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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文物看长江镇杨河段的右史变迁(2)

三、唐宋时期
    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1.《新唐书·齐濣 传》中载:“以润州北距瓜洲沙尾,纡回六十里,舟多败溺,乃徙漕路,由京口埭治伊娄渠以达扬子(津),岁无复舟。”
    2.《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乃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渡扬子,立埭。”
    3.《太平寰宇记》:“大江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里,谓之京江,今阔十八里。”
    4.《古今图书集成》卷375梁萧《通爱敬陂水门记》记载:“当开元以前,京江岸于扬子,海潮内于邗沟[18]”。
    自南朝时期,施桥沙洲淤涨并岸,江岸抵达施桥、扬子一线后,直到隋场帝开山阳渎自扬子入江,这近二百年中,江岸向南延伸较为缓慢,而位于江心的瓜洲沙屿却淤涨十分迅速,瓜洲原是长江口水下的沙屿,到公元四世纪左右,开始露出水面,随着长江主泓道的不断南移,瓜洲逐渐淤涨成洲,“自开元年间,瓜洲与北岸相连以后”使长江北岸迅速向南推进了二十多华里。由于瓜洲的淤涨严重影响了南北运河的续航能力,所以齐濣 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开伊娄新河二十五里,使运河的河口在瓜洲南岸与长江汇合,瓜洲渡口逐渐取代了扬子津的渡口地位。《太平寰宇记》曾提到大江“旧阔四十里”和“今阔十八里”的江面阔差,基本与齐濣 开凿的伊娄河的长度相近。
    考古资料证明,在蜀岗以南,瓜洲以北的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的唐代文化遗迹和唐人墓葬。如在扬子津附近发现的唐代胡僧舍利石塔造像一群;唐咸通四年(863)石经幢;大中四年(850)唐故文林郎试太常寺协律郎骑都尉雁门解府君之夫人上郡蔡氏墓;唐咸通六年(865年)唐京兆韦氏居夫人墓。在瓜洲运西乡发现的南唐保大四年(946年)太原郡王氏夫人墓,邗江施桥乡发现的唐大中六年(852)万夫人基等。以上这些考古资料说明,当时的长江北岸当在今瓜洲以南一线。
    唐开元以后,由于瓜洲的淤涨,而影响南北运河的航行。齐濣 为解决南北运河的续航能力,除在江北开伊娄新河外,对江南运河也进行整治,“移其漕路到京口圹下一带”。运河的西移导致了晋陵罗城的废弃和镇江城池的西移。《新唐书·王璠传》记载:“太和中(827~835)王璠为浙西观察使,凿润州外隍。”《资治通鉴》乾符年条载:“乾符中(874~879)周宝为镇海节度(治润洲)筑罗城二十余里。”《唐书音训》载:“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甘露寺侧。”这些文献记载了唐代润州城的修筑情况,尤其是《唐书音训》中的“京口在润州城东北”的记载与考古发掘资料是完全吻合的。据考古资料表明,在晋陵罗城西墙的上层曾发现有唐宋城的夯土或石基,晋陵罗城的西墙即是唐宋润州城东墙的一部分,两者毗连,东侧为京口城,西侧为润州城。历史上镇江附近运河入江口先后开凿过五处,自东向西,依次为谏壁口、丹徒口、甘露口、大京口和小京口。大京口是齐濣 于唐开元年间(713~741),因移其漕路至京口,它与江北的伊娄河南北相接,使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经济大动脉得以畅通。李白在游经瓜洲时,特著诗赞誉:“齐公凿新河,万古流不绝;丰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大京口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已淤平,填筑成街,名为中华路。可知唐宋时期长江南岸当在今镇江市区的中华路以北一线。
