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民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1]这些特殊规律主要有：由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围剿和反围剿是内战的主要形式等等。但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上，反动的独裁的军队中部分官兵在觉悟以后，或举行起义，或接受改编，或投诚反正，或自愿成为俘虏，站到人民一边，成为人民的进步的军队，这也是一个重要特殊规律。对于这个规律，毛泽东没有作专门的系统论述，目前学术界也无人涉及。本文不揣冒昧，拟对此作一粗浅探讨。
一、这一规律的提出
战争是不同阶级或集团解决政治争端和利益冲突的一种最高表现形式。战争的主体即交战双方的军队，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成为两种截然相反的军队。在中国民主革命战争中，一类军队是封建的独裁的或外敌入侵的军队，另一类是民主的人民的或民族解放的军队。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充当了不同的角色。反动的独裁的军队一时可以耀武扬威、专横跋扈，却受到人民的痛恨和反抗，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民主的人民的或民族解放的军队虽暂时处于劣势，但由于它的进步性而被人民所拥护，最后一定胜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朱德深刻地指出，反动的独裁的军队的“很多官兵有觉悟以后，就必然脱离帝国主义与封建独裁者，拒绝做他们的工具，而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个规律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是如此，在护国讨袁的战争中是如此，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中是如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十年内战中是如此，在八年抗战中是如此，在今天的独立、和平、民主与卖国、独裁、内战两条战线中更是如此。”[2]在这里，朱德首先明确提出了这一规律。
其实，毛泽东、刘伯承对这个规律也有一定论述。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谈到红色政权处于革命低潮时说：“和敌军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的生活的终了。”[3]毛泽东已注意到，虽然红色武装暂时处于劣势，但是它的革命目标终将会唤起敌军内部有觉悟的官兵，他们觉悟后就出现倒戈或暴动，壮大人民的武装力量。这是进步的红色武装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刘伯承在中共六大作军事补充报告时也指出：“兵士暴动之进一步发展与农民斗争贯串一起，必然使军阀制度趋于崩溃。”[4]这表明军阀阵营中的士兵起义不仅有可能，而且在瓦解军阀制度时成为一种必然。刘伯承所讲的这种必然，实际上就是规律性。
对于这个规律，中共中央的文献里也有多次记载。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在邯郸起义，将国民党新八军及一纵队1万多人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中指出：“邯郸起义在目前时局中，是具有全国意义和一般性质的重大事件。”[5]这里把高树勋起义当作一般性质的事件，说明它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个别的而是一般的，不是现象的而是本质的。高树勋起义后，国民党军队中不断地有起义、投诚，他们弃暗投明，倒向了人民一边。1947年，中共分析了蒋介石军事上的五大弱点，发表新华社记者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尽管蒋介石一再大声疾呼：‘明责任守纪律’，但如高树勋、潘朔端、郝鹏举、洗盛楷、刘善本、王海清等那样，或举行反内战起义，或领导士兵放下武器的正义行动，正在一天天增多。”[6]正是在这一规律的影响下，“许多地方保安部队甚至正规部队纷纷‘哗变’，农民武装越剿越多。星星之火，快要达到燎原之程度。”[7]这一规律不仅表现在解放战争中，而且表现在历次民主革命战争中。
二、这一规律已被中国民主革命战争所证明
二十世纪上半叶是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民族解放的世纪。无论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都存在着这一客观规律。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民主革命。有人曾把辛亥革命称作士兵起义或新军起义，形象地说明了旧军队产生分化并转向人民的必然性。在这次革命战争中，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清政府编练和统治的新军。这些近代新军本来是清政府统治的武装力量，而其中一部分官兵追求民主、反对独裁，拒绝做封建统治的工具，站到人民的革命的一边。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就是湖北新军在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进步影响下，逐步觉悟起来把枪口对准封建政府的。率先举起义旗的是张彪的清军第八镇工程八营、炮八标和黎元洪的清军第二十一协的工兵队和辎重兵。湖南清军第二十五协一标二标炮马工程辎重各队行军首先响应，并派出第一师第一标刘玉堂部，第二师第二标甘兴典部，独立第九标刘耀武部奔赴武汉，增援革命。随后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各地军队揭竿而起，加入革命军行列。这些省份的起义主力都是新军。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各省反清斗争中，新军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华南各省的独立光复斗争中，新军积极响应。据统计，当时清政府新军共241000人，其中南方各地新军95000人差不多都举起了义旗，站到人民一边，成为革命党人所掌握的军队。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玩弄权术，扩充北洋军在南方各省的势力，为其反对民主共和，实行封建独裁服务。袁世凯背叛革命，背叛人民，激起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一些深受民主共和思想影响的军官从袁军中分化出来，站到反袁斗争一边。二次革命中，李烈钧率军在湖口举起反袁大旗。江苏、安徽、上海等地相继成立讨袁军，各地反袁斗争风起云涌。袁世凯称帝以后，袁军中发生了进一步分化。上自政府军将军，下至旅长甚至士兵，形成了护国讨袁浪潮。一向倾向革命的蔡锷，拒绝袁氏的高官厚禄，从天津秘密潜回老家云南，率旧部起义，反袁护国。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军队纷纷倒戈投入讨袁军。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为谋求独裁，公然废除临时约法，勾结洋人，出卖民族利益，站到人民的对立面。1917年发生在北京的“府院之争”，及张勋复辟，使孙中山十分痛心。他决定依托西南，筹划成立护法政府，组织进步的护法军队，以武力推翻北洋政府。这立即得到段祺瑞政府的海军总长程壁光的首先响应和支持。1917年7月4日，这位老兴中会会员与卢永祥在上海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清帝制之余孽，杜汉奸之蔓延。”[8]随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南下，抵至黄埔，加入护法军。北京政府控制的各地军队也纷纷起义，成立护法军、靖国军。“各地护法军、靖国军的兴起，或者是革命党人举义讨逆，或者是爱国将领反对段祺瑞武力兼并，或者北洋系的军人反戈抗段，几乎都是打着护法的旗号，表示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9]
