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天美国的“会议货币专使”精琪（JeremiahW.Jenks）向清政府提出的在制定国币（注：众所周知，清末的中国币制处在没有“国币”的混乱状态中，中外商人交易时有诸多不便，特别是由于外商的不满而引发了外交问题，如1902年9月缔结的《续订中英通商行船条约》（通称《马凯条约》），其中规定了清朝应制定“国币”。相关内容请参阅拙文《20世纪初（1902-1904）的币制改革论及其意义》（硕士论文，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校大学院东亚史系，1996年），第19-23页。）的同时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币制改革方案（以下简称“精琪方案”），是中国近代币制史上第一个具有系统性的改革方案。此方案虽因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而废弃，但是却对清末民初有关币制改革的争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注：清末民初持金汇兑本位制的改革论者基本上赞同精琪方案，参阅梁启超《币制条议》，《国风报》第1年第10号，1910年5月19日；李宇平《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潮（1902-1914）》，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7年版，第127-159页。）然而关于晚清币制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虽多论及精琪方案（注：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311-332页；叶世昌：《晚清关于本位制度的讨论》，《中国钱币》1992年第4期；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台北，“国史馆”1986年版，第58-70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17-921页；张振鹍：《晚清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SrinivasR.Wagel，ChineseCurrencyandBanking(Shanghai：NorthChinaDailyNews＆HeraldLtd.，1915)，pp.82-106；EduardKann，TheCurrenciesofChina(Shanghai：KellyWalshLtd.，1927)，pp.82-102；WeiWen-pin(魏文斌)，TheCurrencyProbleminChina(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1914)，pp.56-110；TakeshiHamashita，“InternationalFinan-cialRelationsbehindthe1911Revolution：TheFallintheValueofSilverandReformoftheMonetarySystem”，EtoShinkichi＆HaroldI.Schiffrin(eds.)，The1911RevolutioninChina：InterpretiveEssays(Tokyo：UniversityofTokyoPress，1984）。），但或因它没有最终实施，专门的讨论尚付阙如。
此外，中国学术界一直认为精琪方案是帝国主义欲控制中国全部财政，满足其侵略野心的产物。（注：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第326-332页；叶世昌：《晚清关于本位制度的讨论》，《中国钱币》1992年第4期，第25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918-920页；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第102页。）据此，反对精琪方案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主张，便自然地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抵抗”。笔者虽然不想对此提出异议，但考虑到当时梁启超曾批评张之洞的主张是经济学门外汉的“谰言”（注：梁启超：《中国货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六，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24页。），则以为宜从另外的角度来理解当时围绕着币制改革问题所展开的精琪和张之洞的论争。换言之，如果我们要解释张之洞的主张能够在清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压倒美国币制专家精琪的改革方案这一历史现象，就需要换个视角将它与晚清币制实况，以及清末新政初期币制改革的动向结合起来加以考虑。
本文首先拟对新政初期的币制改革问题产生的背景做一简单梳理，再对精琪方案、精琪的中国访问及其修正案进行分析，然后讨论对废弃精琪方案起决定性作用的张之洞的主张，弄清其实质，最后置精琪方案于当时币制运营过程中，做重新审视。
一、清末新政初期币制改革问题产生的背景
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废两改元”（1933年）和“法币改革”（1935年）以前，中国近代的货币制度处于“历史上罕见的币制混乱”（注：张振鹍：《晚清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250页。）状态。当时中国国内货币种类已是举不胜举，“中国财政之弊始原于圜法之未备”的说法（注：《江宁商务局筹议银价说略》，1904年6月6日《申报》，第1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清末新政时期谋求财政中央集权化的清廷，就是在此认识下，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为目标，开始讨论全面的币制改革。（注：甲午战争后到戊戌变法时期虽然对币制改革展开了活跃的讨论（参阅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第51-52页；WeiWen-pin，TheCurrencyProbleminChina，pp.52-54），但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对于币制改革和币制问题的态度与以前完全不同，参阅FrankH.H.King，MoneyandMonetaryPolicyinChina，1845-1895(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p.211。）
清廷币制改革的必要性并不全在于币制的紊乱，还在于银价的不稳定性。19世纪70年代以来银价长期下跌，至20世纪初已发展为暴跌。对国际汇兑来说，中国币制基于银本位制，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与中国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基本上是根据国际银市场上的银价格（用金本位货币表示）来决定的。（注：但是，中国的银价并不完全跟随国际银市场的银价格来变动。具体的情况，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朝贡贸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版，第62-67页。）国际银价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长期呈下跌趋势，如以英镑来兑换的海关两的价值，从1872年的79.75便士下跌到1902年的31.2便士，30年间跌落了60.9％。银价长期下跌是因为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制，银货币铸造所需银逐渐减少，而世界银的生产量却持续增加。（注：Liang-linHsiao，China‘sForeignTradeStatistics1864-1949(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pp.190-191；R.G.Hawtrey，TheGoldStandard：InTheoryandPractice(London：Longmans，Green，1927)，pp.59-86；Kann，TheCurrenciesofChina，pp.153-154.）在19世纪90年代印度、日本、俄国等纷纷放弃银本位制而采用金本位制，进入20世纪初，欧美各国便想在亚洲的殖民地导入金本位制或者金汇兑本位制，从1901年1月开始到1902年12月的短时间内伦敦市场的银价暴跌了23％左右。（注：滨下武志：《银の流通から见た世界经济のネツトワ一ク》，《世界の构造化》（シリ一ズ世界史ヘの问ぃ9），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49页；WeiWen-pin，TheCur-rencyProbleminChina，pp.64-65。）
