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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与民族认同的建构(2)


    

二、中华民族认同及其对各民族认同的整合(一)中华民族认同是最高序位的国家认同
    中华民族认同是“国族认同”,也就是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是指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与国家发生情感上的结合,对国家表现出忠诚、热爱,责任和义务。当前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个体与国家相联系的情感联结和归属意识,表现为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情感;二是对国家共同体政治制度、国家法律规范的遵守及公共生活准则的践行;三是对国家统一的历史和文化的认可和分享。⑨
    国家认同是人的最集中的政治性存在,其他如性别、阶级、宗教、种族、民族等多重认同都是人丰富性的自我确认,用以标识自己多方面的社会存在,都是人生存和发展丰富性和深刻性的体现。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层次来看,多重认同可以并行不悖。虽然中华民族认同是在其他认同的基础上发展、上升而来,但并不试图消除其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应是最高认同,且能整合包容其他认同,为其他认同的存在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是社会成员确认自己的情感归属、忠诚、义务和价值的最高体现,使人获得力量、安全、温暖、保护和福祉。
    (二)中华民族认同对各民族认同的整合和包容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语言、习俗、宗教、神话、文化传统,并在长期的与其他民族的交互中形成自己多样的民族文化身份和民族心理认同。在国家认同中必须处理好“一”与“多”的多元一体的认同关系,整合认同层次结构、处理好民族间异质性要素和差异性要素与国家统一性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多民族国家民族整合的核心问题。⑩
    在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处理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冲突论。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矛盾思维,认为两者是对立和相互冲突的。二是共生论。共生论持一种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共同发展的包容性思维,居于不同序位的两者可以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用最高级序的同一性整合下一层级的异质性和差异性,在同一性下建构一个异质性和差异性发展的可能空间。在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和各民族认同的关系上,应该持一种共生论观点,建构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框架下各民族认同的认同空间。
    首先,要充分发展各民族认同以强化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各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民族的历史记忆、历史叙事、祖先、习俗、土地本身也是国家认同形成的资源,随着民族间交往的扩大,各种局部性的民族认同基于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形成了交往网络,这是国家认同形成的基础。因此,发展各民族的构成民族特质的文化差异性,如民族语言、宗教、习俗、历史叙事,尊重各民族成员的心理选择,本身有助于国家认同的形成。
    其次,包容差异性、整合共同性以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在包容各民族差异性发展的同时,提升中华民族认同为更高的统一的国家认同。一是要强化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黏合性纽带,找寻各民族文化和历史共同性;二是要找寻各民族共同的利益空间。国家对各成员利益的顾及程度关系到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感情归属,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中,维护各民族成员的利益、各民族平衡发展,这既是国家认同得以形成的条件,也是国家认同的应有之义。
    三、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认同的建构和强化认同的形成需要有意识的建构和引领,认同事实上只能理解为过程,理解为“成为”或“变为”。民族知识分子的“本土化动员”和国家“利用行政机构、司法体系、教育和通讯网络等进行”的“官僚式融合”的政治动员,都会参与民族认同的“变成”过程。中华民族认同是包含了各民族认同的国族认同,是包含了历史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最高层面的国家认同,这一认同的形成更需要更强的心理联系纽带和社会整合力量,更需要国家有意识地发挥“内在聚合型”的整合认同力量。
    集体记忆是民族身份认同形成的前提,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成员自我识别的要素,教育和动员是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因此,在当前,知识分子和国家教育机构应找寻各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传承和创新民族文化符号,加强对成员的教育和动员,以使成员“获得”最高序位的中华民族国家认同。
    (一)追寻历史集体记忆的连续性和相似性
    追寻历史记忆的连续性和相似性就是要寻找、发明、塑造、诠释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历史记忆,形成回溯性历史认同。“身份认同寻找赋予每个集体的最低限度的同质性内涵”,(11)这些同质性内涵既包括了现在的同质性,也要追溯到过去的历史记忆中去。历史学家、文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知识分子应发挥“文化动员”力量,求助于民族传统,通过“拣选、提取、重塑共享资源”,“发明传统”,在小说、诗歌、电视、艺术、历史教育中“加工、创造、提升”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
    1.追寻历史记忆的连续性,建构“想象”的民族共同体
    按照民族学家安德森的理解,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的建构中,用“夸张、理想化、变形和讽喻”的方式来处理一些历史事实是必要的。“族裔历史,或者是族裔神话故事,结果代表了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事实与理想化的结合物……表现出一幅激动人心的、让人感到亲切的共同体的历史画像,这幅画像是以代代相传的共同体成员的角度创作、审视的”。(12)比如,关于民族起源的神话和传说、民族英雄人物的传说,关于民族图腾、祖先人物、传说人物等,包含着一些历史事实的内核,可以围绕着这个内核来进行夸张、理想化、变形与讽喻处理,使之放大和上升,以满足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一致、荣辱与共的“某些集体需要”。共同的起源、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神话、共同的仪式、共同的历史人物等这样一些历史的元素,成为建构“想象共同体”的纽结,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的身份定位问题,滋生出民族历史的连续感。
    2.找寻各民族历史记忆的相似性,建构民族集体记忆
    “各民族通过和亲通婚、怀柔教化、茶马互市、移民内徙、羁縻土司、朝贡赏赐、各教并存等形式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层面发生了广泛的互动、交往和认同”。(13)这些记忆存在于历史古迹、文物等载体中,承载着各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这些记忆还存在于历史记载、传说、文学艺术的描绘中。因此,要从各民族历史和文化中“拣选、提取、重塑共享资源”,寻找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从历史共同记忆的角度来诠释历史资源、书写共同“民族叙事”,这些“记忆叙事”包括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文化记忆,关于共同苦难和屈辱的遭遇记忆,关于共同抵抗侵略的抵抗记忆,关于共同追求和平的交往记忆等。这些共同的历史记忆,还会使同时代的民族共同体成员产生“这是我们的历史”的归属感,产生民族成员间的亲密感。因此,追寻、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同记忆,将民族的经历变成“我”的记忆,是获得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前提。
    (二)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承和价值重塑
    共同的文化特征是民族自我识别的要素,是形成文化认同的参照和内在尺度。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间社会秩序的黏合纽带,是培育社会成员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层基础。民族共同文化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符号;二是民族文化内在的价值观念。民族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的直观的感性形式和外在表现,如语言、宗教、习俗、节日、传统等,在民族文化符号上承载着民族共同体成员长期赋予的诸多象征意义,蕴含着该民族精神气质和内在的民族价值观。对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是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归属。
    1.保存和传递民族文化符号
    

民族文化符号包括了共同的语言、宗教、神话、传说、仪式、典礼等,是显示自己民族特殊性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在形成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符号上,分为两类符号:一是显示民族特殊性的符号,如民族节日、民族神话、民族英雄人物、民族祖先、民族起源、民族特色文化表现符号等;二是关于国家的各种象征符号,如国家的象征物、国庆节日、国旗、国徽、国歌、爱国的英雄人物等有关国家形成、发展的表现符号。在中华民族认同形成中,国家不仅需要对“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和仪式”等符号进行“生长、选择以及传递”,同时也需要“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土,或者祖国的象征符号及其神话”进行“培育和传递”。(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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