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界早有大量论述，然而对于其初期传播的具体情况，例如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如何搜集有关马列主义的文字材料，以及马列主义通过何种渠道传入到中国等问题，则很少论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语言方面的限制以及缺少原文著作等原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只好从外国转译社会主义著作和汲取外国学者有关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者的作用为大。不过，通过日文书籍的间接渠道了解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情况，到1920年下半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因为，由俄国共产党（布）远东局派遣到中国来的魏金斯基（G·Voitinsky）到达了中国的北京和上海，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建立起了直接和密切的联系。本来已有一些研究论及魏金斯基来华后马列主义传播的发展，但具体地分析传播情况以及其渠道的，则寥寥无几。本文就魏金斯基来华后的马列主义传播的渠道变化及其影响，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1920年4月，受俄国共产党（布）远东局派遣的魏金斯基访问了北京，通过在天津大学讲授俄语的俄人鲍立维（Polevoy）等人的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和受李大钊影响的一些激进派学生。接着，在4月底，魏金斯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访问了上海，与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知识分子取得联系，随后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后来，该小组在共产党成立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是众所周知的。魏金斯基来华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确实有了新的进展。
据罗章龙的回忆，当时魏金斯基带来了大量的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相关的文献资料。他给北京和上海的社会主义者提供了相当数量的新知识，使他们的宣传活动起了很大的变化。那么，魏金斯基带来的外来知识是些什么内容呢？它给上海的思想文化状况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我们还是从《新青年》杂志的变化谈起。
魏金斯基到上海后不久，即在同年9月，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将5月以来处于停刊状况的《新青年》复刊。从复刊后的第1号，即第8卷第1号开始，该刊实际上成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在复刊号中，首篇登载了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宣言《谈政治》一文。复刊号中还开辟了介绍俄国革命的“俄罗斯研究”专栏。杂志内容的这些变化马上引起了部分社员的不满。特别有名的反响就是胡适的不满，他抱怨《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①]。由此可见，《新青年》复刊后变化之如何鲜明。
这种变化在复刊后的《新青年》的封面装帧上也有所反映。关于该杂志封面变化，可以借用茅盾的话来说明，就是“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②]。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图案，这个图案“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③]。但是，据分析，这个图案不是他们的创造，而是美国社会党党徽的模仿。美国社会党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这个图案，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分析。那么，将美国社会党（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和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中介人到底是谁呢？
解释这个问题的关键当然在于魏金斯基。魏金斯基来华前曾在美国活动过，1913年为生活所迫到了美国，1915年加入美国社会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到俄国，立即加入俄共（布）。1920年1月参加俄共在远东的活动。他来华后，美国（部分英国）出版的社会主义书籍（如《Soviet Russia》等）被迅速地翻译介绍进来。这使我们推测，正是曾经身为美国社会党员的魏金斯基利用其方便条件，替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购买美国社会党的一些书籍。
本世纪第一个10年的美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呈现出勃勃生机，伴随而来的是有关社会主义书籍、杂志出版发行日益兴盛。在欧美先进国家中，由于美国很早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于1919年8月、9月，分别创立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劳动党，因此，他们对俄国革命一直非常关注。此外，充当了那些共产主义政党母体的美国社会党在芝加哥很早就有刊行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社--查理·克尔出版社（Charles H·Kerr & Company）。查理·克尔出版社创立于1886年，从1899年开始出版有关社会主义的刊物[④]。它在海外的影响也相当可观，有很多日本、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购买它出版的刊物。例如，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山边健太郎说：“当时，因为有关社会主义的日本书籍才有十来种，我们只好读英语文献。那些英语文献主要是从美国芝加哥的查理书店邮购的。日本明治时期、大正时期的社会主义文献一直都是从那家书店来的”[⑤]。在中国，20年代中期翻译过马克思著作的柯柏年（李春蕃）也说，在1921年左右，他“向专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芝加哥克尔书局（Charles H·Karr and Co·）购买了一批英译本《资本论》在内的书”[⑥]。据此，可以断言，查理·克尔出版社确实是中日两国社会主义者的知识来源之一。
