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之改革是西方思想文化对埃及社会影响的必然结果，它缩短了埃及穆斯林社会与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在伊斯兰教原则基础上，承认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权利与自由，使伊斯教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成为一种民主的宗教。埃德蒙写道：“对伊斯兰教做出贡献是贯穿他一生的活动。的确，他深信只有通过对伊教整个体系的改革，才是新的伊斯兰教的进化和发展。虽然他曾想使伊斯兰教回复到原始形式，但该教证明了它对现代环境固有的适应性”。[①d]总之，阿卜杜为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发展所做的努力是后人所不及的，该教跳出传统桎梏，走向进步乃是由他而始的。他和阿富汗尼为在未来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对阿拉伯社会进行改造和对伊斯兰教与现代生活进行调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思想的影响，还使埃及人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复苏。19世纪70年代以后爆发的民族解放运动，首先是以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思想为指导的。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思想在政治上提倡恢复伊斯兰初期的“舒拉制”，即“协商制”，拥戴开明的哈里发，消除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奋斗，摆脱西方殖民主义的奴役压迫，恢复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文化上提倡“科学救国”，认为西方之所以强盛，敢于侵略穆斯林国家是因为工艺发达，“倘若土耳其人在文化上能超越西方，并用科学力量来对付西方入侵，东方问题也就不复存在”。[②d]他与阿卜杜创办《团结报》，不仅传达埃及抗英呼声，而且反映东方各民族的要求，宣称“民族的光荣不在于领土大和人口多，更不在于武力强大，而在于人民发愤图强。”[③d]号召广大东方人民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作不懈的斗争，因此，它被英法查封。
尽管泛伊斯兰思想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并未触及到伊斯兰国家的腐朽统治基础--封建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埃及及西亚地区广大穆斯林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强烈愿望，客观上起到了鼓励人民革命斗争，反对英国统治的作用。
近代埃及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以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里法阿·塔哈塔维（1801-1873）为代表。他有两本代表作：《巴黎游记》记述他对欧洲社会和文化的观感和印象，论述各民族应享有的权利，阐明立法机构应监督执行机构等立宪原则；《实质问题》说明埃及新兴资产阶级哲学的本质，书中强调重温埃及古代史和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教育的必要性。因为“正是埃及，而不是其它王国，曾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它可追溯到4300年以前”，因此他认为“用现代文明来恢复古代光荣已成为他本人和每一个爱国者的奋斗目标”。[④d]他首先赋于“watan”以“祖国”的含义，被誉为阿拉伯的第一个爱国思想家[⑤d]。塔哈塔维深受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影响，崇尚共和制，相信“政权本来是属于百姓，而不是属于国王的，但是当百姓还不宜行使统治权时，应委托由他们选出来的人（指议员）来执政。”他主张保护国家资源，发展民族工商业，反对地主和资本家对农民和工人的残酷剥削。他还主张妇女解放，认为决定妇女贞洁的不是面纱而是教育。
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通过他和他的著作传入埃及后，“以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代议制政体等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思想遂不断深入到穆斯林的头脑中，成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团结的目标。”[⑥d]并对传统的伊斯兰教政治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使埃及人认识到“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都应履行自己的义务，良好的社会应具有法制和正义。”[⑦d]埃及资产阶级力图在埃及实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希望得到参政机会。伊斯梅尔后埃及政治制度发生较大变化，在行政和立法上采取了同法国相类似的议会和立法制度。伊斯梅尔成立了对总督行使权力有一定影响的协商议会。[①e]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埃及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大为削弱，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日益发展。这一结果为在本世纪20年代初埃及建立君主立宪制准备了基础，1922年5月埃及宣布独立，1923年颁布宪法，按照“主权在民”、“法治”、“分权”和“公民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等原则建立了政治制度。