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另一重要内容。首先使用这一概念来探讨影响政治体制及公民政治行为的社会意识现象的，是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1956年，他在《比较政治制度》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社会政治设置的形成发展与社会成员的具体政治行为，往往受制于由一定政治文化类型决定的政治方向。因此在政治理论研究与政治过程的运行中，应当高度重视政治文化问题。其后各国学者纷起效应，政治文化很快成为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常用术语。实际上，政治文化主要是指客观政治过程在社会成员心理反映上的积累，特别是直接影响人们政治参与的社会传统因素的积累，像政治理想、政治参与的热情、对待公共权威的态度等等。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制约人们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规范、政治观念和民族普遍的政治心态一直存有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国家崇拜观念。这种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在发展趋势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国家崇拜观念如果以皇权主义为核心，就会走向国家人格化的崇拜，表现出消极性；另一方面国家崇拜观念如果以民族主义为核心，就会走向爱国主义，表现出积极性。皇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从质的方面说，一个是理智的，一个是盲从的。理智和盲从的差别，通过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个是以个人为中心，一个是以群体为中心，这种群体性的外延越宽泛，越体现社会的进步，越体现理智代替盲从的程度。下面具体分析之：
首先，国家崇拜观念如果以皇权主义为核心，就会表现出一系列消极因素。这是国家崇拜观念发展的主导趋势。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尽管有重民、爱民、民为邦本等理论，但爱民不是目的，目的是君主、帝王。尽管国家崇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就其性质而言，表现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家权力拜物教。在国家对经济实行超常控制的条件下，政治权力必然成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捷径。在封建时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升官发财”等就是对权力拜物教的最好写照。现代政治发展中，当官心理强化的现象以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权就有一切”等说法，反映了权力拜物教的深远影响；第二个层次是在国家权力崇拜基础上的国家人格化崇拜。当国家权力蜕变为个人权力时，国家崇拜就会衍化为个人崇拜，并必然导致权力终身制和世袭制。
“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国家崇拜和国家人格化的崇拜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如红卫兵搞的“红海洋”活动，毛主席语录被冠以“最高指示”。国家崇拜和国家人格化的崇拜，除了政治文化传统影响外，还有现实的文化滞后的原因。在一个文盲人数占全国总人口三四成的国家中，建立新型的政治文化，必须要有相应的文化基础保障。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苏维埃国家文化落后问题非常关切，他指出：“俄国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的经济力量完全足以保证过渡到共产主义。究竟还缺少什么呢？缺什么，很明显：做管理工作的那些共产党员缺少文化。”[①f]由于社会主义是在文化落后的国家内进行和实现的，劳动人民文化程度的不足，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第一，广大人民群众不可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觉悟，只能由水平最高的少数领袖把社会主义觉悟通过集中制由上而下灌输到党内外群众中去。决定党的大政方针的意见和思想，往往要由主要领导人发出，然后层层下达，贯彻落实，这样才能保证革命队伍在行动上保持高水准和高统一；第二，广大人民群众缺乏主体意识，而主体意识的不足又导致了权威崇拜的心理。当苏联卫国战争中，红军战士高呼“为了斯大林”而扑向枪林弹雨时，当中国人民高唱《东方红》，把毛泽东比作红太阳，称为“大救星”时，无不表现出对权威的强烈崇拜。
国家人格化崇拜的政治文化在现实文化滞后的影响下，其消极作用是主要的，成为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巨大障碍。具体来说：第一，是国家机构膨胀、官僚主义、封建特权等现象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要扫除存在于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而“精简机构”则被视为达到此目的的重要手段，贯穿于“文化大革命”的始终。但是，实际上一度强行的人员精简后，紧接着又是人员和机构的急剧增加和膨胀。这其中除了职能没有转变等政治原因外，在文化心理方面，人们认为国家干部地位是最高的；对于各种特权，在老百姓的心理上也认为是合理的。第二，是个人崇拜现象滋长，导致盲从和思想僵化的文化根源。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持续10年之久，其深层原因之一就是国家人格化崇拜的政治文化。从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10年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11月批判《海瑞罢官》到1966年5月《5.16》通知发表以前，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默认，毛泽东曾对斯诺讲过：个人崇拜也还是要有一点。第三个阶段是1967年1月以后。这是毛泽东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阶段。这个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但人们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加上毛泽东的坚持和倡导，“文化大革命”继续发展。上述过程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出现和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就是国家人格化崇拜。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国家崇拜的政治文化在落后国家也表现出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爱国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国家凝聚力之所在。因为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面临着同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在物质上和技术上处于劣势，这就要寻找快捷的有效途径。这个有效途径就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将国家的力量和个人、团体的力量结合起来，形成万众一心的势态。历史上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证明，要想形成民族凝聚力，就要有民族精神作支柱。一般来说，这个民族精神就是爱国主义，即对本民族、本国家的热爱，或者说崇拜。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国家崇拜引向爱国主义方向。国家崇拜向国家人格化崇拜的发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国家超常发展而脱离社会的控制；二是社会处在萎缩状态而无法制约国家。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没有实现政治分化，单一的权力结构使权力不可制约；第二，各种法制规范没有形成；第三，由于人民文化素质低下导致社会自主意识的弱化，从而使人们心甘情愿地依附于专制统治。因此，我们既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又要防止专制主义的出现。加强以法制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在制度上和文化上防止国家崇拜向国家人格化崇拜和个人崇拜方向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压迫，外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强大，要求革命的阶级和群众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又由于参加革命的人多数是农民，农民的分散性决定了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因此，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就成为这个核心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而当进入经济建设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法制教育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这在改造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也就是说，要使国家崇拜从根本上避免向国家人格化的个人崇拜方向发展，而引导到爱国主义方向，最根本的是取决于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民族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才能将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变成理智的爱国主义，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的重演。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核心或个人出现的错误，甚至象“文革”这样的严重错误，要不断地在制度上加以完善，并在思想上清算个人崇拜、权力崇拜，而对其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要大力扶植和保持。因为，民族凝聚力的形成是极为宝贵的，其培植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这一点以前我们有所忽略。
世界文明史向我们揭示：一个遭受了巨大灾难和挫折的民族，或是一蹶不振走向衰败，或是深刻自省，将灾难和挫折变成振兴的起点走向繁荣。这其中的关键是能否将灾难和挫折后得以保持下来的民族精神引向更高的境界，变成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西罗马帝国的没落与灭亡，二战后德、日两国的重新振兴，无不证明了这种规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力图高速度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但是，由于1957年以后“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中国开始了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中国政治发展到一个新时期的转折点。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在保证国家有效控制的前提下，逐渐扩大人民参与管理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形成一种崭新的政治文化，使民族精神不断更新。
注释：
①a《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7页。
①b《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
②b《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7页。
①c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20页。
①d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71页。
①e《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①f《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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