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商会的反应与反日会正好相反。济南惨案了结使其如释重负，它大喜过望，迫不及待希望抵货早日取消。见反日会仍旧工作不停，终于按捺不住，开始频频动作了。4月9日，总商会召开常会，议决致电市政府，据闻中央通令反日会一律取消，而北平反日会仍照常积极工作，询问到底有没有取消反日会的命令，希望尽快回复，以便知照各分会免受反日会检查，“以舒商困”。（111）4月17日，更直接致函反日会，称风闻反日运动将停止，请将所有救国基金账目汇送社会局，召集政府及商会开联席会议审查。反日会当即去函严词驳斥。（112）
北平军政机关夹在总商会与反日会之间左右为难，日本驻北平的外交官又不断施加压力，于是决定向国民政府请示，于4月11日、18日分别致电外交部、行政院。4月18日，行政院发出“巧电”复商震、何其巩：“中央已饬各地反日会，均改为救国运动会，别定规则，平津反日运动，自应妥为制止。”同日，外交部也复电商震，称：“济案业经解决，中央曾决定劝阻反日运动，而河北各属，仍复继续进行反日运动。不惟与中央意旨相违，且易酿成交涉。际兹中日关系繁复，各种悬案亟待解决之时，影响所及，必致牵联外交，殊非所宜。务希转饬各属，对于各处反日运动，剀切劝阻，免酿重案，而利邦交。”（113）为使各地取缔反日运动名正言顺，国民政府4月20日发布内容为“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的“保障人权令”。（114）
4月27日，平津卫戍司令部根据中央来电和命令，欲将北平反日会改名为“救国运动会”，并制定4条规则：（一）取消反日会名称；（二）取消反日标语；（三）停止检查日货；（四）已登记的日货不得封存。（115）
反日会对此命令坚决不从。河北省、北平市政府分别派人催反日会改名，但各执监委不同意。后公安局长赵以宽亲自前往接洽，并将反日会调用的巡官、警察、便探等30余人撤回。反日会以自组检货后援队百余人来回应。商震再托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亲往反日会劝导，请其自动改名，“以全爱国运动之体面”。（116）反日会在答复何其巩的代表时强硬地说：“改组实不可能，如政府坚欲使反日会改组，则中国又多一惨案，社会增加一纪念日。”（117）
除强力反抗军政当局的处置外，反日会还面见商震据理力争。5月13日，平津反日会派代表会晤商震，对卫戍司令部4月27日所定4条规则有所商讨。商震和反日会各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反日会方面不再坚持在天安门上悬挂标语，封存日货可展期办理等。商震的初衷，只要反日会不再执行封存日货的政策，不与总商会酿成流血事件，其他事宜则不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好将彻底取缔反日运动这个烫手山芋甩给中央去处理，以免承担破坏反日运动的恶名。（118）
五三封货产生的对抗使反日会与总商会积怨已深，反日会将一腔怒火都发泄到总商会身上。5月3日，反日会等北平市民众团体在太和殿前召开“北平市民济南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到场群众达5万多人。大会会场悬挂着“头可断血可洒日货不可用”的横幅，通过了“誓死否认中日济案协定”、“呈请中央惩办卖国的外长王正廷”、“解散破坏反日运动的北平总商会”等提案。解散总商会被正式提了出来。（119）
总商会则毫不示弱。5月4日发布宣言，声称：
本总会依法成立，既奉中央国府许可，当然受法律完全保护，无论个人或团体，绝难以非法行为，加害本总商会。本会为北平市全体商人所托命之合法团体，凡有损害商人利益者，绝对扑灭之。务望我全体守分商人，安心业务，不得轻信共党挑拨恫吓之词，自相惊扰。须知容心加害本总会者，即系非法分子，即系乱徒，亦即系反革命。军政警当局，绝对仰遵国府保障人权命令，依法制止，不稍容纵，本总会特恃法律之保障，郑重声明。（120）
总商会以国府新颁布的“保障人权令”为护符，对抗民众团体意欲将其解散的企图，捍卫自身法人团体的资格。
此外，总商会既寻求军警机关和市政府的保护，又针锋相对地重提解散反日会的要求。5月6日，总商会会长冷家骥偕4代表赴卫戍部、警备部、公安局，请即日下令，解散反日会，并切实保护各商。（121）
