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义为行宫、行营、行帐。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六云：“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四时皆然，如春捺钵之类是也。不晓其义。近者彼国中书舍人王师儒来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问师儒，答云：‘是契丹家语，犹言行在也。’”李心传也如此解释道：“剌钵者，契丹语所在之意也。”[1]在辽金元文献中，捺钵一词的异译有“剌钵”、“纳跋”、“纳钵”、“纳宝”等写法。不过在金代文献中捺钵一词并不常见，更多的情况下是径称为“行宫”。[2]
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辽朝的四时捺钵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历来受到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早在1910年代，日本学者池内宏、津田左右吉就曾先后撰文对此加以探索。[3] 1942年，傅乐焕先生在他的代表作《辽代四时捺钵考》[4]一文中，对辽朝的捺钵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释。金朝的捺钵，其重要性虽不及辽朝，但也是金源一代历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表现了女真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某些特质。由于《金史》没有像《辽史》那样专立一个《游幸表》来记载捺钵事项，所以有关金代捺钵的史料较为零散。傅乐焕先生在《辽代四时捺钵考》一文中曾对金代捺钵略加论列，而除此之外，尚无人注意这个问题。希望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有助于人们对金代的捺钵制度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一、春水考
与辽代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代的捺钵没有那么明显的“四时”之分，所以金人根本没有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的概念，一般只把它分为春水和秋山两个系列。春水、秋山也是沿袭的辽代旧称，正如傅乐焕先生所说，春水即春猎之水，秋山即秋猎之山，因以春水秋山泛称所有春秋狩猎地点，后来遂成为春猎秋猎的代名词。
有关金朝捺钵的最早记载，见于马扩的《茆斋自叙》。宋人马扩于宣和五年（1123年）出使金朝，是年三月十一日，“朝辞，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纳跋行帐，前列契丹旧教坊乐工，作花宴”。[5]很明显，这里说的“纳跋”是行帐的同义语。宣和七年（1125年），宋使许亢宗出使金朝，其《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所记行程“起自白沟契丹旧界，止于虏廷冒离纳钵”。[6]“冒离纳钵”大概也就是马扩所说的“契丹纳跋行帐”，其地点应当在金上京会宁府附近。
以上宋人记载中的“纳钵”都是指其本义之行帐，与渔猎活动无关。太祖、太宗两朝，金朝立国未久，各种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捺钵之制也还没有形成一定之规。金朝捺钵之制度化，始于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是冬，金主亶（即熙宗）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7]这虽是出自宋人的记载，但内容是相当可靠的，我们还可以引述洪皓的一段记载为证：“虏中中丞唯掌讼牒，若断狱会法，或春水秋山（原注：谓去国数百里，逐水草而居处），从驾在外，卫兵物故，则掌其骸骼。”[8]洪皓居留金朝达十五年之久，宋金议和后于皇统二年（1142年）南归，他这里记述的应该是熙宗时的情况。
熙宗朝春水的主要场所是爻剌天开殿。熙宗即位的当年（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即“建天开殿于爻剌”。[9]《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上京路下记载说：“其行宫有天开殿，爻剌春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宫。”但《金史》没有指出爻剌的具体位置。《太祖纪》里有一条记载，谓收国元年（1115年）辽天祚帝自将大军七十万亲征女真，阿骨打“行次爻剌，会诸将议”。据三上次男氏对此次战事的考释结果认为，爻剌当在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市白城）与辽代长春州（今黑龙江肇源县西）之间，位于鸭子河（今松花江）畔的某一个地方。