美国社会党的党徽，经常在与该党有密切关系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查理·克尔出版社印行）等杂志上登载。但是，该杂志于1917年禁止发行后，只有查理·克尔出版社发行的少数小册子封面才使用过该党党徽图案。例如，克尔出版社于1920年前后出版的小册子《什么是社会主义》（克尔[Kerr]著What Socialism Is），封面上使用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据此可以认为，上海的陈独秀等人恐怕就是参考了魏金斯基给他们供给的这种小册子，当然也有可能是魏金斯基从美国邮购来的小册子。再补充一句说，陈独秀、李达以及中共发起组的一些成员在1922年发行了《新时代丛书》几种书籍，这些丛书的封面图案也有同《新青年》杂志封面一样的图案（即美国社会党党徽），即以地球为衬托，两位劳动者的两只大手紧紧相握。
再举一个例子。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给武汉的恽代英送了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一书，并委托他将其翻译成中文（该书中文译本于1921年1月出版）[⑦]。因为考茨基著《阶级争斗》（原德文）的最普及的英文版是克尔出版社的版本，所以我们可以推测，陈独秀送给恽代英的这一本书大概也是在魏金斯基来华后从美国芝加哥邮购来的。
此外，上海发起组于1920年11月创刊了非公开的组织刊物--《共产党》月刊。在该刊物中也清楚地反映出他们受美国及英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首先，该杂志的体裁完全模仿了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共产党》（The Communist,发行地：伦敦）。中国的《共产党》月刊不但一模一样地模仿英国《共产党》的封面装帧，而且也沿袭英国《共产党》杂志的式样，将“短言”（今日所称“卷首语”）排在封面页（要注意，当时中国杂志均不放“卷首语”于封面页）。
《新青年》杂志在第8卷第1号以后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大量转载美国《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⑧]周刊的文章。这鲜明地说明《新青年》杂志性质的变化。笔者最近有机会亲自查阅《苏维埃俄罗斯》周刊原件，和《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以及《共产党》月刊转载的文章互相对照，发现袁振英等上海发起组成员翻译的原文都集中在《苏维埃俄罗斯》周刊的第2期第14号（1920年4月）至第3期第16号（1920年10月）的半年时间--即魏金斯基来华以后的半年间。其中，以《新青年》第8卷第3号和第4号为例，第3号的6篇译文分别来自《苏维埃俄罗斯》第2卷第15号（1920年4月10日1篇）、第2卷第24号（6月12日1篇）、第3卷第4号（7月24日2篇）、第3卷第6号（8月7日1篇）、第3卷第7号（8月14日1篇）；第4号的9篇译文分别来自《苏维埃俄罗斯》第2卷第15号（1篇）、第3卷第1号（5篇）、第3卷第5号（1篇）、第3卷第8号（2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译文的发表顺序与《苏维埃俄罗斯》原文的登载顺序有时间上的排列颠倒。这毫无疑问地说明，《新青年》社员当时所参阅的《苏维埃俄罗斯》周刊不是由他们按期订购的，而是在魏金斯基来华以后（更确切地说，就是1920年10月以后）一次邮购的。
《苏维埃俄罗斯》周刊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宣传活动，特别是介绍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也可以说，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苏维埃俄罗斯》的文章，第一次能够真正地了解到俄国革命的真面目和列宁、托洛茨基等布尔什维克领袖的革命理论。例如，《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分别译载的《列宁著作一览表》、《俄罗斯的新问题（列宁演说）》、《我们要从哪里做起？（托洛茨基著）》等文章都是从《苏维埃俄罗斯》译成中文的[⑨]。
上海的早期共产主义分子当时所参阅的先进报刊不止《苏维埃俄罗斯》一种。据分析，他们当时目睹的美国先进杂志还有《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共产党》（The Communist即美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解放者》（The Liberator）、《一大工会月刊》（The One Big Union Monthly）等几种。举几个例子说，《共产党》月刊第2号刊载的P·生（茅盾）译《美国共产党党纲》[⑩]和《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的恳请》两文，分别原载于芝加哥的《共产党》1920年6月12日号和《一大工会月刊》1920年9月号；列宁的著作，如《共产党》月刊第4号的P·生译《国家与革命》[（11）]和《新青年》第8卷第3号的震瀛（袁振英）译《民族自决》两文，分别是从《阶级斗争》杂志1919年2月号和《解放者》1920年6月号转译的。这些汉译文章所依据的美国进步报刊也多在1920年下半年出版，而且那些报刊均与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母体即美国社会党[（12）]有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证明魏金斯基的中介作用。
当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了解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时，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报刊成为他们的主要知识来源，这是相当有道理的。第一，当时中国和俄国之间的交通还很困难，加之北洋政府对从苏维埃俄国传来的信息实行严密控制，这就使中国的革命人士很难搜集俄国的第一手材料。第二，美国早有很多俄国工人、知识分子移民，搜集有关十月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比其他先进国家容易，因而共产党的成立也比较早。第三，日本社会主义者虽然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曾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但由于语言困难、信息阻塞等客观原因，对俄国革命的了解还不够，因而没能提供足够的知识。第四，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精通俄语的人才，结果只好利用英语的文献[（13）]。