而反日会继续着解散总商会的步伐。5月7日，反日会、学联会、总工会、商协、农协、妇协等六团体组织“解散总商会委员会”，议决呈请中央转令北平军警当局解散总商会，如北平军警当局不执行，则由民众自动执行解散任务。对此，总商会重申了5月4日宣言的内容，直指如有“破坏”其工作者，“非反革命即共产党”。（122）并于5月10日发出快邮代电，向市政府告急，声称六团体对总商会将有“危害行为”，总商会是全体商人合法产生的团体，维持全市的治安，是市政府的责任，“保护之义，责无旁贷”。
市政府当即责令公安局注意，并令社会局予以调解，勿使发生事端。（123）市政府对反日会等解散总商会的态度是，各市府机关并未见到市党部的公文，对此不宜有所举动。而且，总商会系在工商部备案的团体，在未奉到中央的明文以前，地方官没有权力加以取消。意即不会按照民众团体的意愿去解散总商会。（124）公安局等确实对总商会尽到了保护之责，总商会5月14日召开会议，常委高伦堂指出，“此次外界欲将本会解散，幸赖军警各机关加意维持”，才没有使其变为现实。（125）
反日会对解散总商会仍不死心。6月6日，召开有170余团体参加的各界代表大会。在会上，反日会指出，北平反革命势力、腐化势力麇集，处处与国民党为难，总商会为之代表。该会呈与反日会势不两立的姿态，勾结土豪劣绅破坏反日会的工作。议决仍拟解散总商会，由反日会或解散总商会委员会执行，同时寻求全国各地民众团体的援助。（126）不过，解散总商会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始终无法实施。原因在于，无论是市党部，还是反日会等民众团体，都不掌握武力，在军警机关不支持并对总商会予以保护时无计可施。
而且，形势对反日会日趋不利。在国民政府的打压下，已自身难保。6月8日，全国反日会已被迫改名为“全国国民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北平反日会改名已是迟早的事，但它以种种理由加以拖延。在此局面下，反日会仍在坚持抵制日货工作。到6月中旬，反日会对各车站、城门的检查仍在进行中。（127）
于是，反日会与总商会处于僵持状态。反日会不能进入各商店检查日货，不能查封日货，更谈不上解散总商会；而总商会不能制止反日会在商店外继续检查日货，也达不到取缔反日会的目的。这种尴尬的局面在蒋介石抵达北平后得以改变。
6月23日晚，蒋介石从南京乘车北上，25日傍晚抵达北平。反日会与总商会都视蒋北上为置对方于死地的良机，纷纷向蒋进言，力图影响蒋的决断。其实蒋已下决心取缔反日会，天平在向总商会倾斜，反日会已无力回天。6月28日，蒋接见各民众团体代表，反日会代表向蒋汇报，并提出因总商会破坏反日运动，要求将其解散。对这个要求，蒋只随口敷衍而已，蒋关心的是反日会为何至今还没有改名。当反日会答应改名后，蒋要求它在改组后与市政府合作。（128）
总商会也不愿放过蒋来北平的好机会，但它被刻意排除在外，无缘见蒋，无法面陈一切。恰好6月末7月初的反日会扣留军方报纸风波给它提供了良机。6月28日，北平卫戍司令部在天津购进用作宣传纸的白报纸100件，运到北平东站时，被反日会检查员发现，指为日货，被没收57件。卫戍司令部两次派人索要，都未果。次日，军警联合办事处处长李瑜亲自前往交涉，将57件报纸索回。不料，在滕珂的带领下，反日会7月2日派几十人将代卫戍司令部存放、印刷宣传品的民言报社包围，割断电话线，并禁止人员出入，将存报70余件装车，准备运走。报社人员爬墙报告军警。宪兵、警察迅速赶到，不许反日会将报纸运走。反日会人员声言，如不让其运走，情愿流血。随后大批军警赶到，将未及装车的报纸截留，但报纸已被运走20余件。滕珂等二人被带往警备司令部拘押，不久即被释放。反日会闻讯后派人向蒋、商请愿。蒋拒而不见。（129）7月8日，反日会再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惩办破坏反日运动分子，要求立即解散总商会。蒋仍旧未见。（130）由此可见，蒋对反日会坚持活动早已不耐烦。
此事发生后，商人趁机向蒋、阎及新任北平市长张荫梧呈文，对反日会提出三点疑问：（一）北平反日会何以不遵照总会决议更改名称；（二）所收救国基金的用途等，应予公布；（三）逮捕商民及用木笼等处罚，事属行政机关及法庭的权限，反日会究竟应否有此权限，恳请核示，以释群疑。（131）
7月10日，蒋在离平前夕，再一次接见记者，回答了关于北平反日会的提问。他说：
