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里的“学二代”(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0:11:50 中华读书报 刘宜庆 参加讨论
崔明川，1941年考入机械系，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失事撞山殉国。 李嘉禾，1940年转学入物理系二年级，1943年在美国受飞行训练时，不幸失事殉国。 据马豫《缅怀在抗日空战中牺牲的联大人》一文载，戴荣钜牺牲后，他所在的空军中队给其兄发来抚恤公函，大队长也给烈士家属写了慰问信。抚恤函全文云： 荣钺先生伟鉴： 抗战军兴群情奋发，令弟荣钜爱国热忱，投效空军服务本大队，其志殊为可嘉。不幸于本年六月随队出发，在长沙空战，壮烈殉国，实属痛惜。除报请航委会从优抚恤外，特函唁慰。希转达令翁勿以过悲为盼。 戴荣钜、王文、吴坚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锈刻在了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在1944年应届毕业生被征调时，外文系彭国涛去美国十四航空队，经济系熊中煜去史迪威炮兵司令部，电机系孙永明去缅甸孙立人军中当翻译。中国航空公司（CNAC）招考飞行员，西南联大学生应考被录取者有11人。他们经过短期训练后，即参加举世闻名的飞越驼峰航线的运输任务，担任副驾驶员穿梭来往于中印之间。中国航空公司的主驾驶员多为“飞虎队”的飞行员转过来的，所以中国航空公司被称为驼峰航线上的“飞虎队”。 驼峰航线的运输线沿线气候条件恶劣，并且为避开缅北日机的袭击，不得不在没有无线电导航台和明显地标的航线上进行夜间飞行，因此飞机常常失事。联大学生朱晦吾和沈宗进就由此因公牺牲。 朱晦吾，1940年考取西南联大外语系，但申请休学，1942年始入学，1944年征调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在“驼峰航线”上遇难牺牲。 沈宗进，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4年征调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在“驼峰航线”上遇难牺牲。 此外，据戈叔亚和王春琪撰写的《驼峰航线上的中国航空公司》文，并参照《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其他九位出身联大的中国航空公司飞行员如下： 华人杰（1922--2001），生于江苏省无锡，抗战时期在重庆南开中学就学，1944级西南联大机械系毕业生。1945年，中国航空公司急需驾驶员，从事“驼峰空运”工作后加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副驾驶，在“驼峰”上飞了96个来回。 周炳，1920年生人，籍贯湖南长沙。战争爆发后考入浙江大学，后转入昆明的西南联大政治系。1944年报考中航公司，担任运输机飞行员。在“驼峰航线”运输空中物资一百三十多个来回。战后在中航开国际航线，后参加“两航起义”。 邓汤美（邓庆泉），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外语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长期驾驶道格拉斯公司生产的两台活塞式双速坛压航空发动机的DC-2、DC-3客机和C-47货机，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1945年留美，1947年回国继续在中航公司飞行并参加“两航起义”。 萧福霈，抗战初期在省立杭州高中就读，然后考入西南联大化工系，1944年级，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陈仁炱，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陈启蕃，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航空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冯少才，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土木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罗道生，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谭申禄，原来西南联大1944级机械系学生，后考入中航公司为副驾驶员，开始在“驼峰航线”担任空运飞行。 联大的屋顶是低矮的，但培育出了众多大师，也培养了冲向蓝天翱翔的飞行员。有的牺牲殉国，英烈碧血洒长空，有的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我们不应忘记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赤胆忠魂，功昭日月，永励后人。 远征军的非人生活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 穆旦，原名查良铮，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生于天津，与联大教授查良钊、现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是同族兄弟。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有文章发表，后考入清华大学，随校南迁至长沙，又至昆明。 1940年8月，穆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留校担任外文系助教。是年7月，日本侵略者侵占安南，原来是大后方的云南一下子成为前线。 1941年3月初，24岁的穆旦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远征军副司令部杜聿明的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穆旦放弃西南联大的教席而从军行，并非冲动之举。他在联大毕业之初，就对一位同学说过“国难日亟，国亡无日，不抗战无法解决问题，不打日本鬼子无法消除心头之恨。”穆旦从军的动机还有个人方面的因素：“校中教英文无成绩，感觉不宜教书；想作诗人，学校生活太沉寂，没有刺激，不如去军队体验生活。” 进入缅甸不久，远征军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仅率一个团在仁安羌与七倍于己的日军作战，成功救出被困的7000名英军以及500名传教士、记者，英国朝野为之震动。 可惜，仁安羌大捷后，盟军内部出现了矛盾，战区总指挥官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与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为指挥权争执不休。而此时，曾导演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英军统帅亚历山大又自作主张向印度方向撤退。盟军在贻误战机，而日军五十六师团（日军精锐师团，是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之一）在几天之内完成了迂回缅北的千里奔袭，切断了盟军的退路。 见通往中国的退路已断，史迪威随英军撤往印度，而蒋介石为保全实力则令杜聿明带队回国。此时杜手下有6万大军，日军不到1万人，杜聿明听从蒋介石指示，没有殊死一搏，也没有向更有利的印度方向撤退，而是带着部队向日军未设防的胡康河谷、野人山一带撤退。 此时，穆旦已被编入了二Ｏ七师，做师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而二Ｏ七师也参加了自杀性的殿后作战。子弹、炮火和死亡早已让穆旦忘却了诗歌，他的战马被炮火轰倒，传令官也中弹身亡。日军像发疯的野兽一样地追击他们，神秘、凶险、前途莫测的原始森林，埋伏着重重危机，仿佛在说：“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穆旦虽然在日军的追击下逃脱，但前方等着他的却是一片人间地狱。 战事失利后，随军从野人山撤往印度的女战士李明华，在回忆录《野人山余生记》中写道： 自从（民国）三十一年5月初，在缅北一个不知名的大村落中，全体官兵，奉军部命令，毁掉全部重武器、装备和车辆，开始徒步进入布满原始森林的山区，从此补记全部中断，全凭个人谋生。初时队伍还能像蚂蚁队伍一般，一个接一个前进，几天后，渐渐分散，成为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了。断粮半个多月，人人饥饿疲惫不堪……很多官兵因饥不择食，吃了有毒的野菜而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