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过把一个时期党的重要方针政策以口号的形式向群众作宣传的做法。像“打土豪、分田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抓革命，促生产”等口号都是如此。同样，“以粮为纲”也是一个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口号。这个口号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粮食问题的担扰和重视，也说明了党和政府为解决粮食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倾向。对于这个方针政策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和作用，学界已有些研究①，但还不够深入或者全面，比如对“以粮为纲”方针好的和不好的作用，人们更多从它对粮食生产的促进和它与生态失衡之间的关系来谈，而对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所产生的政治作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还研究不够。本文想在这些方面作些补充，以就教于方家。
一、“以粮为纲”的提出和毛泽东的考虑
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6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等人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问薄一波：现在农业已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②？毛泽东当然不是信口说出“以粮为纲”这4个字，那么它的背后包含着毛泽东什么样的考虑呢？
首先，它是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问题的真实反映和自然延续。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粮食问题对于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性。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去赣南、闽西开辟新根据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地域狭窄的井冈山地区的粮食产出不足以供给日益壮大的红军队伍。这使毛泽东亲身感受到粮食问题对于开展革命战争的重要性。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一次经济建设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加强无产阶级领导，同时，也为了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我们必须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尽管毛泽东所讲的经济建设包括“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③，内容广泛，但显而易见粮食问题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抗战时期，毛泽东为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也说明了他对解决粮食问题以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视。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很多的会议讲话、文件批示和论著中都深刻论述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
1953年，主要由于全国大面积的农田受灾而出现了粮食紧张的局面，为此，毛泽东要求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拿出具体的解决办法。10月2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了主持财经委员会工作的陈云起草的《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并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此事。《通知》指出：从根本上找出办法来解决粮食问题，是全党刻不容缓的任务。
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明确指出：“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④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⑤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份农业部的报告中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⑥
在这些讲话、批示中，毛泽东一再向全党强调粮食工作的重要性。但如果我们仅将此视为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的逻辑基础，那是不够的，因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和最高决策者，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考虑，重视粮食问题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对于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的想法，我们还要考察更深层次的因素。
其次，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工作要为国家工业化作出更多的贡献。
众所周知，实现工业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其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但要实现工业化，资金从哪里来，如何解决，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考虑的一个现实问题。新中国不可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靠海外殖民扩张来获得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金。苏联通过农业集体化和“工占农利”策略，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为工业化积累了资金，在当时被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资金也主要依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的重要来源是农业，农业的中心是粮食生产，抓住了粮食这个纲，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市场、原料等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因此，从农业要为国家工业化做贡献这个角度考虑，毛泽东提出“以粮为纲”的方针，是合符逻辑的治国思路。
再次，毛泽东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蕴含着以农业的大跃进促进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大跃进”的现实考虑。
我们知道，“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是从农业开始的。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并公布了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并决定以讨论这个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大辩论，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这次会议的精神经过《人民日报》社论的宣传，实际上等于向全国提出了“大跃进”的号召。在这年冬天，全国各地农村开展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正式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⑦。此后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级领导干部在农业生产方面的调子和所提出的计划指标越来越高，而1958年夏秋间各地频频施放的农业“高产卫星”，毛泽东在视察各地农村时所看到的各种表面现象，这既使毛泽东为农业的“大跃进”形势而欢欣鼓舞，同时也给毛泽东和全党都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工农业生产方面，主要是工业，特别是钢铁和机械⑧。实际上，毛泽东希望加快中国钢铁生产的愿望在1956年就已表露出来。1956年2月，他在听取工业方面的一次汇报中“就主张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⑨。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进入到1958年，随着赶超英国的时间越提越短，对1958年的钢铁生产指标也就越提越高。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也就有了1958年6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问薄一波：“现在农业已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毛泽东所提这个问题，无论从1958年他对国家经济工作的兴奋点和注意力的变化来看，还是从话语本身来分析，其着重点都在后半句话，即“你工业怎么办？”很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明显表露出了以农业逼工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上来的心情。事实上，在毛泽东向薄一波提问的第二天，国家冶金工业部就向中央报出了1958年产钢1070万吨的高指标⑩。
