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传递了中央高层应对社会动向的一个意图。这个意图被概括为“两个凡是”的方针，并被认为意在阻止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天安门事件，当时即受到党内外的质疑，后来更受到严厉批评。那么，当时社会出现了什么动向？中央高层的主观意图究竟是什么？“两个凡是”是怎样提出来的？后来的结局如何？许多研究者作过叙述。笔者在阅读相关史料、著述的基础上，也试图通过本文作一个梳理。
一、两难和“两全”
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采取强力措施，隔离审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随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对此，史称“粉碎‘四人帮’”。对于新权力核心而言，粉碎“四人帮”绝非没有政治风险。如何避免风险，在主持者看来，关键在于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所以中共中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或筹备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全集》①，以向世人昭示“继续高举毛主席旗帜”的姿态和决心。
当时，海外的确有一些评论称华国锋和中共实行“非毛化”②，国内亦不乏“右派政变”、“军事政变”的流言③，但总体上说这方面的情势并不严重。粉碎“四人帮”在党内外赢得异常广泛的认同，连华国锋和高层多少都有些始料未及，华国锋当时曾坦承：“有些我们预料到的，有些比我们预料到的还要好”④。
人们在欢庆“四人帮”倾覆的同时，也呼吁重新处理刚刚过去不久的两件大事：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撤职。两件大事都与“四人帮”直接关联，既然“四人帮”已经垮台，颠倒的历史便须再颠倒过来。呼声首先来自党内一些老同志和资深人士，同时也来自民间。抓捕“四人帮”的第三天，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因为在“批邓”运动中再次遭到批判，挂着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衔，却已经“靠边站”。叶选宁通报了抓捕“四人帮”的情况，代表父亲征询胡耀邦对治理国家的意见。胡耀邦认为当前三件事情最为重要：“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⑤ 抓捕“四人帮”的第十天，即10月16日，李先念打电话给早已被边缘化的陈云，征求对各项工作的意见。18日，陈云致信李先念，除了表示对粉碎“四人帮”的赞成和拥护、提出当前工作的意见以外，还提到了天安门事件：“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⑥ 陈云的这封信是否涉及“批邓”，公开的材料没有显示。胡耀邦、陈云的建言，反映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受“文化大革命”冲击的元老的愿望。至于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纷，对解决两件大事充满期待。
一个普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拒绝了来自党内外的呼吁，“阻挠和拖延”了邓小平的再度复出。其实，华国锋和高层并非不愿解决邓的问题。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虽然都真诚接受和拥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但其中部分人（包括华国锋在内）长期分管政府事务，比较务实，1975年还参与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甚至比较积极（华国锋本人即是如此），与邓小平有过一段较好的共事关系，同江青等人反倒有些矛盾和摩擦。后来由于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他们也跟着批判，但与“四人帮”不同，内心未必赞成“一棍子打死”。至于叶剑英，1973年和1975年曾三次向毛泽东举荐邓小平，1975年与邓小平联手整顿军队，同邓小平有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批邓”以后，叶亦遭冷遇，彼此是患难之交，因此最早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建议。
问题是，这两件大事虽然都与“四人帮”相关，但都是毛泽东定的案，一旦翻案，不可能不牵连毛泽东。既要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又不能损害毛泽东的形象，华国锋和高层面临两难。“反复考虑”的结果，是设想了一个“两全之策”：一方面公开维持“批邓”的口号，另一方面逐步降低“批邓”的声调，暗中为邓的复出做准备，然后正式恢复邓的工作。华国锋后来多次解释：“如果不是首先紧紧抓住对‘四人帮’斗争这个全局，在‘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之二还没有发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还没有充分揭露之前，在他们批邓另搞一套造成的混乱还没有澄清之前，就急急忙忙去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那就可能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上产生各种疑问，特别是‘四人帮’的余党一定会乘机捣乱。‘四人帮’不是早就造谣说什么‘有人要为邓小平翻案’，什么‘邓大平、邓二平’吗？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⑦ 华国锋的判断和考量是否准确，尽可讨论，但透露出来的心思很难说不真诚。
