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最卓越的政治领袖中，毛泽东属读书杂家，也是读史大家。别的不说，一部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多卷，洋洋四千万言，他通读了一遍，重点史册、篇章，读了三、四遍。在他看来，《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将相史。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他反感这种修史原则，但作为学者、政治家、军事家，他对这部书的情感却是极其浓厚的。他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毛泽东读史，一是兴趣使然，一是为现实计。他强调活读《二十四史》，从历史的后院走到现实的前院，借史喻今，借史明理。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时，做了标点、断句，并留下了大量圈划、批注。其内容，或是对《二十四史》本身的评价，或是对历代人物的褒贬，或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借鉴。一部《二十四史》，为毛泽东提供了相当多的养料，他在阅、批这部史书的同时，还不断地把从中获得的大量史料连同自己的读书心得绘声绘色地、寓以哲理地运用到他在不同场合的谈话、演讲、报告以及不同时期的著述中去，这些自然比他对这部史书的批注的内容还要丰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代伟人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1995年，武英殿《二十四史》连同毛泽东丰泽园藏书经过整理被接收到中央档案馆。1996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将《二十四史》影印出版。笔者工作中读到这些内容时，深为叹服。这些内容中，借史论政部分尤为生动有趣，今择若干介绍给读者。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这是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写下的批语。
项羽与刘邦均为秦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农民军将领。项羽率军亡秦，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封刘邦为汉王。随即二人为争夺皇位逐鹿中原，展开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战争结果刘邦以弱胜强，建立了统一的西汉王朝。关于项羽的败因，司马迁总结几条：（1）放弃关中，心怀楚地；（2）放逐义帝，自为霸王；（3）自恃有攻伐本领，不知师法古人；（4）欲以武力平天下。对于刘邦的取胜，司马迁认为他能够对有功的人给予应得的奖赏，而项羽反对有功的人进行猜忌。刘邦当皇帝后，自己总结成功之道是善用了张良、萧何、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毛泽东在谈到刘项的成败时，倾向于刘邦的自我总结，他说：“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①]后来，他在此基础上又作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认为刘邦所以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②]这些总结中包含着他对刘邦这一历史人物的称道。
毛泽东最为称赞刘邦的就是善用、善纳，他批注的刘邦、项羽，一个政治家，一个非政治家，大抵区别主要在这里。他读《史记》后，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谈刘邦从谏如流的故事：“从前有个项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历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被戳痛。”[③]毛泽东并非以史论史，用意是借古喻今，以史论政。
毛泽东谈史，最注重这些成败经验教训的总结，以期为我所用。他读史后曾总结项羽有三误，其中之一就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认真了，解除戒备了，而刘邦却不以为然，不久违反协定东进攻楚。联想到1949年4月，解放战争如火如荼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毛泽东对此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千古绝唱。他古为今用已达到信手拈来的境界。
送陈毅同志阅。《陈湜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处士出身，以耿直方正，心系国事，忠言谏君垂史。顺帝时，黄琼获荐入朝为官，却托病不就。李固仰慕黄琼为人，于永建二年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庭治国安邦。此信一方面批评了当时名士自认为生不逢时的孤傲，一方面就当时名士声名太盛，名不符实，易受人攻讦的缺点对黄琼进行劝诫。愿其力行以为处士正名。黄琼为官后，经常规劝顺帝以及后来的桓帝施行德政。所提批评与建议，多被采纳。与此同时，李固亦多次上书顺帝，劝其谨慎用人，为天下树本。质帝时，被任为宰相。他任职期间，“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
毛泽东读到《后汉书》的《陈湜传》、《黄琼传》和《李固传》，深为主人公正直敢言的致仕精神所感染，认为值得推荐，于是在此书封面上挥笔写道：“送陈毅同志阅陈湜传、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其用意，是为了在党的干部队伍中更好地树立正气。这是1965年的事。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同志，都在百忙中阅读此传。
毛泽东最为欣赏的是《黄琼传》所载的李固给黄琼的信。他曾不止一次地引用其中的名句。他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走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这封十分有趣的信，被史家看作是打开文化大革命玄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其中涉及“文革”起因的丝丝端倪是微妙的，难解的；而毛泽东本人的自我剖析却是清晰的。他把李固的几句话引为座右，从而获得一个新的认识：“人贵有自知之明。”
1974年11月，正值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江青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的“组阁人选”，毛泽东当即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以此批评江青缺少“自知之明”。19日，江青伸手要官，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毛泽东回信道：“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旨在让她从读李固给黄琼书中学到“自知之明”。毛泽东总是能把自己从读史中得到的东西恰当地运用到实际中来。