反日会最初组织之用意，为民众表现拥护国权，爱护国家之一机关。其意至善，迨行之日久，发生很多毛病，弄得国家之司法权行政权，都被他们所夺去，不但不能爱国，甚至而发生种种害国之行动，殊出人意料所不及。我想爱国爱党的青年们（从事）反日运动，应该维持国家的秩序，遵守国家的纪纲，爱国要得其首，不可发各人之个性。所以以后之反日会，不能随便去检查日货，此事已与市省两政府当局言明，切实依法制止。爱国青年，嗣后当不至再有逸出范围行动。（132）
蒋的发言给反日会与总商会的争执做了最后裁决。7月15日，大势已去的反日会宣布改名为废约促进会。（133）
在反日会的最后时刻，总商会决定再进一步。7月20日，召开会议，指责反日会是久经解散的团体，但仍检查扣货，擅自捕人，蹂躏商民，妨害人权，侵犯行政、司法各权，请求军政当局，对此严厉制止。（134）其实已不用总商会再做什么了。8月14日，由五大民众团体所组织的废约促进会筹备会定于16日将反日会所设的各日货检查所接收。（135）9月5日，宣布将各检查所撤销。（136）10月6日，废约促进会宣布成立，但已是一个聊备一格，没有什么具体工作的组织了。（137）在总商会与反日会的争斗中，总商会笑到了最后。
七、结语
如前所述，北平反日会由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为反对日军济南暴行而成立的民众组织，它曾真诚地认为，对日经济绝交是最稳健的反日方法，可使日本的工商业停顿，不花一枪一弹就可致日本帝国主义于死命，所以不遗余力地来推进抵制日货工作。（138）在日本侵略者横施暴虐的时候，反日会的行动具有天然的正义性。
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从事日货买卖的商人自然受到很大影响。但在反日已成全国最强音的形势下，他们也只能随声附和，“商人亦为中国人，反日心切，彼此相同”。（139）这些说辞是言不由衷的。商人对抵货在内心是怨恨的，只是在激昂的民气下，只能在背地里抱怨，认为是学生们在多事。（140）在北平日货遍地的商业背景下，商人对抵货手段自然比别处更敏感，抵触也更大。一有适当的机会和借口，商人就会将对反日运动的反感和不满发泄出去。由此，在北平不太长的抵货期间，反日会与商人的冲突格外激烈。
尽管反日是正义的举动，但抵制日货却不是必由之路。《大公报》社评指出，“反日云者，感情论也，其势不可以久；排货云者，悖乎经济上有无相通之自然理法者也，其势亦不可以长”，“吾人以为反日排货，皆系有激而然，实则经济之需求，廉货之畅销，乃一种自然之势，无可遏止”。（141）《京报》社评更干脆说，“缘此类苦肉计之反对帝国主义，损多于益，非万不得已，勿过用之”。（142）
此种“苦肉计”之“损”对北平而言来得比其他地方更为深切。国都南迁给刚刚纳入国民政府统治的北平以沉重打击，北平成了一座“废都”，大批具有消费能力的官员南下，使昔日繁荣的北平商业一落千丈。据1929年1月的统计，北平共有各种商业场所近34000处，但加入商会的商家仅7300余家，无力加入商会的商家则近24000家，此外还有停业和已停业但未注销的商家近2700家。与1928年11月相比，参加和未参加商会的商家共减少了近千家。（143）尽管采取了诸如河北省政府迁平等措施来挽救北平的危机，但起色并不大。北平的失业人口直线上升，1928年8月，有贫民近18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七分之一；到1929年6月张荫梧接任北平市长时，失业人口已达30万人，几占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144）因此，无论是对日货征税，还是封存日货，都会使北平商业雪上加霜。正因为如此，即使同属党化的民众团体，商协对反日会的某些做法不能苟同，对征收救国基金屡加抗争，对封存日货苦苦哀求，也就不足为怪了。
反日会所拥有的治外法权也屡为外界所诟病。《新晨报》社对反日会设置木笼事颇不谅解，“木笼为前清酷吏处置盗犯之非刑，竟再现于青天白日之下”，严惩买卖日货者，“事实上恰若专与垂毙之商家为难，并与市民为难，目的专在罚款，排斥日货乃落为第二义”。（145）《京报》社也说，“除却国家以外，不拘何等私人团体，不能制定法律”，如对贩卖日货者科以站木笼、罚金之类的处罚，“则似宜交由法庭或军警执行，较为妥善”。（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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