[10]贾敬颜先生则明确指出爻剌当在会宁府宜春县境，他解释说：“宜春县取义于宜于‘春水’，亦即春水爻剌之地，境内辖有鸭子河，故当求于今扶余、肇州等县地，兹暂订宜春于（吉林省）扶余县东南小城子古城，以待进一步探讨。”[11]这个结论与三上氏的考释结果是相互吻合的。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载，天眷元年（1138年）“二月壬戌，上如爻剌春水。乙丑，幸天开殿”。按壬戌自上京会宁府出发，乙丑到达爻剌天开殿，行程三天，与宜春县的位置远近也颇相宜。又朱熹在谈到金都上京时期的捺钵情况时说：“金虏旧巢在会宁府，四时迁徙无常：春则往鸭绿江猎；夏则往一山（原注：忘其名），极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今都燕山矣。”[12]朱熹的这段叙述显系得之传闻，故如此之阔略，其中只有春水举出了具体的地点：鸭绿江。根据池内宏氏的有关研究结果可以知道，宋人所称的鸭绿江实际上就是混同江（鸭子河），[13]可见朱熹说的“春则往鸭绿江猎”也是指的爻剌春水。
爻剌春水所在地宜春县距辽代春捺钵地鱼儿濼相去不远，鱼儿濼位于鸭子河上游长春州境内，是辽朝春捺钵的主要地点。在考察金朝前期的春水时，《金史》卷三《太宗纪》里的一条史料引起了我的注意：天会二年（1124年）闰三月辛巳，“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这是金朝建国后首次建置驿路。春州即长春州（《辽》、《金史》中多省称春州），泰州（今吉林白城市）在长春州西，鱼儿濼就正好位于长春州和泰州之间。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推测：金太宗在上京会宁府和长春州、泰州之间建置驿路，可能是为了春水的需要，大概金初姑且于辽朝春捺钵旧地行春水，至熙宗即位后才在爻剌另建行宫。不过这一推测还有待于证实。
熙宗在位十五年，见于记载的春水共八次，其中至少有五次是在爻剌天开殿，这五次分别是：天眷元年（1138年）二月至六月，二年（1139年）二月至五月，皇统二年（1142年）二月至三月，五年（1145年）三月至八月，八年（1148年）二月至四月。另外皇统六年（1146年）正月至四月的春水不记地点，估计也应该是在爻剌行宫。除此之外，熙宗朝还有两次在其它地方行春水的记录，但这两次春水的情况都比较特殊。皇统四年至五年，熙宗曾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市白城）前往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据《金史》卷四《熙宗纪》载：皇统四年（1144年）二月癸未，上如东京；丙申，“次百泊河春水”；十二月甲午，至东京；五年（1145年）二月乙未，“次济州春水”；三月戊辰，次天开殿；八月戊戌，发天开殿；九月庚申，至自东京。这两次春水是在往返东京的途中顺便进行的，皇统四年二月赴东京途中春水于百泊河，此河无考；次年二月自东京返回上京的途中又春水于济州，济州即辽之黄龙府，天眷三年（1140年）更名济州，在今吉林省农安县，乃东京至上京的必经之地。总之，除了这两次特例之外，熙宗一朝的春水基本上都在爻剌的行宫天开殿进行。
海陵王迁都中都（今北京）后，就不再去爻剌行宫春水，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海陵一朝究竟是否存在春水之制，在金代文献中竟然找不到任何记载。世宗朝的春水大多在中都周边的州县进行，不过其中有一次例外。大定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1184-1185年），世宗巡游金源旧地，二十四年五月到达上京，次年二月“丁丑，如春水。四月己未，至自春水”。[14]这次春水的地点没有记载，但既是从上京出发去春水，必定是在离上京不远的地方，所以我估计此次春水大概还是在爻剌行宫天开殿。
世宗在位二十九年间，至少有十五年曾行春水，春水的地点基本上都在中都旁近的州县，其中安州三次、滦州石城县长春宫六次、蓟州玉田县御林一次、顺州一次、高桥一次、地点不详者三次，再就是上文所说的在上京附近的一次。兹分别考述如下。
（1）安州
安州隶属于中都路，治葛城（今河北省安新县南）。《金史》卷六《世宗纪》（上）载：大定四年（1164年）正月丁酉，“如安州春水”；壬寅，“至安州”；辛亥，“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二月丁巳，“免安州今年赋役，及保塞县御城、边吴二村凡扈从人尝止其家者，亦复一年”；庚午，“还都”。这是第一次安州春水，大概也是世宗即位以后的首次春水。文中提到的保塞县属保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东与安州毗邻。据《金史》卷九八《完颜匡传》记载，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括地运动时，完颜匡广占百姓田地，“上闻其事，不以为罪，惟用安州边吴泊旧放围场地、奉圣州在官闲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还百姓”。安州边吴泊西邻保州，世宗时是春水猎鹅的围场，正是安州春水的主要场所；保塞县的边吴村大概就是边吴泊畔的一个村庄。所以世宗的扈从“尝止其家”。