虽然一系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战争相继失败，但孙中山仍举革命旗帜，希望武装打倒占据在北京政府的北洋军阀，惟感力量不及。1924年国共合作确立了共同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携手建成了黄埔军校，组建了革命的武装。这时国共合作建立起来的军队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人民。1926年，国共主张发动推翻军阀的北伐战争。北伐前夕，湘军谭延凯、程潜，滇军朱培德，粤军李济深、李福林，桂军李宗仁等先后脱离北洋政府，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同年3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在国共两党的争取下在湖南倒戈驱赵，将枪口对准北洋军叶开鑫部，并在衡阳就任国民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战争，同情革命，他的倒戈，标志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在北伐战争中，北洋军吴佩孚、孙传芳部下起义和接受国民革命军改编的屡见不鲜，如鄂军刘佐龙，豫军贺对庭，建国川第一师师长贺龙等通电讨伐吴佩孚；孙传芳部唐福山、赖世璜、杨如轩所属四个混成旅倒戈，加入国民革命军；在南浔路大决战中，唐福山、张凤歧又竖起了白旗。1926年9月，从苏联归国的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将其一手建立的国民军约15万人组成国民军联军，宣布全体将士加入北伐军，宣告“我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自由独立，不达目的的不止”。[10]五原誓师，标志着又一支军阀中分化出来的军队，已正式加入革命行列。到1926年底至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联军达50余万，其中大部分是从各地旧军阀的起义投诚或归附过来的。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汪精卫公开破坏国共合作，背叛新三民主义，把屠刀指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成为反革命。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依然把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扛在自己肩上，代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开始建立工农红军。对于这支人民的革命军队的产生和形成，毛泽东说它是“由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和接受过工农群众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分化出来的”[11]。事实确实如此。1927年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中共独立领导武装的开端。参加南昌起义的是叶挺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周土弟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贺龙的第二十军，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及军校的部分学员。这些国民革命军都是在认清蒋汪本质后，在中共领导下分化出来的。秋收起义的几个团也是国民革命军起义。广州起义中，叶剑英也率领四军教导团全体官兵起义。从此，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和官兵矛盾，以至不愿为国民党卖命，使国民党军队中不时倒戈、起义、哗变，站到人民一边。1928年5月，国民党旅长许权中带领官兵参加渭华起义，成为西北工农红军的一部分。国民党江西吉安靖卫大队长罗炳辉投奔工农红军，成为红军独立第五团。国民党川军邓锡侯部第七混成旅起义，组成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在安徽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余亚农的率领下倒戈。还有国民党湖北新一师发生哗变，部分官兵扯起红旗自动投入红色区域。虽然这些起义、倒戈、哗变规模不大，但这种趋势不可阻挡。后来，红军中红五军、红七军、红八军及红五军团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
抗日战争中，汪精卫等民族败类叛国投敌，组织伪军，充当日军的走卒。这类军队成为人民的敌人，革命战争的对象。但这些伪军，包括东北、华北伪军并不都是十足的汉奸，其中大多数官兵在发现其主子的真实目的后也反正抗日。从1944年以后至日本投降前后，反正行动接踵而来，从零星小股发展为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反正由下层军官波及中上层军官。1944年“一年伪军反正者三万四千余人，比1943年增加一倍以上”[12]。1945年1月，山东伪军张希贤部1500多人宣布加入新四军抗日反正，9月，伪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师长魏风楼、第十八师师长杜新民率部四千余人向八路军投诚。反正伪军还扩大到海军、空军。1944年11月5日，驻刘公岛的伪海军、威海卫要港司令部及其直属基地部队600余人发动起义，加入八路军。1945年8月20日，汪伪空军“建国号”飞机的机组人员六人起义，从扬州飞抵延安，参加人民军队。反动伪军还有在战场怠工，自愿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仅抗战第八年就有十万之众。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肆意挑起内战，饱受战争之苦、希望和平统一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解放军靠近形成一股潮流。据统计，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海陆空军有150个整师、13架飞机、73艘舰艇，共计170余万人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起义人数占国民党总兵力21.2%。这些起义投诚由零星分散发展到联成一体，由小规模战场起义发展到大城市、地区性的大规模起义，汇成一股潮流。从高树勋不满内战举起反内战旗帜后形成了三次起义高潮。仅1945年10月到1946年10月的一年中，起义的国民党军队占蒋总兵力的2%。从1948年9月到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的7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团以上的起义有近60起，若以决战开始时蒋介石总兵力360万人计，起义人数占总兵力的1/2。这时蒋介石军队不仅有陆军起义，而且有海空军起义；不仅有起义、投诚，还有和平改编，甚至还有在战场寻机成为俘虏。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军队的起义达到顶峰。仅在1949年8月份就有多次起义：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领7.7万余人起义；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立法委员和中央委员黄绍雄等发表声明，宣布“起义”；27日，邓召荫等91人响应黄绍雄等的声明，后又有王普涵等13人参加这一义举。此外，新疆、西南各省更有国民党省级最高行政长官或军队领导通电起义，将军队改编为人民军队。仅新疆起义的就有10万军政人员。这一规律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事实胜于雄辩，中国民主革命战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客观规律。
三、这一规律的产生有着客观必然性
中国民主革命战争史上的这个规律，是民主革命战争本身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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