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党政商与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上）(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08:11:47 《历史研究》 齐春风 参加讨论
在反日会第二次反驳的当天，总商会即复函坚称，“凡属无理之没收，自应据实以力争，断非谩骂恫吓所能钳制”。鉴于总商会的三封代电已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反日会3月5日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对总商会的指责进行全面反击。它认为，大幅度地削减救国基金的征收率，已充分考虑到了北平商业萧条的现状。反日会与商家发生纠纷，完全在于商家的投机取巧，在登记日货时： 全未到本会登记者有之，登记一部分而不全登记有之，登记而不贴救国基金票者有之，包办登记而不登记者有之，藏匿仇货者有之，货价不符合者有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因为登记一部分，所以发生登记货物数量不相符之争执；因为登记不贴基金票，所以有已登记与未登记之纠纷。不贴救国基金票者，不谓事忙忘粘贴，即谓不知如何贴法，或仇货甚少，无零星票粘贴；数量不相符者，不谓登记时间短促，即谓由他家购来。总而言之，本会未发现之先，无不尽量取巧；既发现之后，则无不侃侃有词。 反日会回绝了总商会要求停止出城检查、日货不得盖印、如系日货准其补行登记的要求，认为如按总商会的要求去做，反日会的条例等于具文，反日工作将无法进行。总商会以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反日会，给人以“倭奴”之讥。这是双方笔伐的第三个回合。（80）可以看出，总商会与反日会之间隔阂甚深，总商会认为反日会的工作手段与骚扰敲诈无异，而反日会认为总商会是在袒护舞弊的奸商。双方处于各说各话的境地。 不过，在电报大战的同时，为减少工作阻力，反日会也努力与总商会进行沟通，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做一些让步。3月6日，反日会邀请总商会派代表前来协商。经过交涉，双方达成几点协议，主要有：在检查员检查各商店日货时，如双方因为认定是否日货而起争执，可将货物封存在店内等候鉴别，不再立即予以没收；为避免检查时的纠纷起见，在检查员检查日货出发前一小时，由反日会电话通知总商会派员偕同办理；凡被没收的货物，如商店认为并非日货，可一面来反日会声明，一面到总商会取得非日货证明，即可退回，但总商会应负全责，不得以日货为非日货。当然反日会也有所坚持，如在出城时仍需检查日货、在日货上盖章等。（81）3月7日，总商会将与反日会达成的各点协议通知了各关系商行。双方的争执似乎已经过去。（82） 在总商会与反日会分歧闹得沸沸扬扬之际，党政机关的态度却耐人寻味。总商会告到市党部民训会后，据反日会反映，“幸民训会未受其欺”。（83）可见市党部并未支持总商会的诉求，而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反日会。总商会同时又向市政府寻求支持，派高伦堂前往社会局，向局长反映反日会查货情形。（84）市政府的反应与市党部大为不同，毫不掩饰地表明支持总商会的态度。2月17日，总商会发首封通电后，市公安局、社会局邀反日会、总商会、商协代表协商，讨论没收日货的解决办法，议定如有与登记不符或辨识不明的货物，仍在各商号封存，然后再予调查。（85）这实际上否定了反日会没收日货的政策。之后，公安局致函反日会：“查扣货没收办法，敝局认为实不适宜，务请贵会设法改善。否则牵涉公安，有妨秩序，在政府方面，职责所在，对于贵会殊有爱莫能助之苦，甚且因维持秩序上必要情形，或不免起干涉之渐。”公安局对反日会查没日货不以为然的态度跃然纸上。反日会对公安局的态度非常不满。3月5日召开常会，拟定答复公安局来函的要点，包括不能听信总商会的一面之词；扣货系用最和平适当的方法来进行，对总商会的意见，不妨碍反日工作的，尽量容纳；反日系全国一致的举动，不存在妨碍公安的问题；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的机关，不是用于干涉爱国运动的；北平反日会根据全国反日会及本会的条例议决案开展工作，无越轨行动，如公安局无理干涉，将奋斗到底。议定后，反日会当天即按上述精神函复公安局，在信中反日会不满地表示，“阅读来函，似干涉爱国运动亦为政府职责之一”。（86）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政府调停下，反日会与总商会总算达成了若干协议，暂时避免了双方摊牌。只是这种协议太脆弱了，过后，总商会感到提的条件还不够，又不断追加新条件，如提出加入公断委员会、通知各商会协同检查日货、无商标的日货交公断会裁定，如系日货补登即可等。