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英国侵略者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即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护现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之前，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方针。其核心就是在反对三个不平等条约，坚持对香港地区拥有全部主权的前提之下，“暂时不动香港”，以便争取政治上、外交上的战略主动，并充分发挥香港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为国内建设服务。因此“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决策，通常又被概括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本文拟对这一方针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作初步考察，并作出适当评价。
一
关于香港前途问题，周恩来曾指出，“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对于这一战略决策，尽管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尚未发现中共中央的正式声明，但根据相关材料，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决策由模糊到清晰的大致过程。早在1948年12月，中共中央驻香港发言人乔冠华在接受路透社记者的采访谈到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中立政策和对在香港的中共党员的善意倾向，很受中央赞赏。英国当局不允许香港被用着反对中国政府的声明，是值得欢迎的，希望这一政策在共产党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上台组织成立政府之后，能继续保持下去”。[①]这段话显然是以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为前提的，明确地暗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革命胜利之际将不会收回香港的意图。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其中虽然没有直接谈到香港问题，但实际上为处理香港问题提供了原则立场和指导方针，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②]香港问题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当然也是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一，必须取消。但香港问题属于哪一类问题呢？显然是属于“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因此“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到1949年2月初，毛泽东在接见斯大林代表米高扬，向他阐释新中国的内外政策时，明确了中共对香港问题的态度，指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③]至此，中共中央关于“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意图已清晰可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渠道向外界传递“暂时不动香港”的意图。1949年春夏之际，香港两家进步报纸《文汇报》和《大公报》发表社论，阐释对香港前途的看法。2月9日，《文汇报》在《新中国与香港》的社评中指出：“从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现实态度看，他们似乎对香港的安全问题更表关切，本月2日和3日，英国国防大臣亚历山大，殖民地部大臣琼斯，海军大臣贺尔，都有关于如何防卫香港的明确表示。仿佛他们远处伦敦者所闻到的中国火药味，还比我们置身香港者更为敏感。但我们终不能了解此种‘敏感’的现实价值到底有多大？中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迄目前为止，从没有一言一动牵涉到香港，或在理论上将‘香港’如四大家族一样，列为清算对象，可见假想中的安全问题决不至来自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人民对国内反动政权，不得已而用战争解决，至于对外关系，除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政权且始终不放手者而外，决不至无端与其引起严重的纠纷。即使有应修改调整之处，也会先就外交途径求其解决。”2月17日，《大公报》发表《乐观香港前途》的社评，针对英国朝野对香港前途的担忧，指出，“事实上，香港的地位并无什么危险，它的前途不如一些人所想象那么悲观。第一，中英关系一向不错。中英间显然还有些悬案如九龙城问题等未解决，只要彼此谅解，以友好态度处理，并不足以阻碍双方的邦交。英国对于中国旧政权并没有像美国那样有所企图，予以支持，在中国人民的脑子里没有大不快的印象。第二，中国新政权并无盲目排外的征象。凡以平等友善与中国相交的国家，只有受到欢迎。无论什么国家总不会关大门不与外国往还的。”“英国人只要懂得与全中国的人民做朋友，放大眼光与新中国交好，那就绝对乐观”。5月6日，《文汇报》在题为《论中英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社论中说：“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设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的不智”，“这需要英国和香港当局的努力，一方面站在平等的立场来重建外交关系，一方面认清在远东美英利益的分歧，摆脱美蒋挑拨离间，如果英国政治家不善于把握时机，机会将稍纵即逝”。在这期间，《文汇报》还先后发表《香港需要与解放区通商》（2月9日），《香港用不着警悟》（5月21日），《何东爵士在英谈话：香港地区安全》（5月31日）等社论和特别报道。6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6月13日香港当局无理搜查著名中国共产党人方方住宅的报道中说：“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在香港的中国民主人士一样，从来没打算在香港制造什么‘暴行’……”。
实际上，中共中央在其正式对外宣传和政策宣言中，也从未提到要解放香港的问题。3月15日，新华社在《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事评论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④]9月2日，新华社在《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中又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⑤]从新华社这两次评论和社论中可见，一方面强调人民解放军要解放属于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绝不容许任何一寸土地留在新中国统治之外，另一方面又未把香港“包括”在内，这显然不是文字上的疏漏，而是中共中央对香港问题战略用意的表露。事实也如此，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之后，17日在向深圳进军的过程中，却“令人惊讶”地在距香港边界25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取代正规军的是负责治安的人民公安部队。
二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进一步发展成为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路线和长期指导方针。通过对我国领导人有关讲话指示的考察，可以看出，这一方针始终是明确的、稳定的，即使在受到国内外严重干扰时，也是坚持不变的。
