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六年（94），班超攻取焉耆，山国归汉，墨山国之路再度开放。从此东汉在与匈奴争夺车师的斗争中，就不再受伊吾路闭塞的限制。这突出地表现在班勇以西域长史经营西域的时期。安帝永初元年（107），罢都护及伊吾、柳中屯田，再弃西域。虽然元初六年（119）有敦煌行长史索班伊吾屯田之举，但仅维持数月。直到延光二年（123）班勇以西域长史出屯柳中，匈奴控制西域的局面竟延续了十五、六年，这期间史书明确提到附汉的西域诸国只有鄯善。我推测，除鄯善外，还应有山国和逃亡的车师前部。理由是《后汉书·西域传》中载敦煌太守张珰上三策，其第一、第二两策都涉及经墨山国之路以图车师。其策曰：
今以酒泉属国吏士二千余人集昆仑塞，先击呼延王，绝其根本，因发鄯善兵五千人胁车师后部，此上计也。若不能出兵，可置军司马，将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谷食，出据柳中，此中计也。
发鄯善国兵以击车师，或屯田柳中，都必须经由墨山国之路，可见此时山国附汉，墨山国之路畅通，库鲁克塔格及其以南的罗布泊地区都还是东汉的势力范围。据《后汉书·班勇传》，在张珰上策的前两三年，班勇上议曰：
旧敦煌郡有营兵三百人，今宜复之，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长史将五百人屯楼兰，西当焉耆、龟兹径路，南强鄯善、于阗心胆，北扞匈奴，东近敦煌。如此诚便。
从班勇的话看，似乎南道的于阗国亦附于汉。既能屯田楼兰，则山国附汉当确切无疑。但由于匈奴与车师后部已经攻占吐鲁番盆地，山国和鄯善事实上都处在威胁之中。故《后汉书·西域传》载尚书陈忠上疏曰：“今北虏已破车师，势必南攻鄯善，弃而不救，则诸国从矣。”在这种形势下，安帝“乃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这最后的决定看起来比班勇当初请求屯田楼兰的计划还要积极一些。但是无论屯田柳中还是楼兰，山国的附汉乃是先决条件。
现在我们来看班勇是怎样到达楼兰的。《后汉书·班勇传》：
延光二年夏，复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楼兰，以鄯善归附，特加三绶。而龟兹王白英犹自疑未下，勇开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缚诣勇降。勇因发其兵步骑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击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余人，于是前部始复开通。
对上引史料的理解，涉及对这一时期西域形势的把握。黄烈先生说：“班勇活动的路线是先屯柳中，再至楼兰，继击车师，还屯柳中。柳中在高昌东南，无疑先经伊吾再至柳中，与索班进入西域路线相同。[47]”孟凡人先生也大致持同一观点，只是鉴于伊吾路不通，所以认为班勇是经大海道至柳中[48]。我认为，这个理解是错误的。
班勇所以提出屯田楼兰，经营柳中，就是惩索班之败，不欲与匈奴再争伊吾，所以他不可能经伊吾路到柳中。正确的理解应当是，延光二年（123）夏，朝廷决定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西屯柳中，班勇即由洛阳西发，至次年正月，始抵楼兰。此前班勇并没有到柳中去。班勇出现在楼兰，意味着汉朝再次经营西域，政治上对西域各国是有很大影响力的，所以鄯善、龟兹先后归附。班勇以楼兰为根据，发鄯善、龟兹等国兵，集结到楼兰地区，北逾库鲁克塔格，经墨山国之路，进入车师前王庭（这时为车师后部所占）。这是我对上引文的理解。斯坦因在其名著《西域》中讨论鄯善和楼兰问题时，也提出了近似的理解，并特别强调了班勇到达楼兰的月份与气候条件的关系[49]。也许有人会提出，鄯善之兵自楼兰北逾库鲁克塔格攻车师，尚在情理之中；为什么龟兹等西部国家的军队也要迂回到楼兰来呢？为什么不经焉耆直接到车师前王庭呢？这是因为，经焉耆盆地走银山道进车师的道路是闭塞的，焉耆盆地内焉耆、危须和尉犁三国此时正附于匈奴。三年以后，班勇和张朗才联兵击降焉耆等三国，北道于是开通。
