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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台湾留美学生“保沙运动”述论(3)


    

此次游行示威,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精心组织,制订了游行手册,包括了游行目标、游行口号及标语、游行誓词以及宣言等内容。游行目标:1.抗议西贡政权;2.抗议菲律宾政府;3.力促国民政府立即采取行动,赶走西贡和菲律宾侵略者;4.纠正美国新闻界对西南沙事件偏袒西贡的报道。中文口号、标语:1.中国人民团结起来! 2.保卫南沙、保卫领土! 3.打倒西贡侵略者! 4.打倒菲律宾侵略者!5.粉碎国际阴谋! 6.国民政府行动起来! 7.请国民政府表明立场! 8.西贡滚出去!(43)游行誓词:“中华民族屹立生存五千余年,在五千年中,曾经无数次面临异族的挑战与侵略。但是每当国家主权遭受侵夺,每当国家领土遭受侵占之时,我全国上下,基于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的发扬,无不激发热血澎湃,慷慨激昂,一致对外的民族大义;无不浴血奋战,有我无敌的果敢行动,痛击入侵的异族,粉碎一切的侵略,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容轻侮,至大至刚的国格。”宣言:“1.促请国民政府驱逐所有入侵我国疆土的外国强盗。2.抗议西贡、菲律宾的无耻侵略和歪曲宣传。3.明白昭告全世界人们西贡、菲律宾侵夺南沙真相。4.促请维护真理正义的新闻界和友邦人士共同起来制裁西贡、菲律宾的无耻侵略行径。”(44)在游行示威前后,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收洛杉矶西沙南沙委员会、纽约爱国学生和侨胞、哈佛大学亚洲电影协会、堪萨斯大学中国留学生、华盛顿的华人的电报、电话以及来信等,他们对示威活动给予支持及鼓励,匹茨堡的留学生还募集资金给予经济支援。(45)
    游行的当天,国民党海外党部暗中指挥,让美中区“反共爱国联盟”、罗斯福大学中国同学会和留学生评论社三个团体组织南沙座谈会,分散游行力量。三天后的《中央日报》(海外版)登载了座谈会的消息,称“留美中西部爱国青年,支持政府防卫南沙”,但对同一天、同一地点举行的示威游行活动只字未提。直到7月24日,台湾驻美国代表沈剑虹致函威斯康辛大学中国同学会,“外电所传中、菲、越三国共享南沙主权之说,全属猜测之词,决非事实!请各位同学放心”,(46)才对留学生的爱国行动给予充分肯定。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此次游行示威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自觉行动,其目的是维护南海的领土主权;虽然存在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政治主张的纷争,但各派力量还是团结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旗帜下,通过不同的形式参与“保沙运动”;在留学生的“保沙运动”推动下,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发表看法,肯定学生的爱国运动。
    冷战时期,美国及苏联分别代表西方及东方集团的两大势力,在东南亚部署兵力对峙。西沙、南沙群岛主权之争在冷战后形成白热化还有一个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期南中国海发现丰富石油矿藏,因此成为各国争夺的目标。美军撤出南越后,美国政府对西、南沙群岛争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旁观政策,认为应由领土主权要求者间自行解决。“美国为了本身的利益,尽管南越是美国的盟国,美国在西沙之战中,以及在西、南沙的争端中,美国始终扮演旁观者的角色。”(47)而台湾当局基于与南越及菲律宾两国是“盟邦”,并且美国没有明确态度,从“识大体,顾大局”出发,除了发表原则性的声明之外,尽量采取克制与忍让的态度,坚持中国对西、南沙群岛的主权,但尽可能避免诉诸武力,与菲、越军对峙或冲突。(48)相反,在西南沙事件上,中国大陆在西沙赶走了南越的入侵军队,相对于台湾当局管辖的南沙岛屿先后被南越、菲律宾占去十数个岛屿,中国大陆很自然地赢得海外中国人的一些赞许,台湾就遭到一些指责。(49)因此,台湾当局在发表原则声明的同时,更担心中国大陆对“保沙运动”的统战。1974年2月12日,台湾当局驻纽约官员向台湾“外交部”的报告代表了台湾当局对“保沙运动”的态度,即担心华侨在大陆的煽动下,“难免群情激奋,发生类似钓鱼台事件”,一旦大陆对南沙采取军事行动,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影响海外华侨“至深至巨”。(50)2月22日,沈剑虹、梅可望报告台湾“外交部”,认为3月2日将举行保卫南海诸岛主权问题报告大会“旨在重施利用钓鱼台事件之故伎,再度进行统战,而借南海诸岛问题困扰我政府,破坏我与菲越邦交,并转移国际人士注意大陆动乱之焦点”。(51)可见,自从国民党迁台以来,台湾当局与中国大陆不仅在国际间竞争中国主权的代表,也积极争取两岸及世界华人的支持与认同。
    三、“保沙运动”与保钓运动相关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能源危机,东亚、东南亚地区重视能源开发,因而纷纷争夺领海。日本及东南亚国家开始抢夺本属于中国的钓鱼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面对这些侵略行径,海外留学生先后发起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与“保沙运动”,两者有着诸多关联。
    第一,“保沙运动”与保钓运动都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保钓运动维护了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保沙运动”维护了中国在西南沙群岛的主权。1971年1月29-30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举行保钓游行示威,打出“我们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台”、“中国领土不容日本染指”等标语,(52)4月10日的游行示威中,留学生更喊出了“发扬五四爱国精神”、“七亿人民一条心”等口号。(53)威斯康辛大学留学生还为保卫钓鱼岛创作了《钓鱼台战歌》,“中国神圣领土钓鱼台宝岛,象征着我们英勇不怕强暴……我们寸土必争誓死抵抗,我们要藐视那东洋的海盗”,都坚定地表达留学生保卫钓鱼岛、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愿望。在“保沙运动”中,留学生提出“保卫南沙、保卫领土”的口号,督促台湾当局“驱逐所有入侵我国疆土的外国强盗”。(54)不可否认,无论在保钓运动还是“保沙运动”中,留学生所提到的“我国”或“中国”,更多是指“中华民国”政权。在保钓运动的游行示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尚未恢复联合国席位,“中华民国”还是国际上“合法”的代表。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但这些留学生还是持台湾当局签发的证件,强调“中华民国”也是情理之中的。虽然如此,但他们早就意识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只是两岸的政权之争。海外留学生认识到,面对外来侵略,两岸要共同抵御外辱,因此在保钓运动中才会喊出“七亿人民一条心”的口号,更在“保沙运动”中坚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强调“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痛击入侵的异族,粉碎一切的侵略”。(55)
    第二,“保沙运动”与保钓运动都是海外留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都经历了前期的舆论宣传、创办刊物、举办座谈会等,后期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台湾当局对外政策。1970年,媒体披露美国准备将钓鱼岛与冲绳一并归还日本的消息,激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愤慨。在美国的中国留美学生自发通过《科学月刊》联络,讨论钓鱼台问题。1970年12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留学生首先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接着纽约、芝加哥、华盛顿、耶鲁、宾夕法尼亚、康奈尔等美国各大学中国留学生相继成立“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或“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分会”。此后,各地“保钓(分)会”开始有计划地举办钓鱼岛问题座谈会,出版“保钓”刊物,发掘史实,寻找证据,撰文驳斥美、日的侵略言行,呼吁台湾当局立刻采取行动,夺回钓鱼岛主权。随后,中国留学生先后于1971年1月29-30日、4月10日在全美举行游行示威,向台湾当局递交公开信,向日本使馆递交抗议书,将保钓运动推向高潮。留学生的爱国行动促使台湾当局正视钓鱼岛问题,采取行动宣示主权。“保沙运动”如前文所述,留学生自发在保钓运动创办的杂志刊物上刊登“西南沙事件”相关报道,成立保卫南沙委员会,出版“西南沙事件”专刊,举办座谈会讨论“西南沙事件”。1974年5月18日,海外留学生在美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台湾当局表明立场,立即采取行动,驱逐西贡和菲律宾侵略者,将“保沙运动”推向高潮。“保沙运动”后,台湾当局也不得不致函留学生,表明立场,并对他们的行动给予肯定。
    