见于《金史·世宗纪》的安州春水仅此一次而已，但此外至少还有两次春水也在安州。《金史》卷九二《曹望之传》谓《太宗实录》成书后，同修国史曹望之以赏薄，颇有怨言，世宗责之曰：“汝为人能干而心不忠实。朕前往安州春水，人言汝无事君之义。”按《太宗实录》进呈于大定七年（1167年）八月，[15]故世宗在这里所说的“安州春水”应当是大定八年（1168年）的事情。又《金史》卷九一《赵兴祥传》云：“（大定）十五年，上幸安州春水，召兴祥赴万春节。”世宗诞辰万春节为三月朔，可知是年安州春水约在二三月间。
（2）滦州石城县长春宫
世宗第一次春水长春宫是大定十八年（1178年）。《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载：大定十八年“正月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庄。丙子，次华港。己丑，还宫”。管庄、华港均无考，这是此次春水途经的两个地方，并非春水的目的地。从是年三月世宗对宰执说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此次春水的目的地究竟是什么地方，世宗曰：“比在春水，见石城、玉田两县令，皆年老，苟禄而已。畿甸尚尔，远县可知。”由此可知，此年春水是在石城和玉田两县。石城是中都路滦州的一个属县（在今河北省唐山市东北），《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石城县下有小注云：“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玉田是中都路蓟州的一个属县（今河北省玉田县），《地理志》云：“（玉田）有行宫偏林，大定二十年改为御林。”在《世宗纪》大定二十年（1180年）下可以找到相应的记载：“（正月）己巳，如春水。丙子，幸石城县行宫。丁丑，以玉田县行宫之地偏林为御林，大定濼为长春淀。”这是世宗第二次春水长春宫。长春淀的旧称，《世宗纪》和《地理志》有所歧异，一作“大淀濼”，一作“大定淀”，不管是“濼”还是“淀”，都是指的春水猎鹅的围场。
世宗第三次赴长春宫春水是在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是年春水的目的地，《世宗纪》没有明确交待，但同年三月有这样一段追述：“上初闻蓟、平、滦等州民乏食，命有司发粟粜之。……上至长春宫，……更遣人阅实，赈贷。”《金史》卷六四《后妃传》（下）更是明确记载：“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次长春宫。”此后，大定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和二十七年，世宗又三次春水长春宫，《世宗纪》中均有“如长春宫春水”的明确记录。另外，世宗朝还有三次春水的地点无可查考，时间分别是大定十九年、二十三年和二十八年，考虑到大定十八年以后有地点可稽的春水全都是在石城县长春宫，所以我想这三次春水或许也是在长春宫，长春宫大概已被确定为大定后期固定的春水场所了。
（3）蓟州玉田县御林
玉田县的春水行宫原名偏林，大定二十年改为御林。世宗曾于大定十八年（1178年）春水玉田，已见上述。
（4）顺州
顺州隶属于中都路，治怀柔（今北京市顺义县）。大定十二年（1172年）“二月庚戌，上如顺州春水。癸丑，还都”。[16]顺州春水仅此一次。
（5）高桥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载：大定十六年（1176年）正月庚午，“上按鹰高桥”。“按鹰”即春水猎鹅。高桥不详其所在，估计是在中都近郊。宣宗贞祐元年（1213年）秋，“大元游骑至高桥，宰臣以闻”，[17]据此推断，高桥必定距中都不远。世宗在中都近郊春水是有先例可循的，大定七年（1167年）春，尚书右丞苏保衡卒，“世宗将放鹰近郊，闻之乃还”。[18]
世宗朝的春水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十五次，从上面考述的内容来看，其中有几次就是《金史·世宗纪》所失载的。《金史》的主要史料来源是实录，而《世宗实录》是金代历朝实录中最详赡的一部，却也不免阙略如此。
关于世宗朝的春水，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世宗北巡时，太子允恭奉命留守中都，次年正月，允恭“如春水，二月庚申还都”。[19]太子允恭的此次春水又见于《金史》卷八九《移剌慥传》，时慥为大兴尹，“驾幸上京，显宗（即允恭）守国，使人谕之曰：‘自大驾东巡，京尹所治甚善。我将有春水之行，当益勤乃事。’还，以所获鹅鸭赐之”。明昌间，章宗赐豫王允成手诏有云：“侍显考于春宫，曲尽友于之爱。”[20]就是指的大定二十五年允成侍其兄显宗（允恭）于春水的事情。
章宗在位二十年，就中十七年有春水记录。春水的地点均不出中都路的范围，其中大兴府大兴县建春宫七次、遂州遂城县光春宫二次、蓟州玉田县御林一次、滦州石城县长春宫一次、安州一次、近畿一次、地点不详者四次。以下分项作一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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