据吴德回忆，1976年10月份，华国锋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三条：第一条是请邓小平出来工作；第二条是要在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第三条是要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⑧ 华宣布的当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最高层商议的结果。据熊向晖女儿熊蕾的文章披露，10月31日，叶剑英同她父亲熊向晖谈话，也肯定邓小平是要出来工作的。叶剑英对熊向晖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有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⑨ 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的当月，华国锋和高层已经在考虑邓的问题了。⑩
事实上，从1976年12月起，邓小平的政治和生活境遇有了明显改善。12月初，邓小平患病，经叶剑英批示，10日入住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11） 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看文件。16日，华国锋、汪东兴批示，同意医院给邓小平实施手术治疗。（12） 住院期间，邓小平曾经被接到京西玉泉山，听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介绍抓捕“四人帮”的经过。（13） 华国锋、叶剑英是否告知邓小平恢复他工作的打算，不得而知。但是，以如此高的规格（中央主席、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委员）向邓小平通报情况，本身已经说明问题。1977年2月3日，邓小平治愈出院，入住北京西山疗养，中央政治局至少一半的在位成员曾先后前往看望。据有关著述，1976年底，苏振华、倪志福去西山看望邓小平。（14） 他们向邓小平“汇报了上海工作的情况”，苏振华还对邓小平说：现在“四人帮”粉碎了，全国清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形势很好，你出来工作的条件也成熟了，请你尽快出来领导我们工作吧！邓小平说：我也老了，前台工作还是由华国锋同志和叶帅他们去做吧，我可以给你们当个顾问。苏振华、倪志福则表示：你要出来就不是当顾问，你水平高，经验丰富，毛主席早有评价，我们都拥护你。（15） 据吴德回忆，在李先念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也曾一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明确“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16）
至于“批邓”，事实上也在逐渐淡化。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公开讲话，只有一次涉及“批邓”。1976年12月25日，华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在毛主席逝世以前，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对抗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批邓另搞一套。”（17） 仅此一句，仅仅是提及，而且是从批判“四人帮”的角度说的。这是中央高层领导人最后一次公开提到“批邓”。据笔者搜索的结果，《人民日报》提及“批邓”的文章，1976年10月7日至31日计160篇，11月减少至62篇，12月再减至36篇；1977年1月仅3篇，2月以后绝迹。至于“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从1977年元旦起即不再提“批邓”。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批邓”，不过是一个符号，并无实际动作。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和高层也有松动。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同中共中央宣传口（18） 负责人谈话，说道：“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过去按中央指示办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但有‘四人帮’插手。现在不涉及此事，避开不谈。”（19） 虽然说“避开不谈”，但话里也暗含一些潜台词：第一，说天安门事件是中央定的，“不能不追，不能不查”，含有出于被动而非主动的意思；第二，说有“四人帮”插手，表明事情的背景不是单一的，还有另外的原因（华国锋后来曾说事件是被“四人帮”逼出来的）；第三，说“现在不涉及此事”，暗示以后还会重新处理。不久之后，这种松动果然有了实际步骤。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重新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通知，要求：“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20）“纯属”一词画地为牢，涉嫌所谓“恶攻罪”的人士仍然不允释放。中央通知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21）。事件的定性，也依旧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但是重新处理，毕竟表明华和高层对事情的看法有了某种改变。事实上，还在这个通知发出之前，对被捕人员已经开始放宽处理。以北京为例，全市逮捕388人，粉碎“四人帮”之前已陆续释放224人，到1976年11月底又释放了140人。（22）
二、“两个凡是”的提出
华国锋和高层的“两全之策”，没有能够有效平息社会呼声。分析起来，恐怕既有部署策略上的原因，也与高层意图同社会诉求存在不小距离有关。高层解决邓小平问题的部署，外界并不知情，甚至党内大多数人包括资深人士也不了解，难免给人造成“拖延”的印象。解脱了天安门事件的当事人，却仍然维持对事件的定性。人们终究没有看到事件的彻底平反。党内外郁积起不满情绪，社会呼声愈来愈强烈。1977年1月，是周恩来逝世一周年。这年年初开始，北京许多市民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写诗词，贴标语。除了纪念周恩来，很多内容涉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表达了对高层的不满。