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发生浓厚的兴趣。但在学习和把握这一革命理论时又存在着语言上、传播媒介上的种种困难。这一矛盾正是在魏金斯基来华以后，通过他接触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才解决的。不难断言，魏金斯基的来华，不但在上海的中共组党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在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也起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
总之，在魏金斯基来华后的中国社会主义论坛中，连同原来的日本文献在内，英语文献开始急剧上升，魏金斯基在这一时期传播的苏俄、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是由美国共产主义运动加以消化的苏俄、共产国际的革命理论。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可以作出什么样的推测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很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心里没能描画共产党这一特殊政治团体的具体形象的情况下（要注意，在接受共产党特有的组织纪律观念以及使命感以前，理解所谓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是非常困难的），正如《新青年》、《共产党》等杂志封面上、体裁上的模仿一样，上海发起组的成员只好在外国的共产党（即美国共产党）中去寻找所谓共产主义运动的蓝图。事实给我们说明，很早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政治运动”的美国共产党的纲领、宣言，通过翻译传入中国，使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转向列宁主义运动论、组织论的吸收。
二
由于接受经由美国而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陈独秀。直到1920年魏金斯基来华之前，他显然还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仍然“不情愿阶级斗争的发生”，“渴望纯粹资本作用--离开劳力的资本作用--渐渐消灭，不致于造成阶级斗争”[（14）]；他仍旧在劝说资本家实行“Co-operative Society底一部分制度”，承认工人得红利的权利，以使“工人都可以渐渐变到资本家地位”[（15）]。然而，魏金斯基到来之后，他的思想则明显地不同了。
在前面提到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中，陈独秀发表了一篇《谈政治》的文章，宣告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谈政治”。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说明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只是承认“列宁的劳动专政”，主张用“阶级战争”和“法治法律的强权”去打破资产阶级旧的政治体制。而且他还对无政府主义、对中国还未形成政治实体的社会民主主义势力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判。此外，他在1921年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批评》[（16）]演说中，还对中国应该选择俄国共产党还是选择德国社会民主党（陈当然是支持选择俄国共产党的道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换句话说，陈独秀是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于1919年经过曲折之后所达到的基点上开始起步的。也就是说，陈独秀在《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文章中所强调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政治运动等思想内容表明，他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从最早的第一步开始就是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而深受大批激进青年崇拜的陈独秀转而公开鼓吹革命的社会主义--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对中国进步思想界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如果说共产主义运动是超越国界的运动，那么，可以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完全转入了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轨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它的第一步，即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接受对俄国革命、对革命领导者有关情况的反映，以及到寻找共产主义运动的模式等等，都证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完全纳入了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之中。特别是在魏金斯基来华后的中国，日语文献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所占有的压倒性优势，逐渐被间接来自俄国、共产国际的文献所代替。而来自俄国的影响在理论上逐步支配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可以说，曾通过日本来接受世界新思潮的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到后来又通过苏俄、通过共产国际看到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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