    四、元明清时期
    古文献中的有关记载:
    1.《读史方舆纪要》载:“今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渡口与江心金山相望。”
    2.《丹徒县志》载:“元和志载江阔十八里,今则南岸沙涨,江阔止七里半。”
    3.《瓜洲续志》载:“乾隆元年(1736)夏,大雨时行,瓜洲城坍塌处所甚多,旋修复。”“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潮突涨,西南城坍塌四十余丈。”“道光十年(1830)以后,江流北移,逐年愈坍愈甚。”
    元、明时期长江北岸继续南迁,瓜洲与润州间的江面愈来愈窄,由宋代江阔十八里窄至七里半,使长江北岸又向宋代瓜洲城南推移了近十华里,瓜洲渡口与江心金山近在咫尺,并于明代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在江边另筑瓜洲城,城呈圆形,以防倭患[19]。由于瓜洲仍然处于襟江地带,尚未失去扼守内陆南北交通咽喉的重要地位,依然是南来扬州的门户。元代的马可·波罗就是由瓜洲渡江南去泉州,返抵故里的。
    明末清初,长江水道由南迁转为北移。据康熙《江都县志》载,当时瓜洲以南一带的江岸开始受江水的冲击而坍塌。《扬州画舫录》卷七载:“雍正年间,江溜北趋,总河高晋认为瓜洲城郭并无仓库,沿江一带,多系空旷,原非尺寸必争之地,不如将城收小,让地与江。”到道光年间,瓜洲城愈坍愈甚,道光十年(1830)以后终为江水所吞,致使居民移居于瓜洲旧城以北的四里埠,即今天的瓜洲镇。这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江北沿线的江岸坍塌北移达十华里之多,至使宋明两代的瓜洲古城尽沦于江,
    唐宋以后,镇江一侧江岸变化甚微,唐代中期建立的润州城,一直沿用到明清时期,城址未有大的变化,大、小京口是唐宋两代开凿的运河人江口,其位置在今镇江市区内,距江岸甚近,由此可知,自唐以后,镇江一侧的长江南岸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长江江面的变化主要是受江北扬州一侧的江岸变化的影响。
    在此期间,镇江江岸滩涨日甚,使清代初年仍耸立于江心的金山在道光年间与长江南岸连成一片。位于城区北面的征润州开始向东向北伸延,到本世纪的二十年代,由于征润州的延伸,使大京口被断,小京口成为京杭大运河入江口岸。原在大京口以西的镇江港区亦遭沙淤被弃废。解放后,特别是1954年大洪水后,长江主泓道继续向北移动,原轮渡站于七十年代中期沦于江心,目前江岸仍在北移。南岸的江滩日涨益广,今日征润州的北端已伸展到过去北岸瓜洲旧城址处,其东端已东延形成了征润新滩,越过镇江港区,到达焦山以东的江面,沙尾已迫近丹徒口,致使镇江港区的焦山以北航道日趋封淤,镇扬间的轮渡,必须经由焦山南麓新航道进入镇江港区。到目前为止,镇江港能生存下来,也是一直依靠焦南航线在维持。
    通过上述文献史料的论述和考古资料的论证,基本阐明了镇扬之间长江两岸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及长江水道变迁的规律、长江两岸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位置,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六个历史时期。
    1.春秋时期:镇扬间大江水道处于长江河段,江面宽阔,南岸的象山、北固山处于江边的半岛、北固山以东以南的江岸线直抵花山湾一线;象山以东的江岸在谏壁,大港以北一线。北岸的江岸滨临蜀岗,自西向东在胥浦、湾头、宜陵一线。
    2.两汉三国时期:由于长江河口的逐渐东移镇扬间长江水道开始向近河口段转变,南岸的江岸线基本保留在春秋期江岸线的位置,北岸由于施桥沙洲的淤涨,使镇扬间的水道形成曲江和大江、曲江北岸在沙河一线,大江北岸在羊尾巴、施桥、扬子津一线。