此情此景，与几个月前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高层担心引发事端，于1月6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华国锋感到“现在有些思想动向值得注意”，在会上谈了三个动向：邓小平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和十七年（23） 的估价问题。他肯定邓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据李鑫说：“我记得1976年12月中央就议过要有步骤地解决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到1977年1月时，中央已经决定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24） 笔者推测，李鑫说的很可能就是这次政治局会议。
华国锋告诫，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应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华国锋再三申明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显然是顾虑被指违背毛泽东的遗志。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承认“此事确实受到‘四人帮’压制”，甚至说“天安门事件是压出来的”，但也说“确有少数反革命”。他强调此事“毛主席有指示”，“一定要说毛主席指示错了，会在群众中引起很大争论”。对这些动向，华国锋虽然不满，但态度却相对温和容忍。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表示“悼念周总理，贴大字报，送花圈，让他送”，还说：“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领导这一层要讲清楚。”总的精神，是要求“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把刀子不能丢”。（25） 华国锋和高层希望事情在高层设想的框架里解决，以免“干扰”高层预设的大局，而关键是不能“损害毛主席”。这是华国锋和高层的政治底线。
第二天，汪东兴指示中央理论学习组（26） 负责人李鑫（27） 组织写一篇社论，谈学习《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讲话，把对天安门事件、对邓小平问题的注意力转过来。汪东兴说要注意引导大家学文件，还具体指示社论文字不要长，2000字左右，要有力。《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不久；华主席讲话指的是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也已公开发表。发表社论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大概是落实华国锋“要引导”的指示的第一个动作。
1979年1月8日，李鑫召集中央理论学习组布置起草社论稿的事宜。过了几天，情况有变化。14日，汪东兴布置新任务：为华主席起草两个讲话，一个是在小范围内谈谈小平同志问题，一个是在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李鑫向理论组作了传达。“小范围”指的是中央高层准备在1月份召集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议，华国锋要在会上讲话，要求准备一个讲话提纲；学大庆会议则是将在4月份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华国锋也要讲话，要起草一个讲话稿。李鑫还在传达中强调要批小道消息，狠驳分裂中央的言论。所谓“小道消息”、“分裂言论”，指的是社会上关于邓小平和天安门事件的舆论。话说得比华国锋严厉，不知是传达的汪东兴的指示，还是李鑫本人的发挥。社论稿的起草因此搁置，理论组转而起草华的讲话提纲和讲话稿。
1月17日，李鑫主持讨论讲话提纲的起草问题，说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人们提出的问题，一个是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大局讲起；干部和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要服从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他还说：要讲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处理这两个问题要肯定毛主席正确，不能损害毛主席的形象。按照李鑫的意见，理论组写出了讲话提纲的第一稿。
1月21日，理论组讨论修改第一稿。在李鑫主持下，修改稿（即第二稿）里写了这样两句话：“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有损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不能容忍。”这是第一次提出“两个凡是”，即“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
为什么写了这样两句话？李鑫后来叙述：“在起草过程中，最难处理的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稳定局势，就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不能讲毛主席有错误，不能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同时，又要讲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正确的，必需的。这样，起草工作就十分为难，怎么说也说不圆满。由于我强调了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在讲话提纲第二稿中出现了‘两个凡是’的提法。”（28） 这说明，“两个凡是”有特定的指向，针对的是当时有关邓小平复出和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社会舆论，而不是邓小平复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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