（87）反日会并不是总能容纳总商会的意见，如总商会加入公断会的要求，即为反日会所坚决拒绝。（88）总商会与反日会的终极目标南辕北辙，反日会希望肃清市面上的日货，而总商会希望反日运动早日落幕，好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双方还会因为新的争执而激化矛盾。 五、封存日货之争 1929年2月，中日关于济南惨案的交涉陷入僵局。反日会忿恨日方出尔反尔，推行的抵制日货政策更加激进，由日货征税演进到封存日货。反日会召开了第六次执监联席会议，并于2月24日将议定的日货统销期限通告总商会及商协，要求转告各商家遵照执行。这些规定有：（一）各地反日会所发的通销证限于1929年3月1日前有效，过期则将日货没收；（二）已定未到日货，限3月1日前运到，过后即没收；（三）市内所有日货限3月1日前卖完，过后封存；（四）北平反日会发出的救国基金票及通销证，限5月3日前有效，过期作废。（89）后经纸业公会等联名请求，已定未到日货为数尚多，如果立即扣留，商家将不堪赔累，于是决定展期，限半个月内运到。（90）后因情势所限，封存日货的期限又有所后延。4月1日，反日会发布布告，指遵照全国反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定于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一周年之际封存日货，绝不会变更，警告商人赶紧卖完日货，“勿稍怀观望，而免自误云”。（91） 原来加税时，商家还可以加价出售日货，如果封存，商家则无计可施。此举对商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为此，总商会和各关系商行屡次开会讨论。3月1日，北平总商会召开会员会议，讨论反日会的封存日货规定。煤油洋广杂货行商会代表发言，称反日会的工作，完全系对外性质，货到华人之手，即系华人的经济问题。如在反日会成立之后再定购日货，那就是国人的公敌，应杀之无赦。现货已在国人之手，如果立刻命令停售，则损失太大，也不符合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且在登记时，反日会曾征收登记费，商家购有救国基金票，反日会既已征收过商家的金钱，当时并无限定卖尽的日期，现在变更原案，商民损失太大，于日本方面的经济反而毫无影响，应请总会设法交涉以维商艰。经讨论，议决先由各商行对照反日会的各项规定陈述解决办法，由总商会转向反日会及党务各机关请求解决办法，如无效果，再由各关系商行协同请愿。（92）显而易见，站在营业的角度上，商家对封存日货都难表赞同。 距5月3日这一封货日期将近，商家越来越局促不安，急谋应付之道。4月22日，车业工会开会讨论封货问题，都认为反日会封货无异于抵制商民，如坚持封货，到时恐有不能营业而倒闭的商家，所以应设法请商会向反日会请求缓办。而总商会以前议定的届时自动歇业办法，也无异于商人自杀，因此请总商会再加考虑。（93） 4月24日，洋货商184家开会，讨论维护血本、保全利益的办法。与会商家对反日会封存日货，都不赞成，但又不敢贸然表示反对，只好决定抓住反日会迟迟没有公布征收救国基金账目这一问题，向河北省政府、北平市政府、平津卫戍司令部等机关请愿，要求公布救国基金的确数。在未公布前，对反日会的查封等工作无论如何不能承认，并向各方寻求援助。散会后，即推代表向上述各机关请愿。（94） 总商会也在想办法扭转事态。曾向反日会请愿，要求封货展期，但遭到反日会的拒绝。反日会表示，五三肃清日货是全国反日会的决议，绝不展期，且于5月1日组织封存日货委员会，着手封存事宜。（95）也曾向北平军政当局请求援助，但检货手续的交涉已表明，北平军政当局对制止反日会的行动有心无力，他们对承担镇压反日运动的罪名颇感顾忌。于是决定寻求中央政府的援助，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和外交部等，要求制止反日会5月3日封存日货的举动。总商会的这一努力收到了成效。4月22日，蒋介石向商震和何其巩发出“养电”，称：“反日会如有越轨行动，应即严令制止。顷得平总商会（电），反日会有于五月三日将各商已经登记之日货，一律存封，请求救济等语，请就近查明阻止可也。”外交部也于25日向商震发出“有电”：“据北平总商会来电称，北平反日会扣货拘捕滥罚，五三又将封货等情，查个人或团体，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国府业经颁发命令，应请查照保护各商利益，以免再被非法侵害。”（96）外交部并于同日向总商会通报：“国民政府业经颁发命令，无论个人或团体，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各商利益，应受法律保障，本部已据来电电达商主席查照保护矣。”（97） 接到中央电报，商人方面底气足了，决定不再用罢市这样的手段消极抵抗，而是要以武力强硬对抗。