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报告想就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中战争，论述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太平洋战争与日中战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连续性，是日中战争的延伸。第二，在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意识中，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依然存在着解决日中战争的重大课题。作为实例，举出１９４２年进攻重庆作战的设想。第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中国的战争依然在日本进行的战争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作为实例，举出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的打通大陆作战。第四，在中国战场上的体验，是日本人的战场体验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今天，这也是日本人对战争认识上的重要问题。
一、作为侵略中国延伸的太平洋战争
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战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１９４１年１２月以后，日本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而且认为１９３１年以侵略中国东北为开端的日本同中国的战争，是与太平洋战争分开的另一场战争。日本战败的是同美国的战争，即太平洋战争，不是１９３１年爆发的同中国的战争。这也是严格审定历史教科书的文部省的考虑。然而，事实上太平洋战争是侵华战争的延伸，１９４１年后的对美战争是与侵华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系列战争的组成部分，把它看成另一场战争是没有看到日本的侵略战争本质。
按照日美战争与日中战争分开的观点，虽然反省日美战争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对日中战争进行反省。岂止如此，不少右翼分子和旧军人还认为日本只败给了美国，没有败给中国。
曾在参谋本部和支那派遣军中身居要职的原陆军大佐堀场一雄，写了一部《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旧军人和自卫队有关人士把该书称作名著。书中有如下记述：“国策越山海关有支那事变，国策越镇南关有大东亚战争，盖于昭和１０（１９３５）年６月以后进入北支，诱发支那事变，使满洲建设出破绽；又于昭和１５（１９４０）年９月后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诱发大东亚战争，使支那事变出破绽。有满洲事变必招致支那事变，有支那事变则大东亚战争不可避免。此乃浅薄、徒劳反省之俗论。三者乃明显可分离者也。”【注：堀场一雄：《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第７３８页，时事通信社１９６２年版。】
这种想法认为，如果只是“满洲事变”就此作罢，不搞“支那事变”就好了。那样，“满洲”理应属于日本。而“支那事变”未结束，又发动“大东亚战争”造成重大失败，使日本陷入战败的悲惨境地。这种想法里面没有对“侵略”的丝毫反省。此外，没有预料到被侵略的民族会抵抗侵略。这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出人意料的是在日本人当中认为日本如果在满洲事变后就此罢休多好的人为数甚多，审定教科书的思想也就是这一思路。不承认“侵略”也是来源于这种思想。
可是，对美开战是日中战争不可避免的结局。１９３７年后的４年间，日本的侵华战争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空前长期、空前大规模的战争，使日本陷入根本无法预卜的泥潭。由于战争，兵力和军需品的消耗，国内经济的凋敝、国民生活的窘迫等日趋严重。因为企图通过侵略东南亚，获得资源来扭转这场战争的僵局，于是日美之间形成了对立。日美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伸和扩大。
在同中国的战争中，日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进而又同世界上第一大国美国宣战，这纯属一场“无谋的战争”。之所以如此鲁莽，是因为在日美谈判中，日本始终没有对美国的从中国撤军要求让步。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日本面临要么从中国撤军，要么对美开战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最后日本决心对美开战，此中经纬今天无需赘述。在日中战争中未能取胜的日本，既不承认失败，又未能接受撤军，反而决心进一步扩大战争。
