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给中国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肩负民族解放神圣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仇恨，发挥现代政党的政治智慧，始终坚持把日本军国主义者与那些被迫或受军国主义欺骗教育而穿上军装、从事侵略战争的普通官兵区分开来，并对被俘的日本官兵进行教育感化工作，力争使他们积极投身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的工作中去，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共产党教育改造日本战俘的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广泛的反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争取被俘的日本官兵，把它看作是对日民间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认为，广大日本下层官兵只是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蒙蔽和欺骗宣传而被迫穿上军装的普通劳苦民众，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因此不仅宽待被俘的日本官兵，而且对他们进行耐心的人道主义感化和反法西斯教育。这一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并不断完善的过程。
抗战初期，一方面由于战争形势的紧张激烈，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改造日本俘虏的人才和经验，同时考虑到日军中有这样的规定：士兵失踪一个星期以上而归队者，将遭枪毙，因此对被俘的日本士兵除特殊情况外，一般经过简单的审讯和教育后，即予就地释放。1937年10月25日，朱德、彭德怀联名签署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规定：“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① 1939年2月，毛泽东等在《关于优待日军俘虏的指示》中也明确指出：“在战斗中俘获之日军俘虏应尽量释放，多则不超过两星期，情况许可时则当场释放，多加宣传优待。”② 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人道及宽大做法，引起日军长官的极度恐慌：“八路军瓦解皇军的手段，最厉害的是优待和释放俘虏。”③ 为了防止被释放回来的日本士兵扩散影响，影响士气，日军长官通常都将其一律处死④。
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了对日俘虏政策。1940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⑤ 7月，朱德又和彭德怀联名发出《八路军司令部命令》，其中有多项内容对如何处理日本战俘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日本士兵系劳苦人民之子弟，在日本军阀财阀欺骗强迫之下而与我军接触。因此，一、日本士兵被俘后，不准伤害，侮辱，其所携物品，一律不得没收或毁掉。并须以兄弟对待彼等。我军指战员如有违犯此项命令者处罚之。二、对负伤或患病之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给以治疗。三、愿回国或愿归队之日本士兵，尽可能予以方便使其安全到达目的地。四、愿在中国或中国军队工作之日本士兵，应予适当工作，愿学习者，应使其进适当学校。五、愿与家族或友人通信之日本士兵应予以方便。”⑥ 这些内容还被制成传单，广为散发，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月，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又指出：“过去对俘虏工作之困难，是因为没有日本人帮助我们，假若我们能训练出几个同情我们的俘虏，对今后俘虏工作及一般敌军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⑦ 自此，对日军战俘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即由此前的就地释放为主转变为教育感化为主。
不过，对日本战俘的教育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日本军队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教育，成了效忠天皇和日本军阀的侵略工具，而且自恃装备精良，战场上很少败绩，十分骄横自大，再加上为天皇献身的武士道精神十分强烈，思想错误且态度顽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日本士兵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⑧，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教育很难迅速接受。
事实正是如此。多数战俘刚被俘时，因担心会像日本侵略者残酷对待和折磨中国抗日战士那样受到处置，且内心又很是不服，因此大多态度极为恶劣，以求被快速处死；在确信不会被处死，也没有受到虐待，并得知如果想返回原部队是可以被遣返的答复后，又害怕被放回原部队后会受到军纪处分或承受不了“宁死也不当俘虏”的所谓“军人信条”的心理压力，情绪非常复杂⑨。他们不仅不承认自己的行动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反而认为是来帮助中国老百姓解除压迫和痛苦的，并且拒不承认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有些日本士兵被俘后，表面上装得很老实，但却在私下里商量着如何出逃的计划，有的还逃跑过不止一次，甚至以自杀来求得解脱⑩。他们认为，被其称为“匪贼”的八路军俘虏，是其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不仅自己这一生完了，就连家属也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唾弃与谴责”。只有主动自杀，才对得起祖国，对得起天皇圣上，并狂妄地认为，用“下等武器作战”、“吃鸟食”（八路军的主食是小米、玉米。在日本，通常用小米等粮食来喂鸟）、“连一辆汽车、火车都没有的乞丐军队”是根本不可能战胜日本军队的（11）。
为了教育、改造日本战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不仅配备懂日语的专门人员做争取日本俘虏的工作，而且在生活上对他们极为照顾，想方设法做他们吃惯的米饭，并尽可能提供肉食，经常让他们能洗上澡，如是受伤人员，不仅受到及时医治，还会受到特殊对待，行军时不仅不用自己背行李，还会让他们坐牛车或骑马；平时在言行举止方面，很注意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用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12）。八路军和新四军还通过实际行动体现自己作为新型人民军队的本质：部队内部严格实行官兵平等、同甘共苦、团结友爱政策；干部作风民主，关心部属，士兵不怕牺牲，忠于职守，对抗战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念；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军民团结，获得广泛的民众支持，等等。日本战俘通过自己的观察以及2－3个月的教育感化，一般都能认识到“世界上未必有像八路军和农民那样的铁一般的团结”（13），从而改变了在日本军队中所受到的八路军是“匪贼”、得不到人民支持的错误看法。
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不仅对日本战俘都给予人道主义关怀，而且对战争中失去父母的日本军人后代也都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百团大战中，有两个名叫栫美穗子和瑠美子的日本女孩成了孤儿。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的亲切关怀下，她们得到了精心照顾，并被送回日军驻地（14）。这一友好举动对日本士兵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二、创办战俘学校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士气的逐渐低落，日本战俘逐渐增多，此前一直采取的完全由各抗日根据地分散单独改造的做法，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创办战俘学校，对日本战俘进行集中的教育改造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是一项富有创意并极具挑战性、同时也被实践证明为极有成效的重要举措。
