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代社会国与家在概念与功能上的简单二分不同，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基本社会单位的。家族比家庭复杂得多，它除了兼有家庭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家庭所没有的事业性质，承担着家庭所不能担负的社会功能，比家庭更强调延续性，等等。古代以家族为社会细胞，正如现代以家庭为社会细胞。古代国家观念与家族之关系的重要体现即是君统与宗统，澄清二者关系对有助于我们探索古代礼制对家与国的准确定位。
君统与宗统是从周代宗法制中产生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宗统，即是宗族系统，意指以宗主为代表的宗族谱系的传承。所谓君统，即是指天子与国君之位的世系传承。二者的关系有分有合。首先，君是宗法关系中的宗主，承宗庙之重而为宗庙主，并没有超脱于宗族之外。国君身为宗族主，当有“收宗睦族”之义务。其次，君不只是一家一姓之主，还是公共政治秩序中的君主。在这个意义上，君与士大夫家族的宗主就有所区别。《礼记·祭统》中规定：“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群姓之社与百姓之社，体现了君是公共政治的象征；自为立社，是天子、诸侯自家宗族。
为突出君位之尊，维持公共政治秩序，不使王族、公族因亲犯尊，故对君的亲属关系作出诸多限制，如“公子不得祢先君”“天子诸侯绝旁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等规定。这些道理正是《礼记·丧服四制》中所说的“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当君作为宗主，犹在门内，而当其为天子与国君，则已在门外。公共政治所要求的义高于亲恩。但历史上有些皇帝却以公谋私，宋明两朝的大礼议即因此而起。从宗法礼制的角度来说，宋英宗应奉宋仁宗为皇考，明世宗也理应奉明孝宗为皇考，而不得私自追奉其亲生父亲为皇考，窜改宗庙传承谱系。
为什么要将君位的继承关系置于宗法之中呢？换句话来说，为什么要将国与某一家紧密地联系起来？尧舜之时公天下、行禅让，到了夏禹才开始家天下时代。家天下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包含着古人对政治稳定的考虑。政治稳定是国家安定，礼仪秩序得以维护的基础。鉴于我国的国家规模从一开始就异常庞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地方差异，保持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就是要维护天子的最高权威，虽然天子也置身于一种制度之中，而不是后世所想象的一人专制。《吕氏春秋》断言：“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吕氏春秋·有始览》）连孔子也认为“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为“天下无道”。（《论语·季氏》）
将君置身于宗法既是尊崇君主，也是限制君主。一个人的统治是脆弱的，唯有社会力量的团结才能使统治稳固，而唯有立政公、立国为民，以礼制行仁政，国家才能长久。古代社会将君置于宗法之中，也就是将统治权依托于最强大的家族，并通过联姻的方式联合其他家族。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巩固了君主统治地位，二是用宗法礼义限制与匡正君主。然后，通过嫡长子继承制度来保证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规定“立子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贤与不贤易起争端，而定以嫡长子继承则无异议。当然，嫡长子继承制也有缺陷，比如嫡长子可能不贤，过早地确立储君也会带来储君与在位之君的矛盾等隐患。
防乱是礼仪制度的社会功能之一，但人的行为规范不能仅仅由外强加，更需由内而发。我国古代制礼仪以维护社会秩序即涵盖了从外与内两方面对个人的要求。相比较而言，更关注礼义对个人的内在意义。因而礼仪更根本的意义是要教化百姓，使知父子夫妇之亲、君臣上下之义。维持秩序是礼仪的功能之一，而使人民合乎礼义，生活得更有意义，这才是礼仪制度的政治目的。
君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克承天命，养民、教民。《尚书·舜典》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又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这就是《尚书·洪范》说“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的真正含义。其教民最根本的内容即是《尚书》中规定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教”。而若要教民，最重要的原则即是以身作则，这就要求君躬行孝悌之义。《论语》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仁义道德的培养不在于空喊口号，而须通过履行礼仪去践行之。《大学》里面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在家则修家礼，在乡则修乡礼，在国则修国礼，以礼施身，这样才能培养人的道德品格。正因为如此，我国作为礼仪之邦，对礼仪才如此讲究。治平天下的根本在于推行仁政，而仁的始点即是孝悌。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就礼义的践习与养成而言，国需要以家为本位。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所施行的教化了。只有在上者带头做好，国人才能跟着做好。
首先，《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夫妇之道是人伦的开始，夫妇关系对家庭和谐与子女成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王与后即是天下夫与妇的表率。因此《诗》教从讲男女之道的《周南》与《召南》这两组诗开始。
其次，《论语》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祭祀表达对去世亲人的尊敬与怀念，是一个家族最庄重的礼仪。一个孝子时时不忘先人的教诲，继承和发扬先人的德业，这种德行是我们传统最为称道的。而若这种孝行形成风气，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也将变得淳厚。因此，我国传统政治对孝极为强调，对祭祀之礼看得极为庄重。天子作为天下人的表率，对祭祀先祖更是要一丝不苟地做好。《礼记·祭统》中规定：“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齐盛；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诸侯的祭祀不只是家族行为，也是一种国家典礼。
国君所行的这些教化方式，都须自己躬行孝悌，从人伦肇始的夫妇之道，到祭祀礼典的慎终追远。“至孝近乎王，虽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虽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领天下国家也。”（《礼记·祭义》）因此，君不仅处于宗法之中，而且，君以宗法中一员的身份履行夫妇之道，践行孝悌，也是为“成教于国”而率身垂范的要求。
君统与宗统的分与合，显示了我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的丰富性。我国传统政治从家庭、家族本位出发，由家至国，从私德推致公德，将五伦教化作政治的根本目标，以民风厚薄作为判断政治效果的重要标准。我们的先人因此而创造了许多升平之盛世。简言之，我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即是以家为本位，重视孝悌仁义，以礼治国，以正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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