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客新话》：日本对马藩尉探问清初“新知”福建“漂海唐船”日记的意义(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9 11:11:04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 李无未 于冬梅 参加讨论
郭斗悬等人落难漂流到了对马岛，受到了对马藩主等热情接待。在完成休整之后，他们是打算继续回到长崎港进行贸易呢，还是打算回到自己的祖国？如果是打算回到自己的祖国，为何得到日本长崎之使船送来的“公文”而“魂飞而魄散”？清初施行“海禁”政策出于各种目的，对沿海正常的日中贸易还是产生了不小的影响。[6]但此时清朝已经“开海禁”。这一点，郭斗悬等人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可能另有原因。看来，郭斗悬等希望回到长崎港进行贸易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的问题是，郭斗悬等人落难漂流到了对马岛，为何日本长崎方面如此之敏感？日本德川幕府在1633－1639年实施“锁国”政策，不许日本人出海，长崎成为唯一贸易通道。江户幕府为防止走私，对前来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实施种种限制措施。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出于日本和清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敏感关系的考虑吗？对马岛是历来相关各国觊觎和必争之地，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 三、研究《清客新话》“问答”及“短札”的意义研究《清客新话》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对研究清初日本和中国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明末清初，虽然政府实行“海禁”政策，但中日民间贸易往来亦是不断。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明清篇”谈到了清初中国“唐船”到长崎的贸易的数量，其中，仅在1659年为60艘、1660年45艘。[7]但1681年前后只有10艘左右，原因是1661年实施“海禁”的重要一步“迁界令”。直到1684年“开海禁”，情况才有所好转。郭斗悬等人是康熙“开海禁”政策直接受益者。《清客新话》所记“问答”及“短札”，也正是真实记录了清初日本人和中国人文化交流的历史，由此，对马藩尉的“探问”就具有了了解中国清初“新知”的意味。而郭斗悬等人所受到的热情接待和“救助”，也可以说是两国民间友好交往的真切写照，福建人郭斗悬等“落难”漂流对马岛，也就成为一个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 其二，对研究清初“唐船”管理、商品买卖情况及输往日本货物品种常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清客新话》“短札”所提供的“唐船”内部管理的方式是比较科学的，等级、财务、出纳、分配等一系列制度，井井有条，非常规范，说明，近代意义上的商船管理制度已经萌生。非常值得研究。《清客新话》“短札”涉及一些商品买卖情况也引人瞩目。 1.雄野鸡要买一只。2.大鹿后腿要买两只，豆三升。3.外可买苍术三四两、醋一二斤、黄豆三五升。4.要用鱼亦买来。5.但公司仓小菜可过三二日买。6.司二爷查收入账。所问蜡烛，乃芥子油浇成也，来烛五对并查收。其锅铲已达成价，要四钱，不敢付来。前来熟土二石，价钱一两五钱也。7.君上可否每一套（廿一史）有来？字乞。买鱼四尾，付下为感。 这主要是向对马岛方面购买商品具体价格情况，但“廿一史”似乎是赠送给“君上”，即送给对马岛藩主的。 清代福建省“唐船”输往日本货物品种，冯佐哲《从〈日本灯词〉看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8]引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提到：书籍、墨迹、绘画、墨、笔、纸、布、葛布、白丝、褶绸、绫子、纱绫、八丝、五丝、柳条、纱紦、罗、捻线绸、闪绸、天鹅绒、南京绡、丝线、棉布、绫条布、砂糖、甘蔗、橄榄、龙眼、荔枝、天门冬、明矾、绿矾、花纹石、鹿角菜、牛筋、天蚕、瓷器、美人蕉、线香、铸器、漆器、古董、扇子、针、栉蓖、蜡、降真香、茴香、藕粉、鱼胶、丝绵、茶、蜜饯、花生、药物、化妆品等。 在《清客新话》“问答”及“短札”载有货物食品用品名称：蜡烛（芥子油浇成）、晋茶、茶叶、木套、橘饼、针线、烟、酒、酒桶、鹿肉、豆腐（付）、雄野鸡、苍术、黄豆、生姜、葱、蓬帐、红毡包、葡萄、炭、熏灼。凉帽、锅铲。《呈本船》称：“接来字，送到，拣好一色上白丝十包，计重五百觔（斤），乞点收明白。”丘应龙说：“本船上载有廿一史，全部共四十五套，乃唐山至重之书，珍之加宝外，有料丝中围屏灯一架，并奇花大缎大红绉纱要贡。” 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密话》谈到“唐船”所载商品，丝是运往日本或曰日本进口的第一商品。所以郭斗悬福建“唐船”所载白丝十包是很珍贵的。其次是纺织品，比如缎子和纱。药材输入量较多的品种就有苍术。砂糖也是需求量很大的。书籍比重较低，主要是南京船和宁波船，而且，输入后需要经过书籍检察官审查。但郭斗悬福建“唐船”载有四十五套廿一史数量确实很大，令人惊讶。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记载1711年11月中国“卯五十一番船”运到长崎的书目，见载于宫内厅书陵部《舶载书目》第九册上，有86种，1100多册，装在40只书箱中，算是数量比较大的一次。但如果我们把《清客新话》所提及的四十五套廿一史换算成册数的话，数量就很惊人了。一部明嘉靖刻本廿一史卷数就达2879卷，40套达115160卷，远远超过1100多册的数量了。[9]印制如此多的廿一史，如果不是日本市场有巨量需求的话，运送这么多的书籍实在是不可想象。很显然，这些是用于当时日常生活必需重要物品。与西川如见《华夷通商考》所记载福建省“唐船”输往日本物品可以相互参见。 其三，对研究清初“唐船”海洋文明与文学艺术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涉及文学，主要是郭育龄的诗作，其中最为重要的见之于郭育龄《自叙》，说道：“上命客余兄与余，于馆舍安荐陈菜田，复晤大全庵先生、眛轩平先生暨诗公览昆玉，不弃寒微，错爱而有所不至，朝夕盘桓，非更阑而不辍契。