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孙中山由于被党内纷争所困扰以及对国民党员不能振作感到失望，在气头上说过抛弃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话；但他当然不会真的这样做，也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孙中山、国民党名义发布的各种宣言性的文件，都强调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孙中山制定的理论的主导性。他还多次表示过，中国革命也给予俄国积极的影响。在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就认为“俄罗斯之变专制而为共和，全由中国之影响也”[28]。他一再称苏俄的革命与三民主义暗相符合。[29]1924年1月3日，临时中央执委会复三藩市总支部陈耀垣的信甚至说：“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所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30]“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这样的说法，恐怕主要是为了消除华侨对国民党改组的疑虑的一种宣传，在俄国方面大概难以找出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为了维护党的团结、贯彻党的政策，这样说后人完全可以理解。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反映了孙中山对自己理论体系的高度自信，反映了他完全是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学习俄国经验的。
在公开的言论中，孙中山把苏俄革命说得近于极端完美。但是，他对苏俄的认识也并不是那么单纯和天真的。以列宁为代表的苏俄共产党人，怀着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崇高理想，对中国革命、对孙中山的支持毫无疑问是真诚的。但是，苏俄支持中国革命，支持孙中山，确实也有出于苏俄国家利益的考虑，有时甚至有某些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苏联驻华代表团顾问达夫谦曾告诉马林：“国民党必须明白，我们不可能违背我们的利益去支持它。”[31]苏俄在第一次对华宣言立场上的后退，孙中山对此不可能没有想法。在确立联俄政策之初，孙中山已感受到同苏俄打交道时“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32]。1922年底，孙中山得到苏俄将以武力占据中东铁路的消息，从种种迹象看，这个消息并非毫无根据。孙中山特地写信给列宁，表示自己的忧虑，并警告说，苏俄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就是“沙皇主义的明证，……我的人民会把这个行动看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延续”[33]。1923年蒋中正率领代表团访俄时，托洛茨基等苏俄领导人居高临下的教训姿态，特别是要求中国承认蒙古独立，使蒋中正甚为不快。[34]这些情况，孙中山事后一定会得到报告。对苏俄的情况，孙中山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日渐获得更全面、更符合实际的了解。然而，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35]。苏俄同中国有共同的敌人，因此，苏俄支持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符合两国根本的利益。而且，相对于西方国家和日本，苏俄对中国，尤其是对中国的革命力量要友好得多。俄国革命的经验，比起其它国家的经验更符合中国的需要。孙中山说过，“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36]。姑勿论孙中山这种认识是否正确，事情的本质在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恰恰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华走狗的政治革命，因此，同俄国联合，向俄国学习，可说是孙中山当时唯一可行和正确的选择。
不过，苏俄革命经验本身是一个整体，正是因为列宁在苏俄建立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党，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为革命的目标并终于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苏俄的共产党特别有组织力和战斗力，党员也特别有奋斗牺牲的精神。如果脱离了革命理论去学习革命的方法，那就难免产生隔膜。例如，尽管中国与俄国革命的性质不同，但是，如果不承认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制定满足工农群众经济要求的政策，那么，想要像苏俄革命那样深入发动工农群众恐怕是难以做到的，原来的国民党员就是如此，而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比较善于做到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吸收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是使国民党能真正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据宋庆龄说，孙中山“劝告国民党中悲观或疲沓的人，要他们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37]。从孙中山对胡汉民、汪精卫的评价，可以反映出，孙中山对依靠国民党原来的系统和原有的老党员学习苏俄的革命经验，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尽管孙中山在感情上和实际上都不能不继续重用这些跟随了自己几十年的老同志，但他也让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以适应开创新局面的需要。
孙中山珍视自己的理论体系，也说过主义是不可变更的这类的话，但是，他正视现实，与时俱进，他的思想不断进步，他的理论体系也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使苏俄的若干革命经验在孙中山原有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体现。现在我们都知道，1923年11月28日通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提供了蓝本，[38]但决议关于三民主义新解释的内容被写进国民党一大宣言，其重要的前提是孙中山本人的首肯。在宣言被通过后，他号召全党“须依宣言而进行”，“把妥协调和手段一概打消”，彻底完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倒军阀的革命，[39]他本人也在领导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决心。
对学习苏俄具体的经验，孙中山也有自己的考虑和选择。在解决农民土地要求的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某些思考的过程和思想的发展。孙中山在很早就了解到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一直找不到解决的方法。鲍罗廷来到广州之后，曾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孙中山采纳苏俄的方法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孙中山并没有接受。但是，他对土地问题的观点，因学习苏俄的经验以及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而有所变化发展。1924年7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联欢会的演说，没有提到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只是强调农民要与政府联络，结成团体，他还特意提醒农民不要过早进行反抗地主、商人的活动。[40]在8月初所作的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认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中国没有大地主，只有小地主，“大多数地方还是相安无事，没有人和地主为难”；他在演讲中所谈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仍是多年前已经说过的自报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等办法。[41]这种办法当然不可能解决乡村的土地问题。1924年8月10日，孙中山、廖仲恺和一位共产党员F讨论过中国的农民问题。孙在谈话中肯定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承认国民党“不能与农民成功地接触”；他表示，将要“把迄今在地主手中的所有土地转交给农民”，但农民必须首先组织和武装起来，以后“才能对土地问题实行急进的解决办法”。