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是华南农业大学的一块瑰宝，给华农人留下了笃学明德、躬行践履、建业自强、求精图新的精神。丁颖教授一生致力于水稻研究四十余年，包括形态、解剖、生理、生态、遗传、育种和栽培技术等方面，以水稻生态为核心，涉及稻种起源、栽培稻种的分类、稻作区域划分和遗传育种等基础学科，有极高的学术造诣和成就，20世纪30年代，我国稻作学界有“南丁（颖）北赵（连芳）”的美誉，稻作起源问题研究是丁颖教授的四大学术贡献之一，在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在思索着中国稻作、稻种的起源。1949年发表的《中国稻作之起源》是丁教授对稻作起源探索的代表作，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1957年发表的《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一文，成为解答中国栽培稻种起源的经典之作，此文在他去世14年后，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在这篇文章里丁颖教授阐述了农业科学的理论，从历史学、语言学、古物学、人种学及植物学暨地理分布学等方面进行深入考察，论证中国栽培稻种起源于华南，纠正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的错误，以生态学的观点阐明了中国栽培稻种的演变及各类型间的关系，为稻种分类和我国稻作区域划分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学说成为当时学界栽培稻种起源的重要学说之一，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认可，1989年日本学者渡部武尊称丁颖为“中国稻作学之父”。
本文根据丁颖教授留下的论著、草稿、笔记、会议记录等多种手稿，及与国内外学者的数十件书信，探寻丁教授在中国稻作（稻种）起源问题上探索的每一个脚印，展示丁颖教授对这一历史难题的解答思路与客观证据，感悟他在研究问题时孜孜以求的精神，缅怀这位可敬的学者。
一、国际学术背景及其问题的提出
我国有悠久的稻作历史，而对于稻作的起源和稻种的起源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无人关注。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前，生物学家对稻作起源的认识，基本上是单纯地依靠生物学和遗传学的证据。当时国际学界关于亚洲栽培稻Oryza sativa 的起源，通常认为是起源于印度，代表人物如华特（Watt 1892），瓦维洛夫（Vavilov1926，1951），察脱吉（Chatterjee1947，1948，1951），雷米及戈斯（Ramiah ＆ Ghose1951），松尾孝岭（1951），茹可夫斯基（Zhukovchy1972）等。[1]苏联植物学家H.N.瓦维洛夫（Vavilov）是根据印度水稻种类特别丰富的现象，提出印度是水稻的故乡，是栽培稻的起源中心，中国的水稻也源于印度。1928年日本学者加藤茂包（Kato,S.）将栽培稻的两个亚种命名为O.sativa subsp.indica（印度型）和O.sativa subsp.japonica（日本型），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影响，造成中国的稻种最初是从印度传入的印象。当时也有些学者主张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如德康多尔（de Con dolle，1886），他在《农艺植物起源》指出中国的神农氏早在公元前2800－2700年已经知道种植“五谷”（麦稷黍菽稻）。1923年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的发掘报告，发现附着于陶器有稻植物遗骸，经检定为稻的体及种粒，又据出土的农具推断距今约五千年前中国已有稻作。Watt（1892）、Roscheviez（1931）、Wolf（1959）等，以安特生于1930年代在河南庙底沟发现稻谷颖片（定为公元前3280年）则属谷子（粟）的误引作为中国稻作起源的证据。印度人Mahdihassan（1950）提出印度水稻来自中国宁波方言的语文学依据。[2]但这些观点还都缺乏系统而有确凿的证据。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并有扎实稻作知识和国学功底的丁颖教授，对国外某些研究资料随意肯定中国栽培稻种来源于印度，或指称在中国栽培了数千年的粳稻为日本型的论断深为不满，提出了严肃批评，[3]他认为弄清稻种起源与演变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理论的实事求是问题，而且有利于我国稻作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因为不了解稻种的由来，就不可能深刻认识它的现状和发展；认识了稻种的系统发育，就能更好地掌握具体品种的个体发育特性。[4] 丁颖教授便决定从以往学者提出的分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角度中对稻种起源与演变的问题进行深化研究，而野生稻发现则成为一个契机和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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