银价的暴跌使清王朝的财政陷入了更为危险的状态，因甲午战争赔款而借的巨额外债和庚子赔款全部用金来支付。（注：这是因为甲午战争所引发的外债总额达到了5445000英镑（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247页。以下简称《外债史资料》），而庚子赔款的本金为4.5亿两（海关两），39年间加利息一共为928238150两，换算成英镑，本金为67500000英镑，本利总额为147335723英镑（汤象龙：《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3册，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81页）。）在1903年1月，有人推算镑亏每年将达到1100万两。在这种情况下，每年1900万两的庚子赔款和1100万两的镑亏势必让人担忧清政府会“宣告破产”（注：F.Anderson，“MemorandumonChineseCurrency”，NorthChinaHerald（以下简称NCH），5March1903，pp.484-485.）。1901年，清政府的岁入为8820万两（库平银），而岁出却为10112万两，赤字已达1300万两（注：《外债史资料》，第894-895页。），故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为避免因庚子赔款而带来的镑亏，清政府围绕《辛丑条约》第6条的解释与列强进行了“还金还银”的争论，但列强并不接受其要求。（注：王树槐：《庚子赔款》，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年版，第185-235页。）即使列强接受“还银”的要求，仍无法解决因庚子赔款以外的金外债所产生的镑亏问题。因此，为了彻底解决镑亏问题，清政府需要另寻方策。（注：当时对镑亏问题深感忧虑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试图实行“关税收金”的政策，但是被列强拒绝了（王树槐：《庚子赔款》，第198-200页）。为了解决镑亏问题，他又建议可以不经列强同意，直接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但是清政府没有接受（参见拙文《20世纪初（1902-1904）的币制改革论及其意义》，第30-34页）。）
事实上，当时的银价问题并不只是发生于中国，墨西哥也存在类似问题。那时墨西哥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银货币使用国家，墨西哥政府担心银价会持续下跌，就想使用金（汇兑）本位制来推进本国的币制改革。为此，墨西哥政府说服中国，在1903年1月与中国一起向美国政府递交了照会和备忘录，希望美国为两国顺利实行币制改革提供帮助。（注：“NotesoftheGovernmentsofChinaandMexicototheUnitedStates”，TheCommissiononInternationalExchange，StabilityofInternationalExchange：ReportontheIntroductionoftheGold-ExchangeStandardintoChinaandOtherSilver-UsingCountries(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03)，pp.43-45.以下简称RCIE（1903）。）
美国政府很快接受了两国的请求，组成国际汇兑委员会（CommissiononInternationalExchange），从1903年6月开始与其他列强进行协商。美国提出的计划是，以后列强在殖民地导入金汇兑本位制的过程中应当步调一致，以使国际市场的银价达到稳定，而在中国则立即实行以导入金汇兑本位制为内容的币制改革。虽然中国驻美代办公使沈桐在1903年1月交给美国的备忘录中请求美国为清政府的币制改革提供所需帮助，但在当时，清政府内部的愿望却是“维持银价”和避免镑亏。因此，清政府官员在与美国、墨西哥和其他列强进行协商的过程中，才意识到银价问题与中国的币制改革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而且，1903年10月，美国政府向清政府表明美国政府要把《中美续订通商条约》的币制改革条款（第13条）与1903年1月的备忘录联系起来解释，据此，美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金汇兑本位制的币制改革方案。因此，1903年底清政府就开始准备与即将前来中国访问的国际汇兑委员会的美国代表精琪讨论中国的币制改革问题。（注：参见拙文《20世纪初（1902-1904）的币制改革论及其意义》，第34-47页。）
二、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
精琪于1904年初到达中国，2月22日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一起谒见光绪皇帝，并提出币制改革方案。（注：朱寿朋撰修：《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年正月丙戌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152页。）此改革方案即为《中国新圜法觉书》（“MemorandaonANewMonetarySystemforChina”以下简称《觉书》），并在各界各地颁布。（注：《苏松太道袁树勋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以下简称《货币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194页。《东方杂志》也从第1卷第2号（1904年4月10日）至第1卷第4号（1904年6月8日）分3次连载《觉书》。）《觉书》由1903年1月的备忘录、《中国新圜法条议》（以下简称《条议》），以及《中国新圜法案诠解》（以下简称《诠解》）等构成。内容大致为：（1）立即导入金汇兑本位制；（2）聘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controllerofthecurrency），并由列强“监督”币制运营；（3）为维持新币金平价（goldparity）所需的金储备（goldreserve）的筹备办法和运行方式等。（注：对《觉书》内容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拙文《20世纪初（1902-1904）的币制改革论及其意义》，第47-49页。）
《觉书》公布后，精琪在从北京到汉口、上海、广州、天津、厦门、芝罘等地的访查过程中，曾与10位总督、巡抚及12个省的地方官交换过意见，并在上海与商约大臣吕海寰、盛宣怀进行了会谈。在此过程中，精琪非常重视对于《觉书》的反对意见。当时中国相关人士也认为中国应该迅速导入金（汇兑）本位制，但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在银本位制下的币制统一。（注：“ReportoftheCommission”，TheCommissiononInternationalExchange，GoldStan-dardinInternationalTrade：ReportontheIntroductionoftheGold-ExchangeStan-dardintoChina，thePhilippineIslands，Panama，andOtherSilver-UsingCoun-triesandontheStabilityofExchange(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04），pp.15-16.以下简称RCIE（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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