在我国领导人中，对香港问题关注最多的是周恩来。1951年春，周恩来对当时的新华社社长黄作梅等人就香港政策作出指示，指出，“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香港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里，英国和美国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因此，在对华政策上美英也有极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国要蚕食英国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势力范围，英国要力保大英帝国的余辉。那么保住香港，维持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就成了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点。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也比落入美国人的手上好。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反而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就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部署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瞭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的前沿阵地”。[⑥]显然，周恩来是把香港问题作为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环节和利用香港为国内建设服务的重要措施来考虑的。
50年代，周恩来多次就香港问题发表谈话，作出指示，进一步阐明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主张和原则立场。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第一，强调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重申在收回主权之前，维持香港现状，“为我所用”。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香港的居民大多数是中国人，大家都认为香港是中国的”。[⑦]后来又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要收回的，连英国也可能这样想”。但收回主权要等待时机，时机不成熟，我们“不要去谈”。同时，中国内地“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所以“保护和扩展香港这个阵地有好处”。[⑧]第二，反对把香港作为颠覆新中国的基地。1955年10月初，周恩来在会见以私人身份访问北京的香港总督葛量洪时，针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利用香港反对中国的情况，提出三项要求：（1）香港不得用于外国反华势力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如美国的第七舰队；（2）香港政府阻止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颠覆活动；（3）香港政府保证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官员的安全。[⑨]第三，提出了对香港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不容许内地的政治运动波及香港，影响香港的社会安定。1957年4月，周恩来在上海工商界座谈会上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同对内地是不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的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将来怎么办？我们不会来个七反八反，不会像‘三反’‘五反’那样的搞法”，“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港澳的同胞不要担心前途。”[⑩]
周恩来关于香港问题的思考无疑是毛泽东有关主张的直接反映。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29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胡阶森（英临时代办）来时应与谈英国与蒋介石关系问题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他问题，而不要谈收回香港问题。”[11]1957年，毛泽东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出发，提出香港不同于大陆，对香港应采取特殊政策。1959年，毛泽东针对党内少数人的急躁情绪，指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为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还有用处。”同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我们现在不谈香港问题。[12]
进入60年代，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受到很大干扰，但中央始终坚持既定方针不变。1960年，中共中央在总结了过去10年对港澳工作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1963年初，美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就中共的港澳政策提出非难，指责中国“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对此中国共产党于3月8日公开声明，“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13]随着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公然嘲笑中国的港澳政策。他们指责中国不仅未能把英国人赶出香港，而且还在香港与英、美资本合作，共同剥削劳动人民。1964年9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论坛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主要就是要在亚洲扫除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的殖民地的存在，故意使中国代表难堪。中国代表对此居心不良的决议断然拒绝。9月25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批评苏联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了中国主权。[14]
与此同时，为了真正做到维持香港现状不变，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中共中央一方面规定了对香港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特殊政策，尊重香港资本主义的现实，不允许去破坏它。另一方面以优惠价格大量供应必需的食品、日用品、淡水、燃料、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等。即使在60年代初中国经济困难时期，这种供应也源源不断。周恩来为此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政治任务”。[15]比如对香港的淡水供应，1963年12月，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向港澳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等六个要点。[16]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1965年春天，一项大大缓解香港地区长期缺少饮用水的石马河供水工程竣工，质优价廉的淡水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其他商品都是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向香港供应的，70年代初向香港提供的食品价格平均较国际市场价格低50%以上，原料低约30%，服装低约25%。这些对香港的繁荣稳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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