    3.两晋至隋朝时期:镇扬间长江水道已变成近河口段。南岸的江岸线已由滨临花山湾一线向北推移到今镇江市的中华路北端,而大港、谏壁一线江岸进一步向南推移,象山、北固山仍为江边的半岛。北岸由于曲江的堙没,施桥沙洲的并岸,江北土地十分平圹,江岸线低达施桥、扬子津以南一线。
    4.唐宋时期:南岸的象山、北固山仍为突入江心的半岛,花山湾一线的江岸已推移到今镇江市的中华路以北一线,谏壁、大港一线的江岸仍向南移动。北岸由于瓜洲的并岸,使江岸向南大面积的推移,江岸达抵今瓜洲镇一线。
    5.元明时期:南岸基本保持在唐宋时期的江岸线上。北岸仍在继续南移,到明代晚期,江岸已推移到今瓜洲镇以南约十华里处。
    6.清代至今时期:明末清初,由于江岸的南涨北坍,江岸变化十分显著。南岸的江岸,从象山向西一线,不断淤涨,使江心的金山迅速成陆远离江岸,征润州的北端已伸展到瓜洲旧城故址位置;象山以东,从谏壁、大港到王家山嘴一线,由于江岸受到江水的冲刷,逐年被蚕食南退,形成了目前比较理想的深水港。长江北岸,从明末清初开始,瓜洲、六圩一线坍塌严重,致使宋明两代的瓜洲故城,沦坍于江,六圩轮渡口向北数移其址,至今江岸仍在不断北移。
    从以上长江镇扬河段江岸变迁的六个历史时期中还可发现其变迁过程中的曾有过两岸以淤涨为主和主泓道北移为主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春秋末年开始到明代末年,长江两岸均以淤涨为主。由于南岸为长江主泓道流经一侧,所以江岸虽有淤涨,却十分缓慢、在长达二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内,长江南岸仅淤涨了1.5华里。北岸一侧以沉积为主,江岸淤涨十分迅速,在二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内,北岸向南淤涨了近50华里,使扬州古城越来越偏离长江,运河河口数次南迁。
    第二阶段,从清初至现在,长江主泓道以北移为主,南岸以沉积淤涨为主,兼有坍塌段,征润州的迅速淤涨,致使镇江老港区日趋淤浅闭塞,而谏壁、大港一带却遭江水冲刷日渐南移。北岸的扬州一侧,以冲击崩塌为主,致使瓜洲古城沦于江心,至今,长江镇扬河段的北岸仍在不断向北崩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长江镇扬河段变迁的原因初探
    从长江镇扬河段两岸变迁的历史来看,明代以前,长江北岸淤涨非常迅速,长江南岸淤涨十分缓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呢?
    我们知道,在地球自西向东自转的过程中,使地球表面的物体在水平运动的状态下产生偏转力,北半球向右偏,南半球向左偏,涨潮时,当海水从东向西涌入长江后,由于地球偏转力的作用,海水以流经南岸为主,海水从宽就狭,汹涌澎湃,使泥沙很难在南岸沉积下来;落潮时,江水自西向东,水流从狭就宽,水势较为缓慢,江流中泥沙的沉积量大于流失量,镇扬间宽阔的江面,成为长江流水中含沙沉积的主要场所。长江最大的流量为10万秒立方,最大的含沙量为2.29公斤/立方,平均每年挟带4.86亿吨泥沙,长江中携带的泥沙成为镇扬间沙洲淤涨沉积的主要来源。公元五世纪施桥沙洲的并岸,八世纪瓜洲的并岸。十七世纪马驮沙的并岸,十八世纪海门诸沙的并岸,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启东诸沙的并岸[20],都可作为上述理论的佐证。现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从其发展趋势推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将与江北的海门、启东诸地并岸,至时也将会证明上述论证。
    明代以后,镇扬间的江岸面貌逐渐改变,长江南岸大幅度淤涨,北岸大面积崩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又何在呢?