班勇屯田柳中时期，墨山国之路在东汉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中，具有非常关键的地位。柳中作为东汉在西域的政治中心，正是通过墨山国之路，穿越库鲁克塔格，与楼兰地区联系起来，进而实现其对整个塔里木盆地的影响。这个时期虽然并不很长，但却是东汉经营西域的又一个高峰。那种认为东汉时期楼兰道的重要地位已经让位于伊吾路的观点，恐怕是站不住的[50]。当然，随着匈奴的衰弱和对西域交通知识的积累，汉朝理应选择自然条件更好的伊吾路，并为此不断努力，所以会有很多学者倾向于重视这个时期的伊吾路和所谓“新道”（大海道）[5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楼兰道就会衰落。以上我们依据历史文献所作的分析，正说明在东汉时期，楼兰道并不比伊吾道更冷清，相反，在某些时候可能更热闹。
四、魏晋十六国时期楼兰与高昌的交通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的战乱削弱了华夏文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特别表现在政治方面。魏晋时期的西域经略，一般地说，很难与激扬慷慨的两汉相比。但绝不能认为，中原的影响，甚至包括其政治和军事存在，都已退出西域。有学者搜罗了正史中关于西域诸国向魏晋中央朝贡的记载，今据此列表如下[52]。
从表中看，那些塔里木盆地以外的西域诸国，如康居、大宛和大食等，其遣使奉献可能只具有经济贸易方面的意义，决不能过高估计其政治方面的含义。正如蜀汉后主时期曾有所谓“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氏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欲助诸葛亮北伐一样[54]，只能当作粟特商人的贸易行为，不存在国家间的外交含义。但是对于鄯善、车师前部、焉耆、于阗、龟兹等塔里木绿洲国家来说，可能是具有非常现实的政治动机的。
东汉后期以来，西域绿洲国家所承受的匈奴的压力，似乎已经基本解除。当匈奴和汉朝两种外来强大势力，都因自身问题而逐步从西域淡出，西域绿洲国家间势必出现新一轮的纷争和组合。余太山先生关于魏晋时期前来中原进行朝献的西域国家数目虽然不多，却已经代表了西域大部的分析，是比较精当的[55]。这些绿洲大国前来朝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魏晋政府在西域的军事和政治存在。正史中明确记载，魏晋都置戊己校尉于高昌；楼兰晋简显示，西晋置西域长史于楼兰，这多少表明魏晋的西域政策是维持着汉代传统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魏晋时期的中西交通在塔里木盆地东部，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魏略·西戎传》中，南道一仍汉旧，中道即两汉的楼兰道，都不必再述。可是所谓“新道”，到底是指后来的“大海道”，还是指伊吾道呢？首先我们假定《魏略·西戎传》作为曹魏时期史料的可靠性，我认为，澄清这一问题，有必要弄清楚，曹魏时期的伊吾路是否通畅？虽然没有直接的材料说明这一时期伊吾地区的政治归属问题，但有间接的材料告诉我们，伊吾地区处在敌对势力的控制之下。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伊州条：
至魏立伊吾县，晋立伊吾都尉，并寄理敦煌北界，非今之伊州[56]。
魏晋似乎继承了东汉对伊吾地区特别关注的传统，所以在无法控制该地区的情况下，依然设置了地方机构，侨治（寄理）于敦煌北界（应作西北界）[57]。案《晋书·地理志》敦煌郡有伊吾县，惠帝时分置晋昌郡，伊吾属焉。依据《元和郡县图志》，此伊吾仅设都尉，治在敦煌县界。《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魏书》，檀石槐时期，鲜卑“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据此，王国维先生主张这一时期天山东部为鲜卑控制，车师后国已经役属鲜卑，是可以接受的[58]。同理，控制伊吾地区（以山北巴里坤草原为根据地）的势力，我猜想应当是从蒙古中部草原或漠北草原迁来的鲜卑[59]，或来自同一地区的役属于鲜卑的敕勒等族[60]。伊吾路事实上是不通的。那么，《魏略·西戎传》的“新道”不应该是指伊吾路。再说，伊吾路开自东汉，到魏晋已谈不上新。所以，我同意那种认为“新道”是指唐代大海道的观点[61]。