从以上分析来看，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以粮为纲”，既包含了历史的逻辑，也有现实的考虑。同时，还要指出，尽管“以粮为纲”成为党和政府指导农业工作的重要方针（11），但在“大跃进”的狂热氛围中，“以粮为纲”不但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理性的执行，反而导致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等“左”倾错误的泛滥，给中国农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1959年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春荒，这个情况通过各种渠道被毛泽东知道，这对毛泽东的内心产生了很大的触动。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在这封信里，毛泽东重提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2）紧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这两个重要文件，把私人喂养家畜家禽和保留自留地的权利还给了广大农民。这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发展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13）。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庐山会议，在会议前期的轻松气氛中，毛泽东在一系列讲话中向与会者分析了过去一年的经验教训，部署以后的工作，他强调要解决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突出农业。他认为，过去一年来，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忽视了农业，吃了大亏，造成了十分被动的局面。要把过去重、轻、农的安排改为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毛泽东还讲到，现在讲挂帅，第一应该是农业，第二是工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著名的“农、轻、重”思想，也是他和全党在经历了过去一年工作中的挫折后所得到的深刻教训。
但庐山会议后期，因为毛泽东对彭德怀写给他的信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进而错误地发动了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扭转了会议的方向，也使党内在前一阶段经过毛泽东和全党的努力好不容易才有所抑制的“左”倾错误，在庐山会议之后又泛滥成灾，而大饥荒就这样与中国不期而遇。
严重的饥荒，使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全党不得不在反右倾的做法中再一次冷静下来。
196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农业部党组《关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国的农业应当是：以粮为纲，“粮、棉、油、菜、糖、果、烟、茶、丝、麻、药、杂”12个字统一安排，全面发展多种经营（14）。这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作为党指导农业工作的重要方针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1960年7月上旬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苏联撤退专家和国内经济等问题。针对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的状况，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这个文件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粮食生产是比工业生产还要费力的事情，粮食问题的解决，不仅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而且直接影响到工业的发展。因此，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15）并且指出，保证粮食生产，不只是农业部门单独的责任，而是各部门共同的责任，全党、全民共同的责任。同时，文件还强调，“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必须坚持。”（16）
这是全党在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而“以粮为纲”是这个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以粮为纲”方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作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全国形势处于十分混乱的局面，但全国粮食总产量仍然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从1966年的4280亿斤，增加到1976年的5726亿斤。为什么能这样？这就不能不提“以粮为纲”方针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而这种独特作用的发挥又与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一再叮嘱全党，要把粮食工作抓紧。据1969年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和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回忆：“1969年夏，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时，对湖北农业生产十分关心。当我汇报战胜1968年长江洪水，以及今年早稻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时，毛主席说：对，人是要吃饭穿衣的。湖北是个好地方，是鱼米之乡，自古以来就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中国的文字很有道理，‘饭’字缺了食就剩下了‘反’字。如果老百姓没有饭吃，就要起来造反的，民以食为天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17）
毛泽东对粮食问题的重视，成为“以粮为纲”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原因。这种独特作用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具体表现：
第一、“以粮为纲”是毛泽东提出并充分肯定的，这成为上至国务院，下至各省、市、县的一些干部坚持抓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工作的基本文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遭到“左”倾错误和思潮的干扰与破坏，粮食工作也不例外。但因为有毛泽东提出并充分肯定的“以粮为纲”方针，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很多时候就能够排除“左”倾错误和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去抓农业生产，抓粮食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里，除1968年以外，国务院坚持每年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听取省、自治区、直辖市汇报粮食工作，收集粮食生产资料，研讨解决有关问题的意见和措施，保证了国家的基本稳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