余骨肉数十年之知己，虽至岁良朋，未若是也。”由此赋诗一首： 遥瞻山岛之为带兮，其绕类弇潮水之川流兮，其去复洊苍松之盘曲兮，其形如龙台榭之层叠兮。 郭育龄是有感而发，把对马岛比喻作为玉带缠绕，大有“通感”的通灵效果。而称为“云间林薳”的《次辙藏主原韵呈眛轩平先生并祈教政》五言诗则另有一番景致： 偶挹诸名胜，禅宗忽尔逢。词源郁至理，诗旨识音容。海外风光异，天涯花柳浓。论交因坐久，不觉夕阳舂。 这是首典型的中日学人唱和之作。因其在特定的对马岛上，就具有了更为深刻的蕴意。这是“唐船”海洋文明“对接”带来的结果。 其四，对研究清初官话词汇史及对外汉语教学历史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前面“问答”涉及的词义解释内容之外，在“短札”部分最后，还可以见到郭育龄称为“前文字义”的解释词语意义内容（数字符号是笔者加的，表明次序）： 1.验过，即看明。2.撬头前，乃披水。3.蓬帐，乃帆。4.云章，乃客。5.两担，担者，石也。6.一顿，乃一食。7.公司仓受用，乃公中之用。8.启者，乃牍也。9.拨冗下船，偷闲而下舟也。10.蓆垫好贮，竹席垫，船未放上。11.潘司，乃木面也。12.套言不叙，乃闲言不说之义。13.花名册，乃本船之人册也。14.货册，乃货物之册也。15.木套，乃泥套。16.号三年唐当即写明，死者吴德棺上年庚写错了，乞正。17.酸痛而抖，抖者，即颤也。 对这些词语的解释，郭育龄力图通俗化，简明易懂，比如说，抖，就是颤的意思；蓬帐，就是帆。但有的解释把本来已经通俗化的词语却用文言来解释，效果适得其反，比如：“一顿，乃一食”。还有的解释不确切，比如：“木套，乃泥套”；“蓆垫好贮，竹席垫，船未放上”。解释方法有问题，说明郭育龄的语言素养不高。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郭育龄的解释还是很有意义的，面向外国人讲汉语词语意义，比较意识初步显现，这是很珍贵的。此外，《清客新话》文本所提供的各类白话语言形式，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清初官话词汇史和语法史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比如量词就十分丰富，已经具有了现代汉语量词的多种用法。 对《清客新话》“问答”及“短札”文献价值的揭示，这还仅仅是个开始。如果我们突破中日关系视界，把它转移到明清时代整个东亚“漂海落难”事件书写的广阔空间认识会更有所收获，比如朝鲜官员崔溥《漂海录》（1488），记录的是自己“漂海落难”到中国台州之后的经历，[10]则与此构成内在相似性的关联，此是后话。 注释： ①大庭修编辑《江户时代日中关系资料〈兰园鸡肋集〉-近世日中交涉史料集五》上，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第九卷第五册，关西大学出版部1996年版，第135－147页。《清客新话》原文写本依据サブタイトル《兰园鸡肋集》收集而影印。大庭修考证，该文献末尾有“松冈图书”印章，是松冈玄达（1668、1746）的旧藏品。 ②章梫《康熙政要》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略云：“《康熙政要》二十四卷（宣统二年排印本）。此书仿唐史吴兢《贞观政要》之体，撮录清圣祖嘉言嘉行，良法美峥，分类排次，为四十二篇。今核全书，尚能自守其例，且附注出处，尤便稽考；此编萃而录之，得见全盛，可谓不苟之作矣。”《康熙政要》又有1969年台北华文书局版。 参考文献： [1]林中：《论康熙的法律思想》，《学习与探索》1986年第6期。 [2]何平：《论康熙时代的赋税减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3]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伍跃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46页。 [4]林基中：《燕行录研究》，首尔：韩国一志社，2002年；孙卫国：《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徐东日：《朝鲜朝使臣眼中的中国形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夫马进：《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伍跃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杨雨蕾：《燕行与中朝文化关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5]《续琉球国志略》，冲绳：日本冲绳县立图书馆昭和53年（1978）影印本。 [6]陈柯云：《论清初的海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冷东：《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第3期；赵志军、谢海涛：《明清之际的海禁政策与海商》，《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24期。 [7]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8]冯佐哲：《从〈日本灯词〉看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日本的中国移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41页。 [9]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密话》，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6－27页；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戚印平、王勇、王宝平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4－36页。 [10]崔溥：《漂海录》（1488），见葛振家《崔溥〈漂海录〉评注》，北京：线装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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