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林毓生教授称“五四”时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五四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之所以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31]的确，在新旧交替的转型之际，鲁迅整体上的反叛传统的意识和整体的改革思想主张，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导致了他的改革思想的激进态度，具有激进主义的色彩。从鼓吹“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到以愤懑的情绪发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32]的呼吁，都十分鲜明地表现出这种反叛传统和主张整体改革的激进态度。孤立地看待鲁迅的这种激进态度，也许会认为这正是鲁迅思想认识上的偏颇之处。其实不然，鲁迅改革思想的激进态度，与他整体上的反叛传统与主张从思想文化观念上整体的改革思想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或者说，这种激进的态度源于他所获得的整体上反叛传统的意识和他整体改革的意识，其真正的目的还在于在批判中建构20世纪民族的新文化观念。从20世纪初所爆发的中西文化大冲突的历史环境上来看，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与建构，首要的问题并不是急于去评判中西两种文化的优劣，而在于要在西方文化涌入之时，怎样借助西方文化来认真地反省传统文化，选择传统文化所不拥有的新的文化因子，以谋求创造性地转换传统文化，迅速地改变其旧质，使之能够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的新形势。鲁迅指出：“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那么，就必然会“衰朽到毫无精力了。”[33]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新旧交替之际，恪守传统，显然要被历史无情地淘汰，而温情脉脉地对待传统，试图以较小的变动为代价来换取对整个传统的维护，也终将为历史的现代化进程所不相容。相反，整体上的反叛传统与整体的改革意识，虽然以激进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却真正地表现出了一种彻底的否定与反省的精神，一种勇于进取的选择与改革传统的思想观念。在这当中可能会夹杂着某种偏颇或失误，然而，在思想文化观念整体性的现代转换中，出现情绪上的激进态度，则是为了摧毁一切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为了更加合理地批判继承与选择传统。所以，特定的历史时期，鲁迅改革思想所出现的激进态度，更显得与整个时代的变革节奏相一致。
不过，鲁迅激进的改革主张，并没有导致他一味地乐观，相反，倒是引发了他对于中国社会改革所怀有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在鲁迅看来，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与压迫，已经使近代中国整体性地落后于世界发展的主流，呈现出与整个世界发展相脱节的局面。鲁迅曾经感叹到，“中国大约是太老了”[34]，“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35]在鲁迅的改革思想里，他首先是对于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境况里，“立人”思想能否得以完整的实现，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从思想文化观念的角度来分析，鲁迅认为，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之际，“先进的中国人”与众多的仍处在愚昧麻木状态的不觉悟者，往往是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的，同时，这种对立的性质又往往是悲剧性的。鲁迅指出，作为“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式的众多不觉悟者“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36]因此，要彻底地改变这种状况，鲁迅认为应当对众多的不觉悟者进行“人”的思想文化启蒙。其次，鲁迅对于中国社会改革之难，也怀有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37]在《习惯与改革》一文里，鲁迅还从风俗习惯的角度，对这种改革之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热风·三十八》中，鲁迅更是明确地指出，造成这种原因的是“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38]
鲁迅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显示了他的改革思想的深度。尽管他始终都要与“实有”的“黑暗与虚无”[39]的纠缠，作“绝望的抗战”，[40]从中表达出他对于人的观念变革和社会改革难度的深深忧患之情，但他却并没有由此在主观上对与先觉者存在对立的众多不觉悟者，进行否定性的论断，怀有绝望之情，而是在更深的认识层面上，确定“群之大觉”才是“中国亦以立”的理论根据。所以，鲁迅的忧患意识既包含着如何解决先觉者与不觉悟者之间观念上内在差异的命题，又包含着如何使近代中国最终摆脱困境，迈向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命题，尤其是包含着把解决历史困境更进一步地落实在如何深入民众，去进行最广泛的思想文化启蒙上的命题。这样，鲁迅的忧患意识实际上使他的改革思想更加鲜明地体现了他关于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一种价值理想。[41]
4
鲁迅的改革思想在20世纪初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凸现出来，对于整个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同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启示，也是相当深刻的。
启示之一：在鲁迅改革思想当中，突出的一点就是注重人的现代化，尤其是注重人的观念的现代化。近代中国变革的历史表明，社会的变革，新文化的建构，首先有赖于人的素质，人的思想文化观的根本性变革。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不是没有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他们只是乞求于某一方面的变革，未能从急剧变化的社会对于人的素质、思想观念变化的高度，来认识变革的意义，特别是未能从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观念落后、守旧的特征上来进行认识，因此，他们的变革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学者英格尔斯指出：“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42]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是人的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当近代中国进入20世纪之后，选择文化变革为突破口时，思想文化观念的反叛传统与迈向现代化，也就势在必然了。鲁迅非常清楚地看到，传统的思想文化观念不是一个现成的可以用来为整体文化变革服务的工具，因为它在其内在的机制上、观念上、价值体系上，都是服从于封建社会需要的。近代中国社会要迈向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在人的思想文化观念上进行深刻的变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其他的各方面推动社会的整体变革，并建构起20世纪中国新的思想文化观念体系。应该说，鲁迅的这种改革思想对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其特点是紧紧扣住了“立人”的思想核心，抓住了“人”这个关键性的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鲁迅才由此设计了一整套关于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和人的解放，以及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宏伟蓝图，从而为在近代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找到了一条切合实际而又可行的道路。
