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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

买古本旧书,我一向很看重稿本。因为稿本具有原初性,而且往往也具有唯一性,--既早且少,对于收藏来说,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审视角度;更不用说名家的手稿,不管写的是什么内容,其笔墨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或是同时兼具较高的艺术价值,近年名人书札在市场上持续走俏,就是源自收藏家对其文物和艺术价值的广泛认同。其实,名人书札价格的飙升,已经对名人稿本的售价,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就是一些收藏家开始比照书札,以页为单位,来估算购藏古人著述稿本的出价。
    面对这样的市场行情,像我这样很业余的藏书“票友”,既为前些年还有机缘偶然买下过一两种名人稿本而庆幸,又为从今而后只能望洋兴叹而不免有些沮丧。不过,藏书的趣味,很大程度上在于满足好奇心。尽管买不起,若有机会经手过眼看一看,也算得上是一种差强人意的猎奇经历,自然也是一种福分;况且,若将时间尺度拉长了看,任何一种拥有,或者说任何一个人的收藏,实际上也只是收藏品流动历史上一个很短暂的时段而已。收藏品已经凝固成为不变的历史,而收藏家都只是过客。
    书友古渊老先生,近日觅得钱泳《记事珠》手稿,知道我喜欢孤密罕传的稿本,特举以相示,让我一饱眼福。在这些年的古籍拍卖会上,虽然偶尔会遇到一些档次较高的稿本,但到拍卖会去看预展,时间匆促,根本没办法欣赏;再说,拍卖起价虽然不菲,真正有价值的名家手稿,却是难得一遇。到大图书馆看书,倒是什么样的珍本秘笈都一应俱有,可那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生计促迫,闲情无措,多年来我始终没有专程去登门观赏的兴致。这样一来,能够读到这部《记事珠》稿本,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了。
    古渊老先生经营古籍有年,鉴识古籍,已经颇具眼力,在购置此书时,即已审定作者为清人钱泳。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予徵考。
    不过,严格地说,这部手稿似乎算不上是一部书,而且,“记事珠”三字,也不应是作者拟定的书名。
    此稿毛装一册,约八十页上下,“记事珠”是书衣上的题签,另在书衣内的连史纸衬页上,剪贴有同样书写在古色封皮纸上的“记事珠”三字。这种情况表明,现在书衣上题写的字迹,应当出自后人之手,而书衣内衬页上粘贴的书签,则必为作者钱泳之手迹无疑。应是钱泳在书衣上原本如此题写,而年深日久,书衣破损,后人重新装池,不得不更换封皮,为留存钱氏手泽,特剪下原签,粘贴在新换书衣内的衬页上,同时在新换的封皮上,依旧移录原签。
    既然如此,那么,又何以判断作者钱泳手书之“记事珠”不会是书名呢?用“记事珠”作书名,文献中最早的记载,是托名五代后唐人冯贽的一部杂录性著述。但冯贽的《记事珠》,不见于正史经籍艺文志著录,最早的传本,出自清初人所刻宛委山堂本《说郛》,所以,冯贽撰述此书的说法,恐怕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传世著述中,作者和年代都清楚可靠的以《记事珠》为名的著述,最早见于《千顷堂书目》著录,是明朝人刘国翰撰著的一部十卷本的类书(“记事”或作“纪事”)。杂录性书籍和类书的内容,虽然都很庞杂,但仍然有特定的限制,而这册手稿,内容包括钱泳起草的函稿、诗稿、金石书画题跋稿、琐事杂记、清朝使节的出使行记,甚至师友居所记录等诸多内容,已经超出任何一种单独著述所能涵盖的范围,因而,只能是一本供作者钱泳本人查阅的草稿底册,而不是著作书稿。
    钱泳将这样一本簿录册子,题作“记事珠”,与托名冯贽和明人刘国翰同名著作的书名一样,都是取自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事珠”条讲述的如下一则故事:
    开元中,张说为宰相。有人惠说一珠,绀色有光,名曰“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事无巨细,涣然明晓,一无所忘。说秘而至宝也。
    显而易见,所谓“记事珠”,不过与现在通用的“备忘录”一语,大体相当。冯贽杂录的故事,刘国翰编纂的类书,都有存而备查的功用;而此手稿的主人钱泳将其题作“记事珠”,更只不过是“笔记本”的雅称而已。这部手稿的性质,确实也和唐人张说“记事珠”本来的功用最为接近。