围绕着对美开战的最后对立，是发生在第三次近卫内阁的末期。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５日，陆军召开了部局长会议（参谋总部的主要部长与陆军省的主要局长出席的会议，它起着统一陆军意志的作用），取得一致意见：由于始终不能接受从中国撤军，日美谈判没有达成协议的希望，因此，应当下决心对美开战。１０月６日，陆海军召开部局长联席会议，可是会上，认为日美谈判没有指望达成协议的陆军同认为如果从中国撤军是有指望的海军发生了对立。１０月７日，东条陆军大臣拜访了近卫首相，主张陆军原则上不接受从中国撤军。
１０月１３日，在近卫首相的别墅“获外庄”举行的近卫首相、东条陆相、及川海相、丰田外相以及企划院总裁铃木参加的五人会谈，是一次最终决定“和”与“战”的重要会议。会上，东条主张：“驻军是陆军的生命，绝对不能让步。”由于这次会谈决裂，近卫内阁总辞职，东条内阁成立后，积极准备对美开战。
陆军的主张是绝对不从中国撤军，撤军等于战败。如果从中国撤军，将无法告慰在中国战场上阵亡的２０万“英灵”。
在１０月１４日近卫内阁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东条陆相作了如下发言：“撤军是核心问题，不知诸位是如何考虑的，陆军认为这关系重大，假如屈服于美国的主张，支那事变的成果将毁于一旦，满洲国将险象环生，进而对朝鲜的统治也将岌岌可危。帝国鉴于圣战目的，不合并，不赔偿。支那事变造成数１０万的战死者，以及数倍于此的遗族、数１０万伤兵、数百万军队和１亿国民在战场及内地历尽艰辛，耗费了数百亿的国家经费，如果是一般的国家自然提出割让领土的要求，然而，帝国以宽容态度处之。只有驻军才能使事变的成果得到巩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无需考虑对全世界的影响。”【注：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笔记--上》第３４９、３５０页，原书房１９６７年版。】
持最强硬的开战论的陆军，主张开战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理由是从中国撤军问题。也就是说，绝对不从中国撤军，认为撤军等于承认日本在日中战争中战败，无言面对“英灵”与国民。日本不能在日中战争中取胜，就必然要发动太平洋战争。
二、进攻重庆作战的设想
由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本对美国、英国、荷兰开战，日中战争便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但是，这对于日本来说，对中国战争的意义并没有减少。“解决”对中国的战争，结束中国的抗战，把战争引向胜利，依然是日本战争指导者的重大课题。
从御前会议的议题和次数来看，很显然，同中国的战争在日本的国策中占有最大的比重。自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立大本营以后，决定最重要的国策都是在天皇御驾亲临的御前会议上作出的。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召开的第一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同年６月１５日，在只有大本营人员参加的第二次御前舍议上，决定了武汉作战和广东作战。同年１１月３０日的第三次会议，决定了“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１３日的第四次会议决定了“日华基本条约”。１９４１年７月２日召开的第五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不惜对美英作战”。９月６日的会议决定以１０月下旬为期限，完成战争准备，１１月５日的会议决定“决心于１２月上旬发动武力进攻”。１２月１日的会议决定开战。到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频繁地召开了第五次到第八次御前会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召开了八次御前会议，但是中国问题依然是议题的中心。这八次会议是：１９４２年１２月２１日，第九次御前会议决定“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支那处理根本方针”。１９４３年５月３１日，第十次御前会议决定“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１９４３年９月３０日，第十一次御前会议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此后，随着战局的日益窘迫，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９日、１９４５年６月８日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以及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御前会议。对美开战后，共召开了八次。
其中的第九次和第十次会议，都是关于制定解决日中战争策略的会议。即使在对美战争深化之后召开的第十一次会议的决定中，也写进了期待解决日中战争的内容。这表明解决日中战争对于战争指导者来说是何等须臾不可忽视的。