1940年10月，由林哲（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中国化名，又名冈野进）提议、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在中日双方共同筹备下，在延安创办了日本工农学校。林哲为校长，李初梨为副校长（15）。教员有王学文、何思敬、江右书、王晓云、赵安博等。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办学宗旨（也是校训）为：“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具体任务是把日本战俘培养成为协助八路军做日本军队的政治工作的人才（16），最终目的是“造就从事反战活动的活动家和培养战后日本的建设者，即能为建设民主的日本而开展工作的人”（17）。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和思想觉悟，日本工农学校开设了A、B、C三个年级。A年级学生，多数是刚被俘虏的士兵，主要学习社会主义基础理论；B年级学生是来八路军一年以上的俘虏，主要学习帝国主义时代的政治和经济；C年级学生被俘时间更长，思想觉悟最高，主要学习苏联共产党史。
日本工农学校是在战争中不断成长起来的。据1944年5月建校三周年纪念时统计，学生总数为69人。按兵种分，步兵占79％，其余为工程兵、辎重兵、卫生兵和宪兵。按军阶分，二等兵占10.7％，一等兵占56.1％，上等兵和兵长（士兵中的最高级）占25.7％，下士官以上占7.5％。从年龄上看，最小23岁，最大40岁，其中24到29岁的占82.6％。在参军前的职业构成为，工人占56.5％，农民占15.9％，职员占13.1％，店员占7.2％，商人占5.8％（18）。从受教育程度看，初小毕业占13％，高小毕业占68％，中等学校毕业占14.5％，高等专科毕业占4.5％（19）。这说明日本士兵中的绝大多数是穿上军装的青壮年普通劳动者，从而也证明对他们实行教育改造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生活上对学员十分照顾。对新来的学员，学校给予如下优待：第一月份发给：（一）津贴费5元。（二）被毡按实际情形补充之。（三）鞋袜各1双。（四）手巾及肥皂各1条。（五）牙刷1把。（六）牙粉及烟各1包。（七）旱烟袋1根。（八）碗筷各1付。（九）单衣单裤各1件。（十）衬衣衬裤各1件。每隔4个月，每人补充：（一）鞋袜各1双。（二）牙刷1把。（三）手巾1条。（四）肥皂两块。（五）草烟2斤。伙食上，除统筹统支外，还特殊供应：（一）每人每月猪肉大称1斤。（二）粮食按八路军规定供给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10斤（不扣米）。（三）如遇过年、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时，报告供给机关批准，还会发给专门的会餐费（20）。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仅停发了给八路军的军政费用，而且加强了对边区的包围封锁，再加上日本侵略者逐渐将军事行动的主要矛头指向共产党控制区，各根据地普遍遇到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度过困难时期，各根据地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在抗战总后方延安，按供给方法的不同，当时把各机关分成三种类型予以区别对待：第一类，所需经费全部由政府给予保证；第二类，所需经费由政府提供一半，另一半靠机关生产自给；第三类，所需经费的三分之一由政府提供，其余三分之二靠机关生产自给。日本工农学校属于第一类，不需参加大生产运动。当时的中国军政人员，除基本生活资料实行供给外。还有一定的津贴补助，从普通战士到师级干部分为5级：战士1.5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和朱德也是5元，而日本学员的津贴为3元（21）。大生产运动开始后，延安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对学校的供应更为充足。每人每月供给（节假日会餐补助除外）小麦2斗，另加10斤优待面粉，小米1升，肉6斤1两，油15两，主食以白面、大米为主，顿顿有肉，有的学员甚至产生了“讨厌吃肉”的想法（22）。
1942年后，随着被俘和投诚的日本士兵进一步增多，仅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已不能满足改造日本士兵的需要，在总结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晋西北、山东、华中等地陆续成立了分校。
用举办工农学校的方式来教育改造日本战俘，是战俘管理史上的创举。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大谷正写道：“过去仇视中国，愿为日本帝国主义牺牲一切的我，现在愿意这样宣誓：由于我正确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我将和中国八路军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23） 有的学员说：“八路军不仅没有侮辱我们这些当过日本侵略军的士兵，相反地却给我们完全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把我们当作朋友、兄弟和同志，来到这里后我们才懂得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兄弟、日中两国人民是兄弟，懂得什么是国际主义精神，也才真正懂得应该怎样去做人。”并纷纷表示要努力学好革命理论，毕业后“竭尽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早日停止侵略战争、为了日本的和平以及在日本建立民主主义的人民政府而奋斗。学习期间如果需要，我们也一定和八路军官兵一起去同我们共同的敌人战斗到底！”（24） 有的日本战俘甚至说，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友谊金字塔”（25）。
日本工农学校的创办，大大提高了日本士兵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具体表现在，不仅提高了他们所从事的反战活动的自觉性，而且也为日本战后的民主进步事业和中日友好运动培养了不少人才。
为了真正把经过改造的被俘日本士兵看成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各抗日根据地按照“三三制”原则的要求，先后选举了一批原日本士兵担任各级参议会的参议员。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时，延安反战联盟支部负责人森健根据“特殊条例”当选为边区参议员。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中小路静男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华北各根据地的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等也相继当选为地、县级参议会参议员，华中的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则当选为地区级参议会成员（26）。
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日本战俘的成功经验，引起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的注意和兴趣，他们曾派人和日本战俘进行交流，希望从中得到启发，但正如受到教育改造的日本战俘所指出的那样：“从阶级立场上去教育俘虏，美军是做不到的。”（27）
三、改造日本战俘的绩效
被教育感化的日本战俘，认识到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无穷灾难，而且也给广大日本普通民众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于是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投身到中国的抗战事业中去，力争早日结束这种不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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