北新道的最大价值，在于缩短了从敦煌到高昌间绕行楼兰的漫长距离，避开了罗布泊以东白龙堆雅丹地区的恶劣环境。但是这条连接高昌与敦煌的捷径，沿途连小型的绿洲也没有，水草供应有限，只适合人数较少的商旅和行使，基本上不能适应大规模的人员运动，《北史》中有一段描述此道艰难的话，极为生动形象[62]。因此，对于魏晋官方来说，既然伊吾路闭塞，那么两汉以来传统的楼兰道，以及经由楼兰道连接高昌的墨山国之路，就是必不可少的要道了。
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曹魏与后来的西晋一样，也于楼兰置西域长史[63]。魏晋时期专门负责西域事务的机构一共有两个，即高昌的戊己校尉和楼兰的西域长史。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此外还有一个机构，就是驻屯玉门关的玉门都尉或类似名号的长吏。据《晋书·地理志》，前凉置沙州，其组成部分有所谓三营，即西域都护营、戊己校尉营和玉门大都护营。前凉的玉门大护军，当是承袭魏晋制度，只是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魏晋时期玉门关有关机构的名称及具体制度了。后来张氏前凉的玉门大护军，据郑炳林先生说是在魏晋玉门县一带[64]，不确，应当在玉门关地区。
按照一般性的推想，玉门关长吏所在的地方要满足以下条件：一，可以屯田，屯田的收成要供应一定数量的军士和往来使节，这就要求有一定的水草和土壤条件；二，在交通要道上，使玉门关机构可以发挥作用；三，在敦煌郡的边界上。依此三个条件，我们认为，当在玉门关外汉代的大煎都候辖境内[65]，其地即今之榆树泉盆地[66]。西汉贰师将军李广利初征大宛失利，回军即屯于此处。这里是西汉以来玉门关外最重要的屯兵之地，魏晋自然也要善加利用。玉门关长吏、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等三营，分别在楼兰、高昌和玉门关外（即榆树泉盆地）。这种军政格局可能早在东汉已经确立，魏晋与前凉不过是继承而已。
魏晋时期以楼兰（西域长史）、高昌（戊己校尉）和大煎都候故址（玉门关长吏）形成品字形布局，扼守西域与中土的交通咽喉，上承东汉，下启前凉。在这个布局中，戊己校尉控守吐鲁番盆地，阻挡天山北部游牧势力的南侵，其军事意义较为突出；西域长史地处中西交通的十字路口，连接南北两路的绿洲国家，其政治意义更为显著；伊吾长吏驻屯玉门关外，北接高昌，西通楼兰，西南连通鄯善，乃是西域丝路东端的总枢纽。楼兰在这一战略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很大程度上倚赖着它与高昌间的相互支持，而实现这一功能的，就是沟通高昌与楼兰的墨山国之路。
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采自楼兰的魏晋简牍中，有反映楼兰地区与高昌相互联系的内容。编号CH.928的一简提到“高昌士兵梁秋等三人日食六升起九月一日尽卅日”[67]。王国维先生指出：“其（高昌）兵梁秋等三人，时殆以事留西域长史所，故其廪食由海头给之也。”并推定其时间在西晋泰始间[68]。编号C.114的一简曰：
兵曹泰始四年六月发讫部兵名至高昌留屯逃亡物故等事[69]
据唐长孺先生考证，此简是兵曹簿籍，记录泰始四年（268）发往高昌留屯兵士的逃亡、物故等事[70]。当然，对于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两营士兵的构成及来源，目前的研究还不够，从楼兰文书中只能得到一些暗示性的了解。这些都是反映魏晋时期西域长史营（楼兰）与戊己校尉营（高昌）间交通联系的间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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