启示之二：从注重人的思想文化观念变革的角度出发，鲁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注重人的现代化的层面上，应侧重以精神为本体来改变国民的精神，来确立改造国民性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理性主义思想体系。鲁迅指出：改变国民的精神是“第一要著”[43]的，同时还断言“黄金黑铁，断不足以兴国家”。[44]在鲁迅看来，不论是从近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来看，还是从人的自身对物质与精神的渴求原则上来看，属于人的主体观念范畴的精神独立，则是人的解放的首要内容。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当中，鲁迅更侧重于以重视人的主体精神自由为出发点，来关心人的生存境况和命运，来寻找人的异化的原因与人类的出路。同时，他所关心的也不是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变革，而是要致力于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及其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显然，鲁迅把人的精神解放放在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是要求人能够成为一种具有深刻的自我意识能力的独特的主体。鲁迅的这种改革思想，对于迈向现代化的中国社会注重人的精神素质及其精神文明建设来说是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原因，人们总是狭隘地理解现代化的含义，并且把西方的物质至上主义看作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鲁迅则不然，他拒绝西方的物质至上主义思潮，指出西方的物质至上主义的结果，已造成“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皆趣流于凡庸……林之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已停”[45]的局面。如果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也采取相应的物质至上主义，将会同样造成“物欲横流”的结果，从而有碍于追求人的解放的总体目标的实现，并将导致现代化的失败。所以，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必须在起步之时就应该大力提倡物质与精神的并重，尤其是要注重人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健康地向前发展。
启示之三：在鲁迅的改革思想中，突出了结合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实际情况来探求中国式的改革道路的新思维。换言之，鲁迅一方面表现出整体的反叛传统的意识，另一方面又对盲目崇拜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制度和个人主义倾向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从而显示出他的改革思想的一些独特性的特征，并对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对待近代西方文化中，鲁迅对西方社会普遍采取的代议制就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其理由是代议制只不过是借“众治”的名义来大“遂其私欲”，“复掩自私之恶名”，实质是“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46]鲁迅还反对盲目地将“迁流偏至之物，已陈旧于殊方者，”“举而纳之中国”，[47]提出要从总体上把握住中西两大文化的本质特征，建构一条“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48]的建设民族新文化的思想。所以，鲁迅的改革思想，是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表现了中国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勇气与胆识，并为中国走向世界，开辟了新的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鲁迅的改革思想对于建设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思想体系来说，是具有楷模意义的。
注释：
[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鲁迅：《坟·灯下漫笔》。
[3]鲁迅：《呐喊·自序》。
[4]参见拙文：《20世纪文化转型与鲁迅的忧患意识》，《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6]鲁迅：《热风·三十六》。
[7]鲁迅：《热风·三十六》。
[8]在《坟·灯下漫笔》、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有详细的论述与描写。
[9]鲁迅：《坟·灯下漫笔》。
[10]鲁迅：《坟·灯下漫笔》。
[11]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12]鲁迅：《坟·灯下漫笔》。
[13]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
[14]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5]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16]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17]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
[18]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19]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20]鲁迅：《坟·杂忆》。
[21]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22]鲁迅：《坟·灯下漫笔》。
[23]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2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26]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27]鲁迅：《坟·科学史教篇》。
[2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9]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30]〔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31]〔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32]鲁迅：《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33]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34]鲁迅：《两地书·四》。
[35]鲁迅：《坟·娜拉出走后怎样》。
[36]鲁迅：《坟·娜拉出走后怎样》。
[37]鲁迅：《坟·娜拉出走后怎样》。
[38]鲁迅：《热风·三十八》。
[39]鲁迅：《两地书·四》。
[40]鲁迅：《两地书·四》。
[41]参见拙文：《20世纪文化转型与鲁迅的忧患意识》，《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1期。
[42]〔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43]鲁迅：《呐喊·自序》。
[44]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45]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46]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47]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48]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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