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论郭廷以“史事日志”系列写作(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43 近代中国网 戴海斌 参加讨论
在北京、南京各地任教期间，郭廷以利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图书馆、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国学图书馆等处藏书，对手头已初具规模的“近代中国史长编”不断加以补充。郭廷以集中精力进行近代史料的整理工作，主要在战前四五年间。至中央大学任教后，学术环境相对稳定下来，郭廷以可以将此前一直缠身的行政事务完全抛开，全身心投入研究，对他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他开设了近代史的专门课程，并编写多部讲义，课余还常去各处图书馆查阅资料。其中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书多，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这里成为他读书的“福地”。郭廷以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的阁楼上查书的情形，描述了如下的一幕：“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善本书也全看过，相当下功夫，当时为了防蚊子叮，穿好衣服，但逢暑天温度一高，汗流浃背，非常之苦。”[20]他选出已撰史事日志中相对成熟的一部分，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大事日志》独立成书，后者原名《太平天国大事日志》，据他在中央大学的学生王聿均言：“后来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而非一般事件。”[21]尽管自谦为“属于工具一类之史事记”，但此两种书出版后，轰动一时，引起海外学者的注意。郭廷以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罗尔纲鼎足而三的“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地位[22]。 至迟不晚于1939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的写作已经基本完成，并由中央大学制成排印本[23]；但因郭廷以本人对内容精益求精，不愿匆忙定稿，加之抗战军兴，辗转耽搁，一直到60年代，也就是台湾近史所时期才得以正式出版。郭廷以在该书“编者前言”中记述写作始末： 民国十五年（1926-笔者注）夏，编者开始根据当时报刊撰写每日大事日志，同时着手辑录情季以来之部，参考资料，大都假自南京东南大学（后来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江苏省图书馆。十七年春，清季之部草稿初成，由政治大学排印。是后复利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图书馆的藏，予以补充，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38-1939）由中央大学在重庆排印（自清季至民国二十年）。二十五年及三十二年两度准备出版，终觉不妥之处尚多而作罢。二十三年起，重行整理，一直到这次付印之为止。其间复乘四十六年至四十七年（1957-1958）及四十九（1960）年访美之便，参考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伯克莱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及国会图书馆藏书增订，总计历时已三十余年。 当时，继《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而作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实际也初具规模，郭廷以的多位弟子张朋园、吕实强、陆宝千、陈存恭等人对于内容增补，都有所贡献，而最终定稿是由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郭廷以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在美国各大学及国会图书馆搜集资料，逐日逐条对史事日志加以增订，“到死还是没放弃，最后终于成功了”。该书出版经历了一番波折，张朋园后来回忆说：“郭先生去世十年后，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出版郭先生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在此之前，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批评政治，不像现在，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但在当时，你只有生闷气的份。”[24] 1985年，郭廷以最后的心血之作《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巨册由近史所出版。无论如何，多种史事日志终得以汇齐出版，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一种告慰。 二、与罗家伦、蒋廷黻交往一侧面郭廷以本人尝自承，在史学方面，“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他影响我最大有二，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其二是研究近代史”[25]。1931年，罗家伦发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就“科学的近代史”研究宗旨、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直言“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这实际上为当时研究“限定范围”。此文作为“引论”，收入郭廷以撰《近代中国史》第一册，同书“例言”说：“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在史料取舍上，也严格按照罗家伦所论“以原料为尚，必不得已，始一用副料”。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近代中国史纲》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而往前再推三十年，郭廷以就出版过两大册以《近代中国史》（[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三十年初版）为标题的著作。