    或许有些人觉得,这样一册“笔记本”,其价值可能远不如写定的著作稿本,然而在我看来,却是恰恰相反。因为这种笔记性的手稿,往往在两方面会有优胜之处:一是保存作者动笔之初的原始想法,这在正式写定的文稿当中,时常会有很大变化;二是还有许多内容,始终没有能够或是作者从未想过,要将其编入著作,以公之于世,所以,只有在这种记事簿里,才能够见到。可见,若是从内容的独特性来看,这种原始手稿的收藏价值,实际上非但不一定就比写定的著述低,在有些方面,甚至反而会更高。
    粗略翻检此钱氏《记事珠》稿本,可以看到,它在上述两方面,确实都具有很高的价值。下面即随意摘举一些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钱泳虽然一生没有获取过什么功名,在当时多少有些遗憾,可上苍也算公平,弥补给他很长的寿数,享年长达八十六岁。钱氏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逝世于道光二十四年。正是在这一期间,中国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很有意思的是,毕生醉心于金石书画的钱泳,在时政方面,一直很关注中国的对外交往问题。据钱氏门人胡源等编述的《梅溪先生年谱》著录,当乾隆五十八年马戛尔尼率领船队,代表大不列颠王国出使清朝,寻求缔结平等外交外贸关系,途经浙江钱仓海岸时,在杭州知府做幕僚的钱泳,曾亲眼目睹了英国使船。钱泳仔细观察并记述了英国船只的规模和英国正副使节的姓名,而且还亲眼目睹了英使的“表文贡单”,见其汉文表述,“俱俚鄙不堪卒读”。亲身经历这次东西方国际关系上的历史性事件,很可能对钱泳后来关注国家的对外交往,有很大影响。嘉庆年间,钱泳伪托歙人“余金”一名,刊行了他与徐锡麟合作撰述的《熙朝新语》一书,记述清代朝野政事,其中即特别着意于中外交往。
    在这部《记事珠》稿本当中,载有一篇写于嘉庆末年以后的议论对英方略的文稿。钱泳为慎重其事,稿凡三易。文稿的基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并不高明,甚至可以说还很迂腐。不过,仔细品味,在最初一稿中,其描述英国,所使用的文词,却很有意思:
    惟英夷在西洋素称强大,周围数千里,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为占据,几欲独霸一方。能通天文地理之学,智巧叠出,机(下有阙文),而强兵十馀万,号令严肃,临阵冲突,无敢退缩者。以连环枪为主,以千里镜镜之(下阙)。
    文中对英国的总体性描述,是其“在西洋素称强大,周围数千里”,以及“海中有利之区,咸为占据,几欲独霸一方”这几句话,显然赞许有加,这本是正眼看世界所得来的客观知识,是非常正确的看法,可是,在当时昏聩愚昧的社会环境下,未免会招惹来夸饰“英夷”亦即意味着贬损清王朝天朝大国地位的是非。
    钱泳身无一官半职,社会地位卑微,经不起风波,这种很不合时宜的话,最好还是适当回避一下为妙。为此,钱泳煞是耗费了一番心思:他先是用“英夷僻处西洋”这句话开头,以一“僻”字将英国定位为无足轻重的岛夷;再用“颇称富庶”这句很有保留的赞誉之词,来表述英国实际具有的国际地位;接下来话锋一转,记云:
    闽粤人至其国贸易者,每年以千万计,知之甚悉,其国在中华之极西北,由散爹哩向北少西行,经大小西洋吕宋、佛朗机诸国,约二月可到。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其人好勇多智,衣冠制度,上窄下宽,所居皆重楼叠阁,林木葱郁。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又养诸国人民以为卒伍。其军法亦以五人为伍,伍各有长,故国虽小,有强兵十馀万,号令严肃,临阵突冲,无敢退缩者。其军器以连环枪为主。所制浑天仪、地图、钟表、杂器以及兵刃刀剑之属极精。舟行有量天尺,能测海中浅深及沙石鱼龙藏匿之所,分毫不爽。有千里镜者,能观百里之外;又有屈曲镜,能窥敌国之房屋幽隐,无不遍及。有天炮者,其所造也,较西洋诸国尤精巧。如敌营远近几许,用量天尺量之,用屈曲镜观之,则举炮□思中其处,不逾尺寸;炮必向天而发,到其处,则能坠落,而旋滚周遍焉,故曰天炮。尚制有毒刀枪,无论人兽,见血立毙。有粪粪烟者,不知何药制成,于上风高处焚之,被其烟者皆死。
