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提出了以”群德“维系群体的主张。戊戌维新时期，维新人士对”合群“的主张进行了比较广泛地宣传，”合群“的重要意义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新学之士儿乎无人不谈”合群“，可是仍然不能合成坚固的”大群“，就连组成的改良小团体内部也是意见纷岐，旋聚旋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梁启超对”合群“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后，指出不能”合群“的主要原因有四：“一日公共观念之缺乏”，即缺乏一种为了群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大群”利益不惜牺牲“小群”利益的观念。“二日对外界说不明”，就是认不清与吾群竞争之“公敌”，这个“公敌”就国外讲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就国内讲，是压迫剥削人民的清朝专制政权。“三日无规则”，即缺少应有的维护群体的规章制度。“四日忌嫉”各个小团体面临“外有国难，内有民箱”这种时刻，应当和衷共济，不要相互攻击排它。总的来讲，就是缺乏“群德”。什么叫“群德”呢？他说：“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绌身而就群，以小群对于大群，常肯绌小群而就大群”（8）。这里他主张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必须服从本阶层、本国的利益，“绌小就大”，以实现本阶层意志的统一，乃至全国意志的统一。目的是把已组成的政治团体改造成为“进则齐进，止则齐止，一群之公律无不守，一群之公益无不趋，一群之公责无不尽”的政治团体。可以设想，这种“群德”的贯彻，必然有利于人们认识的统一，有利于资产阶级政治团体的稳固，有利于各小团体的联合，所以具有积极作用。但必须看到这个时期正是资产阶级中下层及其知识分子酝酿革命，改良派的队伍开始分化时期，政治思想异常活泼，梁启超所提出的这种主张还在于企图稳住保皇党的阵脚，同革命派争夺社会力量，因而具有一定消极作用。
从上述三个方面，大体可以看到保皇党人所阐述的“群学”比戊戌维新时期有了明显地发展变化，其中交织着改良与革命，“扫无理政府”与“保皇”，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的矛盾。从总体上讲，保皇党人这时期是愿意推历史之车向前的。他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反动的腐败的专制政权，目的是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地主买办阶级的联合专政。当然也有抵制革命的用意。如：康有为就拿“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的主张，反对“排满”，反对“自治。他列举意大利、德意志实行联邦制的”强国之术“，咒骂早期革命者”排满“和”地方自治“主张是”力为分裂“，追踪印度的亡国主张（9）。
二十世纪初年，保皇势力在南洋、北美华侨中获得了长足发展，数年之间，波及一百七十余埠，”会众以数十万计“。仅在美洲华侨中就设立了八个总部，八十六个分部。就连革命派的发祥地-植香山，加入保皇党者”十人而七“（10）。与此相对，兴中会则显得困顿不堪，”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11）。“由此可见，1903年以前，保皇党人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舆论宣传上都明显占着上风，这与他们在海外的积极活动分不开。同时也说明，在资产阶级中下层革命思潮涌起之前，保皇党人的宣传还足以打动侨民，他们还能在人们心目中占有”新党“地位。总之，维新人士在这个时期里努力从事的”群学“宣传和组织工作，其中虽含有抵制革命的用意，但其主要方面是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制造专制政权的对立物。他们的工作也是富有成效的，所以具有进步意义。尤其是他们的宣传活动所起的影响，超越了本阶层的意愿，为后来的革命运动作了准备。
二
二十世纪初，一股新的社会力量，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登上了政治舞台。它就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走在时代潮流前头，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先锋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他们不甘心坐待清政府一块又一块地出卖本来己经破碎的祖国河山，不甘心坐待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的宰割。他们上下求索，焦急思虑，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同胞振奋起来，团结起来。他们终于认定：“今日救亡之法，舍合群自治，而无下手之处”（12）。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合群，建立符合本阶层要求笼的政治团体的思潮，1903年终于汇聚而成。虽然，早在1894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建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但当时，兴中会的成员大多是华侨中的商人和农场主，国内知识界和留学生参加该组织的人数很少，“中等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13）。加之兴中会是一种秘密结社，不重视舆论宣传，社会影响相当有限。只是到了1903年，随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和客观形势的急逮发展，“中等社会”合群的声浪才高涨起来。翻阅1903年前后出版的倾向资产阶级革命的报刊，便可明显感到资产阶级中下层自身要求合群的呼声，到这时才达到了一倡百和，此呼彼应的时期。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以社会进化论为武器，对中等社会的合群问题进行了广泛地论证。与维新派（保皇党）宣传的群学相比，不难窥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
第一，鼓动“中等社会”合群，肩负挽救祖国危亡的重任。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大体上都把统治者叫做“上等社会”，把广大的劳动群众叫做“下等社会”，自称为“中等社会”。他们共同认为“上等社会”已经腐败不堪，“治内专务压制，对外只知唯诺”，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下等社会”虽身受压迫，具有反抗精神，可以做为革命的中坚力量。但由于“识字者盖寡”，愚昧无知，没有“中等社会”的“提掣”，没有“中等社会”为之“领袖”，没有“中等社会”做“指向针”，他们只能盲目破坏，不会建设。所以，只有“中等社会”，才能负起“挽劫运”、“补漏舟”、“救火庐”的责任。有的文章说：“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14）；有的说“中等社会”“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提掣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15）。那么，什么人属于“中等社会”呢？《新湖南》的作者说：“湖南无兼并之豪农，无走集海陆之巨商，无鸿合巨厂之大工业，诸君占中等社会之位置，惟自居于士类者成一大部分，而出入于商与士之间者附属焉，出入于方术技击与士类之间者附属焉”（16）。这段话大体说出“中等社会”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因而有人直接说：“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17）；有的认为，学生负有收拾上等社会之残局，教育下等社会之责任，有的说：“天下最有活泼的精神，最有发达的能力，能够做人类的总机关，除了商，别的再谭役有这种价值了”（18）。如此等等，说法尽管不完全一样，意思则只有一个，即革命的领导权应当由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所掌握。他们是“上等社会”的“替人”，“下等社会”的“领袖”。
第二，“统一大群之主义”。从维新志士开始提倡“合群”，到这时已将近七八年了，而中国社会仍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政治团体，为什么合不成“大群”呢？这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巫需回答的问题。他们四方环顾，上下寻觅，“就不能合群之种种方面观之，则无公德也，无法律也，忌克也，皆是也。而就其归结之总纲言之，无统一之原质已耳”（19）。这里一方面承认梁启超对不能合群之原因的分析，一方面强调不能合群的根本原因在于“无统一之原质”。所谓“原质”该作者认为就是“民族主义”，或叫“国魂”。有的人说：“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优，事成有可久之势。吾向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20）。他们认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才能“对外而有界，对内而能群”，“民族主义”是“统一大群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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