这两册各达六百多页的大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而是分别以早期中外关系、鸦片战争为主题，基本按时序做“史料之整辑排比”的文献集成。其性质不完全等同于“史事日志”，但无论在方法或内容上均有相当多的共同点。这类带有干燥的、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史匠”。其实在写作《近代中国史》时，除排比史料外，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互相联通”，为读者获得“一贯明了之认识”，各主题下均附以简要解说，并“酌采西籍，并使其自成体系”；不过强调仍属研究初步，目的只“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故行文时“决不轻加论断，妄敢评议”[26]。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近代中国史》，认为其中“不只是史料，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并非没有解释”，并进而指出，这一“历史需要解释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27]。 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有一个重大收获，就是结识了蒋廷黻。蒋氏最重要的史学成就《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九、二十三年），都是在清华任教时期出版的。他也充分意识到这段时间的非凡意义：“清华五年实在是够刺激的，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这是“一生中最快乐的岁月”[28]。蒋廷黻将西方历史研究法具体运用到中文史料的搜集、判别、选编过程中，这样一种由基础文献着手的工作，在当时无疑是开拓性的。《辑要》可以说是第一部不靠英国蓝皮书等外国文件编印的外交史资料，李敖后来将此工作与胡适为中国哲学史“开山”相提并论，称蒋氏为“替中国外交史导航的人”[29]。对于正从事整理近史长编的郭廷以来说，与蒋廷黻结识，确有如遇知音之感。他在晚年接受访问时，愉快地忆及与蒋结伴去故宫大高殿查大清实录的情形，谈到蒋前后数年“抄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件”，欣赏他有治史的“天分”，并觉得自己在清华两年“很有收获”[30]。《近代中国史》第一册成书时，郭廷以也对自己的师承直言不讳：“编者研习史学，柳翼谋（诒徵）、徐养秋（则陵）两先生首启发之，而专力于近代中国历史，则实受罗志希先生之教诲，本书之编辑，所得罗先生之指导协助尤多。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与罗先生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 三、“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史事日志”背后的意义检索郭廷以的著述目录，开始写作专题性研究论文，讨论近代中外关系、中国与世变、西洋文化的输入及其反响等问题，时间几乎全在到台湾以后[31]。故论者多谓他早年的研究功夫，多表现在几部史事日志之中。其实按其本人理解，“如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则全局悉入眼中，分条来看，容有支离破碎之感，综合参证，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32]。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再行深入研究，此间并无截然的时段分界。从史学思想溯源，郭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还在于他特别强调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他常以李白诗句“前水复后水，古今相续流”作喻，将史实视为前水、后水，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他指出：“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方能了解它的意义。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史时失去正确，史事即因而紊乱。”历史事实与历史时间如同“时空十字架的格划”，前者必须借后者加以连贯，从而成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否则孤立史事无法彰显其意义。郭廷以的“史事日志”还特别重视中西“交通”的因素。在他的理解中，历史为一不可分的整体，不只是时间上有其连续性，空间上亦有其交互性，所谓“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中国历史已与世界历史融合为一，此激彼荡，息息相关，而这种现象“以近代为尤著”。用郭本人的话说：“自东西海道大通之后，愈形显著，到了中英鸦片战争，可说是急转直下。”[33]这一点体现在郭廷以的近代史著述中，有关中外关系史的内容显得尤为吃重。他在中央大学的学生王聿均此印象至深，了解到文化的“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是何等重要，自喻宛如“蓦然张开了心灵之眼”[34]。 对于编写史事日志这一工作，郭廷以本人倒看得相当平易。他认为史事日志等于“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或曰“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做此类“流水账”是一种“极为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并不需要太高的才华，“任何人都可优为”。他还归纳出“有兴趣”“肯耐烦”“广涉猎”“勤动笔”“慎选择”数项工作标准，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35]。直到近史所时期，郭廷以仍坚持每日做本所《大事纪要》，起初由他自己亲写，后因工作繁忙，交由学生接手[36]。他还极力提倡以“剪报”方式留存当代史料，近史所开创之始即开设一剪报室，由专人负责，连续三十年未尝间断[37]。这种在今人看来近似简陋的做法，在当时不只是他治学的一种习惯，也是推之于近代史研究行而有效的一种手段。固然“高明之家不屑一顾，岂肯做此下手功夫”，但就长程的学术得失而论，如此“吃力而不易讨好的笨功夫”可能恰是最经济、最高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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