    钱泳本人,机智地抽身退场,代之以第三者的见闻,详细描述了英国国内的种种具体情况,把结论留给读者。只有读到这样的手稿,我们才能体味到作者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这部稿本中有一些杂记见闻的内容,已被钱泳编入道光五六年间编定的《履园丛话》一书。对比《记事珠》稿本与《履园丛话》刊本,可以看到,钱氏在写定书稿时,对原始的记述,往往有不同程度的修改,从中也可以窥知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些微妙波动。例如《履园丛话》卷二○《园林》“乐圃”条,是记述毕沅在苏州的园林。钱泳对这处园林,有着很复杂的感情。乐圃其地,最早是吴越国的金谷园,他的主人,为钱泳先祖广陵郡王钱元璙;而毕沅对于钱泳有知遇之恩,他在二十九岁这一年,由一名普通的课童塾师,被毕沅赏识,聘为幕宾,从此才得以与当朝名士广泛交游。毕沅身后,其余家产都被被抄没入官,惟存此乐圃,使家人得以庇身其间。钱泳在《记事珠》稿本中以“毕氏园题壁”为题记述其事云:
    秋帆先生购得朱长文乐圃,不过千馀金。没后未几,有旨抄其家产,幸已造为宗祠,未得入官,一家眷属,尽居其中。后亦芜废不治,无有过之者。有女史胡智珠题一绝云:“清池峭石古高台,深锁园扉特地开。此日恰逢摇落后,花时悔我未曾来。”“广厦当年覆庇周,尚书风雅足千秋。只今无数孤寒士,犹指□□说故侯。”
    查抄毕沅,是遵奉皇帝御旨,而胡智珠诗中的情调,则明显是在称颂昔日毕沅拔擢庇护孤寒士人的举措。钱泳在自己备忘用的《记事珠》中抄录这样的诗句,是因为他对毕沅的恩德,有着远比胡智珠更为具体的切身感受;可是,将这样的情感,公开刻入书中,钱泳或许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若联想到前文所述,就连编刻《熙朝新语》这样记述朝野政事的书籍,他都要隐名埋姓的做法,以及他对有关英国讲法的一再修改,可以推断,谨言慎行,正是钱氏在清朝政治高压下一贯的处事方式。这样也就很容易理解,我们在《履园丛话》一书中,自然已无法读到《记事珠》稿本中的这些内容。
    至于这本《记事珠》中完全未曾刊刻的内容,更为繁多。仅其所存数十通信札底稿,涉及到众多朝野名流,就对研究钱泳的交游关系,便具有无以替代的作用。正式邮寄递送的信札,本来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况且这种底稿,落笔每有推敲更改,可以窥知钱泳写信时的心绪变化,从而愈加增重其史料价值。
    下面这两件契约底稿,在《记事珠》稿本诸多未刊内容中,或许最不受一般收藏家注意,其实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立承揽卢雪舫、朱蘅香、钱竹孙、杨子□(案此字辨识不清)等揽鲍府复刻小本唐碑,凭中钱伟堂三面议,每字曹平足纹银三分,所有供饮饭食酒点一应在内,倘补刻图章名款题跋,亦照此价。当时领得曹纹五百两正。其书条石、细磨工及刻碑所用墨瓶、柴炭纸张、木凳等项,俱系鲍府自备。自揽之后,定即细心模勒,不致急缓迟误。立此承揽为照。
    计开  当领曹平足纹五百两正,其余陆续按月支取。
    


     
    立承揽石工谭松坡揽到    鲍府镌刻小唐碑定做太湖书条石三百六十块,每块长   尺    寸,高     尺    寸,厚    尺    寸,西方平整,两面磨光,凭中议得每块工料曹平纹银一两一钱,当领得曹纹一百八十两正。自揽之后,当即入山置料,赶紧办理。言定在戊寅、己卯两年内陆续交清,不致有误。立此承揽为照。    计开  如用竹林条石,每块加银二钱ラ,其细磨工加算  每块钱ラ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    日立承揽○○○  中 卢雪舫   钱伟堂
    据《梅溪先生年谱》记述,嘉庆四年,钱泳由京师南归无锡故里,“舟中无事,以蝇头小楷缩临有唐一代之碑,分为十卷”,后来,有扬州人鲍崇城出资,“以先生所临碑入石”,上述两件契约,就是镌刻这一碑石时所订立。这不仅是碑帖爱好者了解此碑刊刻掌故的难得资料,更是研究碑刻工价及刻工承揽业务方式的绝佳史料,殊为难得。
    钱泳一生酷爱金石书画,著述甚丰,其最重要的成就,也是在这一领域,而且他本人就是有清一代的书画名家,李浚之《清画家诗史》戊集下,谓钱氏“工篆隶,精镌刻,手摹缩本汉唐诸碑,并勾勒法帖,多至百数十种”,“画山水小景,疏古澹远”,因而,这一《记事珠》稿本最大的文献价值和收藏价值,当然也是在这一方面。对此,嗜好金石书画者,自然可一望而知,而我却是完全不谙此道。既谬承古渊老先生美意,在我自是以一睹为快,无奈得出的只能是这样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肤浅感想,洵属明珠暗投;好在金石书画书籍,多年来一直是藏书界的热点,说明精于此道者大有人在,会有人更好地揭示和利用这本《记事珠》的文献价值。
    2006年3月10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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