《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郭嘉，三国人物，初投袁绍，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谋士。以多谋善断著称。
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这一历史人物。讲得最多的，是3月2日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把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一股脑地讲了出来。他说，三国时候，曹操一个有名的谋士，叫郭嘉，……许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郭嘉建议先打吕布，有人说，打吕布，袁绍插下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不要怕，袁绍一定不会打许昌。于是曹操就去打吕布，把吕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吕布，吕布跟袁绍联合起来攻击，曹操就危险了。郭嘉这个计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绍。袁绍渡了黄河，在郑州与洛阳之间曹操打胜了。接着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然，曹操的军队一搬动，几个月，两兄弟就打了起来。袁尚把哥哥包围在山东平原，哥哥眼看要亡党、亡国、亡头，就派了一个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这里来求救。曹操去救，乘势夺取了安阳，消灭了袁尚的部队，然后再去消灭了袁谭。这个计策也是郭嘉出的。……这个人很有名。《三国志·郭嘉传》可以看。
毛泽东反复谈论这一历史人物，一方面，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7月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找李锐、周小舟等人谈话，当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以及谈到将由陈云出来主管计委工作的话题时，毛泽东引用了《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说，曹操在赤壁之战，吃了大败仗，于是想念郭嘉。还说：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了点乱子，不要埋怨。毛泽东此言，字里行间流露一种心愿，就是希望身边多出几个郭嘉式的人物，为他出谋划策。
毛泽东谈论郭嘉，另一方面，就是让广大干部向他学习，掌握好的工作方法，以便做好各项工作。他在1959年3月2日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多谋寡断。谋要多，但不要寡断，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在毛泽东看来，做领导工作的，最忌讳者就是见事迟，得计迟，成败关键在于抓住要害，当机立断。他4月在上海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讲了九条，5月又制定了工作方法十六条，其中第一条均为“多谋善断”。所谓多谋善断，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要反对少谋武断。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这是当时毛泽东要求党的干部应该做到的，时至今日，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韦睿，南朝人，初为齐末太守，后从萧衍起兵，成为梁的名将。他“多建策，皆见用”，是梁武帝伐四方、平天下的得力帮手。
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被韦睿的事迹所吸引，因而浓圈密抹，文字批注达25处之多。
传记载，梁武帝天监四年，韦睿率兵攻打北魏小岘城，在久攻未拔的情况下，韦睿便“巡行围栅”，环城了解情况。攻克小岘城后，派右军司马胡景略进讨合肥，又是久攻不下。韦睿到后，“案行山川”，环城进行研究，终于发现破城办法。毛泽东在这两处分别加了旁圈，地脚天头分别批注：“躬自调查研究”。
传记对韦睿合肥之战中的事迹记载较详，毛泽东批注亦详。这一段传记中这样叙述：“睿素赢，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睿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啮其齿，齿皆流血。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兵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毛泽东很感兴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说到韦睿每战“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和“魏军凿堤，睿亲与争”，毛泽东分别在天头地脚两处批注：“将在前线”。说到攻克合肥“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批注：“不贪财”。说到韦睿团结部下，亲自调解胡赵矛盾时，毛泽东批注：“干部需和”。说到韦睿治军，通宵达旦，操劳各种事务，设立法度一段，毛泽东批注：“劳谦君子”。
《南史》撰者李延寿在记叙韦睿死时，对其生平有所评价：“睿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毛泽东对此极为推崇，挥笔写道：“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风。”
传末，李延寿补叙了韦睿的几则轶事，邵阳之战后，曹景宗与韦睿玩掷骰子赌博游戏，韦睿赢了，却故意让给曹景宗。毛泽东对此批注：“使曹景宗胜”。曹景宗等有破敌之后，时常计较先启之功，而韦睿却总在后面。毛泽东对此批道：“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纷纭，论地位，韦睿说不上显赫。但毛泽东如此情有独衷，不惜笔墨地批注，原因何在？首先，在韦睿身上，体现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种种美德与素养，诸如谦逊朴实、率先垂范、节俭廉洁、团结同事、勤奋工作，还有毛泽东素来推崇的“调查研究”等等。这些，在今天乃是涉及到政风、党风的问题，所以为毛泽东所看重。
注释：
①毛泽东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1957年6月13日。
②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③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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