第三,“保沙运动”与保钓运动虽然都存在左右之争,但都坚持一个中国。无论是保钓运动,还是“保沙运动”,受当时国际形势及两岸关系的影响,留学生有的亲大陆,有的则亲台湾,因此在运动过程中,存在左右派别的纷争。但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支持“中华民国”,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保钓运动在1月29-30日游行示威中,就规定既不使用“五星红旗”,也不使用“青天白日旗”,避免留学生内部冲突。4月10日游行示威之后,留学生召开多次国是讨论,虽然讨论中左中右三派展开激烈辩论,但最终通过的决议,“反对任何‘两个中国’及‘一中一台’的国际阴谋”、“中国的台湾省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56)“保沙运动”中,5月18日游行的当天,右派留学生在国民党海外党部的指挥下召开座谈会。其实早在5月13日,沈剑虹就向台湾“外交部”报告,决定“全面杯葛此次游行”。(57)示威后三天,右派刊物《留学生评论》发行《号外》,扰乱视听,污蔑“保沙运动”受大陆控制。中西部保卫南沙委员会也发表《致留学生评论社等公开信》,认为座谈会时间与游行示威时间冲突,“其动机令人难明”,有“杯葛”的嫌疑。(58)之后的《留学生评论》和《钓鱼台快讯》等发表系列文章,围绕左右之争展开辩论,但在“保沙”问题上还都是立场一致的。无论是保钓运动,还是“保沙运动”,其左右之争,背后蕴涵的是两岸政权之争。但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利益高于彼此间的政治分歧,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这两场运动得以发生、发展并最终走向高潮的基本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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