    其主要原因:由于镇扬间长江水道的变迁,导致了两岸地貌的变迁,而地貌的变迁又成为约束长江水流流向的主要因素,长江水流向的变化是造成了明末清初以来,镇扬间江岸南涨北塌的重要原因。长江水流经仪征、六合地区后,江面逐渐宽阔,水势也逐渐缓慢下来,江水中的含沙也在这一带逐渐沉积,位于镇扬西部的世业洲便在这种情况下淤涨出水,世亚洲的淤涨,使本来较为宽阔的江面变狭,较缓的水流变急,对长江主泓道的改变起到一定的作用,当长江主泓道的水流从江水较狭的南岸鲇鱼套涌出后,水流受征润洲的阻挡,直冲东北方向的瓜洲、六圩一带的江岸,在江水常年冲刷下,造成瓜洲、六圩一带江岸的不断崩塌,从清初开始,北岸一直坍塌,仅从1964年到1977年的十三年中,北岸都天庙一线江岸溺退了1275米,南岸淤涨827米,当江水撞击扬州北岸以后,江溜反激而下,经焦南航线直冲南岸的谏壁、大港一线。从各历史时期的资料分析,谏壁、大港一线的江岸,远在今江岸以北一线,由于明代以前遭受海潮的长期冲击,明清以后遭到南下江溜的冲刷,致使江岸不断向南迁移。而江北岸的新坝滩、高桥滩在逐年淤涨。江溜由大港一带北上,受大路镇王家嘴的阻挡,江溜直线北上撞击江北的嘶马镇沿江江岸,使嘶江岸年年告急,1988年10月27日嘶马镇前进村长江段,又发生严重塌江,数小时内形成东西长250米、南北宽100米的大塌口,塌区面积达12000多平方米,致使堤坡开裂[21],严重威胁了北岸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南岸扬中县北滩头却日涨愈甚。
    长江水道自进入镇扬间后,由于受到地貌的影响,江水呈“Z”字形在南北之间撞击运行,造成了南北涨塌不一的局面,密北岸为江溜冲击目标时,南岸必然会不断的淤涨,当南岸为冲击目标时,北岸必然会不断的淤涨。如瓜洲、六好和征润洲;大港、谏壁和新坝滩、高桥滩、嘶马镇与扬中县这三组北塌南涨,南塌北涨的相对变态的江岸面貌亦足以说明镇扬间长江水道及江岸变迁的基本因素。
    探明长江镇扬河段江岸的历史变迁及其原因,对于治理、开发镇扬间间江水利资源有目的的进行经济开发,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有所稗益的。这也是我撰写本文的愿望所在。
    注释:
    [1]《黄河及东海的地质构造及海水性质》1969年,华东师大河口岸研究室译。
    [2]《中国第四纪冰期的探讨),《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3][4]诸绍唐:《中国海岸的历史变迁初探》。
    [5]《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
    [6]《长江三角洲地貌发育》,《地理学报》1959年23卷3期,
    [7]清·王检心修(重修仪征县志》卷一。
    [8]《从文物发现情况来看扬州古代的地理变迁》,南京博物院集刊第3期。
    [9]《南京吴淞间长江河槽的演变》,《地理学报》1959年25卷3期。
    [10]《仪征胥浦甘草山遗址的发掘》,《东南文化》第2辑。
    [11]《仪征破山口探掘出土铜器记略》,《文物》1960年第4期。
    [12]扬州博物馆资料。
    [13][16]《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6年第5期。
    [14]《大业杂记》·《隋书·炀帝纪》。
    [15]《扬州唐代寺庙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文物》1980年第3期,
    [17]《镇江晋陵罗城初探》,《考古》1986年第5期。
    [18]梁萧:《通爱敬陂水门记》,《古今图书集成》卷753
    [19]《镇江博物馆藏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文物》1985年第1期
    [20]《试述唐代以后扬州港东移的原因》,江苏省考古学会1983考古论文选。
    [21]《扬州晚报》1988年10月28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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