但是很显然，日本早已丧失了粉碎中国的抗战、在军事上解决日中战争的主动权。１９３８年武汉作战结束后，转入长期持久战。日本之所以采取“战局不扩大”的战略方针，是因为无法预测需要多大的兵力才能继续向中国的腹地进攻，而且进攻到哪里才能让中国屈服还是个未知数。武汉陷落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仍然坚持抗战，汪兆铭傀儡政权的建立也几乎没有动摇中国的抗战体制。虽然日本陆军向中国战场投入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兵力，但却未能找到武力解决战争的良策。这种情况即使通过对美作战，也没有变化。
日本的战争指导者十分重视解决日中战争，但又未能找到适当的军事手段，而且维持已经占领的地盘已属不易，这就是武汉作战后到１９４２年初的真实情况。因此，“战局不扩大”便成为日本的基本方针。
然而，从１９４２年初起，由于看到了初期的南方作战进展顺利，于是大本营和支那派遣军突然产生完全改变上述基本方针，向国民政府的首都所在地--中国腹地四川重庆大举进攻的设想。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陆海军兵力总动员，进一步强化国内战时体制的情况下，南方作战将顺利结束，因此需要大举增兵和进行总动员，向中国腹地进攻的设想，骤然间具体化了。
本来，在陆军中并非根本没有进攻重庆的设想，岂止如此，天皇本身也期待着对重庆作战。１９４０年１１月３０日，天皇曾质问杉山参谋总长：“不能进入重庆吗？”【注：《杉山笔记--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笔记--上》第１５６页。】１９４１年３月２日，当新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拜谒天皇时，在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天皇曾质问他：“可以对重庆采取积极的行动吗？”对此，畑答道：“对重庆采取积极的行动，在兵力方面还有困难。”【注：防卫厅防卫研所编《战史丛书香港长沙作战》第３５０页，朝云新闻社１９７１年版。】畑本人自就任总司令官以来，反对南方作战，似乎主张对中国积极作战，他指示在派遣军总司令部内积极研究进攻重庆的作战方案。就在畑就任总司令官之后的１９４２年７月，积极主张进攻中国腹地的北支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也指示在方面军司令部内研究渡过黄河，攻占陕西省西安，进而攻入四川省的作战。杉山参谋总长和大本营陆军部作战课长服部贞四郎大佐也同畑一样积极主张进攻重庆。实际上，从１９４１年初起，就有了向重庆进攻的气氛。１９４２年１月初，南方作战初见眉目时，杉山就指示服部作战课长研究重庆作战。
南方作战的成功，也使天皇倾向于积极主战。１９４２年２月９日，杉山参谋总长提呈作战的奏折时，天皇质问：“重庆政权似乎日趋衰弱，但阎锡山是否也朝这一方向发展？其后的局势将会如何？”【注：《杉山笔记--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等笔记--上》第１５６页。】
杉山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１９日就今后的作战指导一事上奏天皇时，表明要对中国开展积极的进攻作战：“本职认为在整个形势，特别是对苏形势许可的情况下，利用大东亚战争的成果，当机立断地处理支那事变，图谋尽快解决之。”【注：《战史丛书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军》第１５页、第３３页，１９７１年。】
此后，杉山视察南方，归途中于４月６日到达上海，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举行了会谈。据说杉山对畑表示了个人看法，认为应当于今年冬至明年实行重庆作战，畑也强调了此事的必要性【注：《战史丛书？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军》第１５页、第３３页，１９７１年。】。天皇于５月２９日质问杉山：“你不能想个办法解决支那事变吗？”示意积极作战。【注：《战史丛书？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军》第１５页、第３３页，１９７１年。】
在这一阶段，进攻重庆作战仅限于研究阶段。可是，１９４２年６月的中途岛海战的战败，成为太平洋战局的转折点。与太平洋方面的僵局不同，德国的洛默尔军在北非方面正逼近苏伊士运河，引起世人的关注。日本甚至研究了企图与德国的东进相呼应，将兵力集中到印度方面，以便打开局面的设想。但是，进攻印度需要庞大的陆军兵力，无论如何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取而代之，匆忙决定进攻重庆作战（也称四川作战）。
１９４２年８月２５日，大本营陆军部发出“根据目前形势，陆军应准备作战”的指示。其中，关于中国方面的作战问题，首次指示准备四川作战。其理由是：“现在，应当给重庆政权抗战的原动力中央军以沉重打击，同时向拥有敌方军需生产力的二分之一，培养与补给战斗力的最大据点，引进保存美国航空战斗力的最大基地的四川发起进攻，摧毁重庆政权抗战的根据地。加能确保如此，就有极大可能使敌屈服。”【注：《战史丛书？昭和１７、１８年的支那派遣军》第５１页，１９７１年。】其作战目的，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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