至1952年7月以纳赛尔等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在埃及的传播冲击了其意识形态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为后来埃及发展成为伊斯兰世界政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族主义思想是同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结合而发展的。在泛伊斯兰思想削弱后，民族主义思想方兴未艾。从奥拉比革命到穆斯塔德法·卡米尔领导的埃及近代史上第一个有明确纲领，组织严密且影响较大的现代政党--新祖国党成立，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该党认识到“独立只能从这个国家自己的堡垒内部取得”[②e]，把争取民族独立作为重要目标，并提出建立欧洲式代议制政府，普及教育，发展农、工、商等10条纲领，获得民众广泛支持与拥护。1919年扎格卢勒领导埃及民族革命则是卡米尔民族主义思想的再发展。
民族主义思想是在世纪之交时最终成为埃及民族独立运动的主导思想，但它却是从19世纪初就开始萌发的。“具体而言，是从拿破仑侵略的时期就发轫了的。”[③e]19世纪下半叶由于民族运动日益高涨激昂，加上伊斯兰教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承认，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解释使埃及人思想上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求“安拉保佑”，而是要“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过去在反对拿破仑的斗争中，他们使用的是一面13世纪反对十字军入侵时的“圣旗”，高呼的口号是“保卫伊斯兰”、“保卫伊斯兰教的埃及”；反对土耳其人时，使用的是“主啊，显赫的主啊！灭绝土耳其人吧！”而在19世纪下半期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特别是英国殖民主义时，埃及人明确提出“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这一口号，它不仅表现了埃及人突破“伊斯兰教的埃及”这一狭隘的封建意识形态，而且充分反映了他们从“安拉保佑”到自强自立的思想转变。这是19世纪西方思想传播、民族运动兴起及宗教改革以来埃及人民意识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例证之一。这种变化反过来鼓舞和推动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发展和完善。
总之，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对埃及社会的影响日益显现出来。政治制度上实行共和制，由总统和议会领导，采用“主权在民”、“分权与制衡”等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在文化生活上，埃及人穿西装革履，逛酒吧舞厅，享受看电影、听歌剧等其它精神文明。毫无疑问，埃及先于大部分伊斯兰国家接受西方思想与先进科技，迈入文明的近现代，且经过多年的发展，它已成为当今穆斯林世界教育最发达，政治制度最西化，世俗化最浓厚的国家，在中东及阿拉伯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注释：
①a②a③a参见米尔纳著《埃及变政史略》（中译本），第20、15、135、17-23页。
④a阿尔伯特·胡拉尼：《1798-1939：自由时代的阿拉伯的思想》，伦敦1983年版，第78页。
①b赛义德·M·A·路特菲：《现代埃及简史》，伦敦1985年版第57页。
②bJohn Richmond：《Egypt 1798-1952: Her Advance Towards a Modern Identity》P.64.New York 1977.
③b穆罕默德·福阿德·舒凯里莱：《穆罕默德·阿里国家的建立》第97-98页。
④b艾哈迈德·亚历山大：《阿拉伯文学史》第2卷，开罗1934年版，第294页。
⑤b杨灏成：《埃及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43页。
⑥b范蒂奥蒂斯：《埃及史》，伦敦1980年版，第89页。
①c伯德威：《埃及的改革》，伦敦1978年版，第32页。
②c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140页。
③c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00页。
④cHamid Enayat:《Modern Islamic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1982,P78.
⑤cCharles Adams:《Islam and Madernism in Egypt》， London 1933,P249-250.
①d同前引Charles Adams书，第96页。
②d前引伯德威书，第21页。
③d纳忠：《埃及近现代简史》，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8页。
④d路易斯·伊沃德：《埃及近代思想史--从法国入侵到伊斯梅尔时代》下册，第150-151、154、129、150-151、154、129、129、180页。
⑤d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8-79页。
⑥d前引Hanid Enayat书，第125页。
⑦d前引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0页；阿尔伯特·胡拉尼书，第70页。
①e《1805-1971年埃及宪法》，金字塔制作影印公司开罗中心1977年版，第75页。
②e埃及教育部文化局主编：《埃及简史》，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122页。
③e前引纳忠书，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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