5月2日下午1点，总商会会长冷家骥召集48种行业商会代表在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付方法。商人认为反日会已是国民政府明令撤销的机关，已丧失法人团体资格，不能再有所行动。反日会不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依然向商家“骚扰”，商人绝不能任其“蹂躏”。于是一致议决，以武力反抗反日会查封日货，议定每家商号派出干练店伙一人，组织商人自卫团，如有反日会人员来武力查封日货，为维持血本起见，决以武力抵抗。会后即由各商行分头组织自卫团，并选派指挥人员，筹备一切对抗事宜。北平空前紧张起来。 中央的电令都发给了商震。如何平安度过5月3日成为考验商震智慧的重大问题。商震得知总商会准备武力对抗的消息后，唯恐商人与反日会发生流血事件，于5月2日下午4时紧急召开军警联席会议，警备司令张荫梧、宪兵司令楚溪春、军警联合办事处及公安局长赵以宽等重要军警干部都亲自与会。讨论结果是，既然中央已有命令，就不能再允许反日会查封日货，除向反日会通告这一决定外，并饬令军警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置，警察随时协助，以使事件和平解决。同时通知总商会转告商人静待解决，不可操之过急，如有反日会人员前来查封日货，切不可与之冲突，需立刻报告管区警察，即会有军警联合办事处派士兵乘汽车前来制止。总商会接到此项通知后，表示服从。（98） 在军警当局的劝告下，总商会于是晚11时通知各商家在深夜将店中日货藏匿他处，以免反日会人员前来搜索。各商家接到通知后，即连夜照办。5月3日，反日会结队百余人，出发查封日货。军警联合办事处闻讯后，即派大批军警赶到，尾随监视。反日会人员见已无法封货，到天安门开会完毕后散去。只有一队人员避开监视，到劝业场查封日货。商家向警察及军警联合办事处报告，警方立即派遣多名军警赶到，将反日会人员和平劝离。同时，各军警机关派大批军警分赴各街市各大洋货店附近监视，并有汽车队、马巡队往来穿梭巡逻。因防卫得当，反日会与商人没有发生事端。反日会的封货计划宣告失败。下午商人听说反日会因3日军警的干涉无法查封日货，改次日继续查封，于是纷纷向总商会报告。总商会开会决定，一面仍拟武力抵抗，一面仍寻求各军警机关的保护。遂派代表6人谒见商震，要求予以充分保护。商震当即允诺，责成军警联合办事处负责处置，以免酿成事端。（99） 封货失败后，反日会的声势严重受挫。原定5月7日召开执监联席会议，但监委竟无一人到场，常委也未到齐，不得已，改为临时谈话会。（100）原定的封货日期已过，封货已成骑虎之势。恰好商协于5月6日致函反日会，虽认为“查封存仇货，虽属国民，自应同情”，但北平商情已极为萧条，如日货全部封存，“势必万商束手”，请反日会对封货再予展期。（101）在封货已无法进行的情况下，商协的请求给了反日会下台阶的机会，它于是将封货日期又推延到6月11日（端午节）。其实随着时局的演变，封货已是不了了之。（102） 总商会则乘胜追击。5月4日通告商人抗拒反日会，“对于无论个人或团体，凡以反日会名义检查货物者，一律予以拒绝。如不服从，即知会当地警察，前来实行干涉制止，万勿再事敷衍。倘有不肖之徒，藉端滋扰，自有警察完全负责”，（103）如仍有巡警或侦缉队护从，应邀同至公安局交涉，“万勿畏怯，致失团体精神”。（104）5月5日，总商会致函市政府，质问究竟有无法律保护商民；应释放仍被反日会看押的商人并道歉，并保证其他商贩日货不受妨害。市政府将要求交社会、公安两局查办。（105）总商会公开对抗反日会，双方剑拔弩张，陷入了你死我活的团体存废之争。 六、团体存废之争 1929年3月28日，济南惨案以令人讶异的方式解决了。以反日为己志的反日会何去何从，颇引人注目。尽管日本电讯社说国民党中央曾于4月2日、7日两次命令各地反日会解散，改为“国货维持会”，但各军政机关并未同时接到指令，对处置反日会感到无所适从。（106） 反日会也听到了让其解散的传闻，对此反应强烈。4月2日，反日会表示，《济案协定》虽已签字，但协定的内容并未达到反日会的最低要求，因此北平的反日工作，仍将继续进行。（107）确实，济南惨案如此“解决”，出乎国人的预料，令反日会大失所望，气愤难平。同日，反日会发布通电，指出济南惨案草率处置，“不啻将此案责任与凶首，置诸不问”，而且“丧权辱国，莫此为甚，愿与国人誓死反对之”。（108）4月10日，反日会招待新闻记者，再次表达誓死反对《济案协定》的意思。并表示，即使国民政府有取消反日会之意，但在中日事件未解决之前，反日会仍应存在，不能同意改名为“国货维持会”。（109）4月16日，反日会召开第一次全体职员会议，发表宣言，努力继续反日工作，决不因受任何阻力而停止，如有破坏者，“誓死周旋”。并申明反日工作决不能因济南惨案暂时解决而立即停止，在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未取消、一切国耻未雪之前，反日工作必须继续去做。（110）
|
- 上一篇：汪精卫是死于上海吗？
- 下一篇：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