于纠正忽视本国国情和本民族特点而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教育和引导人们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但是，中苏论战是在“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26]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就不能科学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当然难以教育和引导人们分清苏联经验中的先进成分与落后成分，埋下了后来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的伏笔。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27]直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深重灾难的磨练，中国共产党人才从“痛苦的学习”中大大提升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明白和掌握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真谛，再一次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步入蓬勃发展的康庄大道。
注释：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③朱元石：《刘少奇一九四九年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1第3期。
④《周恩来总理在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54第11期。
⑤《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建设我们的国家》，《人民日报》1953年2月14日。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⑦［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8页。
⑧廖经天：《中苏友好讲话》，工人出版社1956年版，第15-16页。
⑨柳建辉：《中苏友好协会的缘起、历程与终结》，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⑩《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11]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年版，第82页。
[1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4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页
[16]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年版，第101-102页。
[19]石仲泉：《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20]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57－1992）》，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
[21]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5-24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73页
[23]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24]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25]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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