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档案界有轰动世界的“四大发现”：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河南安阳甲骨档案、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档案和居延汉简。前三大发现宣传较多，影响很大，相对说来，对居延汉简的宣传较少，鲜为人知。本人在台湾讲学期间，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目睹了大量保存完好的居延汉简原件，产生了浓厚兴趣，后又亲往居延地区实地考察，并参阅有关资料，写成此文。
一、居延要塞
“居延汉简”乃因这批汉简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破城子被发现而得名。若了解居延汉简的各方面状况，必须首先了解汉代长城居延要塞的情况。“居延”古称“流沙泽”，《尚书·禹贡》“西”、“余波入于流沙”之句，说明曾有河流名“弱水”，今称“额济纳河”。王国维、罗振玉合著研究居延汉简的名著《流沙坠简》，即由此得名。
“居延”是匈奴语“天池”的译音。《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写：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居延至祁连山”；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亦记载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查《尚书·禹贡》中，凡“”或“过”字，皆指水名，可见汉代这里有水。
“流沙泽”汉称“居延泽”，唐称“居延海”。唐著名诗人王维任监察御史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长河”即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后，马可波罗曾经来到居延，见到居延百姓，说明直到元代居延还有水，后来干涸了，至今地面上还有河床遗址。
《汉书·地理志》“居延县”下注引中有“阚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句。因汉代居延为匈奴南下河西走廊必经之地，汉武帝时为加强防务，也为防止匈奴和羌人联系，令路博德在此修长城，名“遮虏障”，汉名将骑都尉李陵兵败降匈奴，即在居延西北“百八十里”处（《史记·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
汉武帝时，在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二、居延汉简的发掘
1926年，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进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风土、民情等综合考察，初步了解到居延汉简的一些情况，在汉代长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的城堡、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和肩水金关的关城等三个不同等级的军事设施和建筑物发现了汉代木简。1930年4月20日至5月8日，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同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遗址，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汉代遗物1230件，中国学者根据汉简文字，确定破城子乃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侯官”所在地，为重点发掘地区。
（一）甲渠侯官的城堡
“甲渠”为地名，“侯官”不作官长解，而是长城要塞上了望防范敌人的哨所，相当县一级。弱水自北向东流向40公里外的居延泽，此地有水有人，乃匈奴重点进犯地区，亦为汉朝重点防务地区，设26个烽火台和一个城堡（名“鄣”），由长城连接。
城堡东侧是戍卒宿舍、厨房，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在小屋遗址中发现了成册的木简，有一册为3枚木简，内容是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一个下级武官父死居丧的报告书；还有一册为77支木简编在一起，内容为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的账簿，如包括兵器、钱谷、器物、车马等分类账簿，以及名册、报表、家信等等。“册书”的出现，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后来在此的发掘证实了这一推断。
距城堡东门30米处，是废弃物灰烬堆积，从中发掘出222支木简和739件汉代遗物。这些汉简有皇帝的诏书，甚至发掘出成册的诏令集，如汉武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的《诏书册》16枚木简及王莽的《诏书辑录》残册等。
（二）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
距甲渠侯官城堡以南5公里许，有侯官和3个烽火台遗址，1913年贝格曼曾在此发现一枚汉简，定名为“甲渠第四燧遗址”。汉长城侯官之间每隔约5公里建立一亭燧，用以夜间报警。每一燧下有若干烽火台，每燧有戍卒三、五人，多达30人左右，有一人经常了望，其余则积薪、炊事等。“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共2万余里，仅汉朝境内就有1万多里，在河西走廊则依仗烽燧保护商旅，它对“丝绸之路”作用重大。若匈奴南下，“以烽主昼，以燧主夜”，白天放烟，（在柴草中放入狼粪，烟则直入云霄，故称“狼烟”），夜间点火，以通敌情。在这里出土的汉简上，记载有第四侯长何某的治所，因而得知这里是第四燧，后来成为第四侯侯长长驻在的烽燧。
（三）肩水金关的关城
肩水金关在甘肃省金塔县，汉代是肩水侯官所属的一座烽燧关城，归张掖郡管辖。1930年贝格曼在这里遗址发掘汉简850多枚和50多件汉代遗物，如麻纸、封泥、笔、砚、木版画等。
20世纪30年代初，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个区域内挖掘，其中有21个区域发现汉简，在挖掘的586个坑中，463个坑有汉简，共掘出11000余枚。1931年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立即引起学术界震惊，许多史学家、考古学家、档案学家参加整理和诠释，成绩很大。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汉简经上海辗转运至香港，又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又运到台湾，现存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简牍照片原版毁于战火，莫干先生将留下的照片副本带到四川奥地南溪，继续单独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部共四册，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三部二册，是迄今为止研究这批汉简的权威之作。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全面、深入发掘，出土19637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1222枚，乃历年出土最多者。
20世纪这两次大规模发掘的居延汉简，其形成年代，上起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达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昭帝时最多，未发现建武八年以后至和帝（88年）以前的木简，殇帝以后仅发现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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