孙在回答F关于可否在香山实行没收大地主土地这个问题时表示，只要有半年充分的组织准备，就可以转而实行土地改革。[42]到了8月21日，孙中山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届毕业典礼的演说中，公开宣布要仿效俄国的办法，“让耕者有其田”。在讲话中孙中山提到了中国农民在“小地主”的剥削下，比当年俄国的农奴更痛苦。尽管孙中山仍不赞成在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而且表示希望找到“让农民可以得到利益，地主不受损失”的和平解决方法；但也设想必须改变农民在分配中的不公平地位，按地价抽以重税，地主不纳税就要把他的田地拿来充公，令耕者有其田。[43]从孙中山这些言论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在土地问题上，对苏俄的经验有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后人可以看成是孙中山思想的某种局限，但也包含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考虑。他并不否认苏俄式的把地主土地转交给农民的正义性，只是认为马上这样做条件还不成熟。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念是有变化的，对苏俄的经验是从有较多保留到有较多的肯定，并表示要接受其原则加以仿效。如果我们把他这几次演讲、谈话同当时因商团事变而造成的局势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那么，可以认为，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促使孙中山在农民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发展的重要原因。当然，他既想学习苏俄的经验，又希望找到调和农民和地主利益的解决办法，在当时的中国是不现实的，在他有生之年，他也未能找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但通过对孙中山有关言论的考察，我们对他“以俄为师”的思考和实践过程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孙中山的眼光要比一般国民党人远大得多，胸襟也宽广得多，他是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这个角度去看待对俄关系的。所以，他的目光不会停留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就算他对苏俄的理论、政策有过这样那样的看法，他仍毅然决定联俄，并且尽一切努力学习苏俄的经验。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才得以开始了一个新局面。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2]《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187、195、200页；第365页。
[3]《胡汉民先生文集》第4册，台北，1978年版，第1371～1372页。
[4]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324～328页。
[5]陈福霖、余炎光著：《廖仲恺年谱》，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267页。
[6]《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6日。
[7]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版，第1219页；第1221～1222页；第1148～1149页。
[8]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版，第1219页；第1221～1222页；第1148～1149页。
[9]陈旭麓、郝盛潮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7～878页。
[10]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1973年版，第327～328页。
[11]《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4～29日。
[12]【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13]【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14]《冯自由致孙中山先生函稿》，《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1期。
[15]【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17]《广东扣械潮》卷1，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编印，第47～50、62页；卷2，第104页。
[18]《广东扣械潮》卷1，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编印，第47～50、62页；卷2，第104页。
[19]《广东扣械潮》卷1，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编印，第47～50、62页；卷2，第104页。
[20]【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21]《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187、195、200页；第365页。
[22]【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23]参看孙中山在1923年10月15日、10月16日（各种全集误系于10月10日）、11月11日（廖仲恺代致之训辞）、11月25日、12月2日、12月9日、12月30日、1924年1月14日、1月20日、1月23日、1月25日、1月30日、2月23日、4月4日、5月1日、6月6日等日的演说。
[24]《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1～52页。
[25]《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26]《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5页；第187、195、200页；第365页。
[27]对此，中外都有学者在论著中提及。
[28]《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29]《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8页；第9卷，第103、505、671等页。
[30]罗家伦主编、黄季陆增订：《国父年谱》（增订本）下册，台北，1969年版，第1219页；第1221～1222页；第1148～1149页。
[31]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32]《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6页。
[33]【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34]【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35]《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59页。
[3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37]《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94～395页。
[38]参看李吉奎：《论国民党“一大”宣言的产生》，《孙中山研究论丛》第2集，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出版；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39]《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40]《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0～467、554～558页。
[41]《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5～394页；第378页；第125～126页；第381～389页。
[42]【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俄文），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477～478页；第482页；第474～476页；第471～472页；第332～338页；第151页；第347页；第465～467页。
[43]《孙中山全集》第10卷，第460～467、554～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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