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安事变与日本侵华策略的调整
西安事变并未出现日本所期待的结果，蒋介石在口头答应张、杨提出的条件和表示以人格作担保后，被释放，12月26日回到南京。随后，蒋介石、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亦有了较大的改变。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调整对中共和日本的政策。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实际上开始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次会议是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召开的决定内外政策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日本自然极为关注。针对全会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日本认为这只是国民党的遮眼法，实际上三中全会表明国民党迈开了走向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三中全会后，川樾大使急电东京，称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贯彻抗日内容。在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即2月23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蒲秋义，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急电外务省说，中日合作已无可能，中国开始准备抗日。日本参谋本部也认为，中国的抗日，将以收复满洲和打破华北现状为目的。于是，西安事变后，日本国内“中国决定对日作战”、“日本应该制订对策”的呼声日高。面对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开始采取联共立场、强硬对日态度、着手抗日准备的势态，日本不得不重新检讨对华政策。
迫使日本调整对华政策的另一原因，是西安事变不仅没有出现它所希求的中国内乱的结果，反而使中国走上了统一，国共开始了重新合作，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拥护蒋介石抗战。日本此前对中国的侵略屡次得手，主要是在于中国“国家不统一”、“经济不安”、“军事力量弱小”。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表明：“这些对中国不利而对日本有利的主要因素，一齐消失了”。[（19）]在西安事变前的11月，日本唆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部向绥远五原及绥东地区进攻，遭到了守军傅作义部的坚决抵抗，傅部取得了百灵庙、红格尔图之战的胜利，全国军民为之一振。西安事变之后，日本感到，利用中国内乱，进行军事讹诈的手段不灵了，有必要调整侵华政策。
恰在此时，日本国内政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总辞职。之后陆相林铣十郎组阁，佐藤尚武被任命为外相。林铣内阁鉴于1936年底的川樾--张群交涉的失败和西安事变对中国的影响，予以佐藤的任务是“改善目前完全陷入僵局的对华关系”[（20）]。华北事变后至西安事变前，日本一直把华北作为侵略的重点目标，屡次采取武力恫吓的方式，逼使南京政府退让，妄图在“共同防共”的名义之下，在军事上控制华北地区，肢解中国。而此时参谋部于1月25日作出决定：“对于中国之统一运动，帝国应始终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华北分离工作应予停止。”[（21）]3月2日，日外务省次官堀内谦介同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会谈，堀内放弃了有田外相两国悬案一并解决的方针，提出中日间首先解决两国意见最为接近的问题，然后渐次解决有困难的问题。3月8日，佐藤在贵族院答复关于外交问题的质询，就对华外交提出具体意见时说：“目前内阁采取之方案，有充分检讨之必要，凡与现局不适应者应设法予以改变。”又说：“目前中日问题，只有吾侪改变方法，另从新点入手，方可解决。”[（22）]4月16日，日本外务、大藏、陆军、海军等四相决定了新的《对中国实施策略》和《华北指导方案》，其核心是“对南京政权及该政权指导下的中国统一运动予以公正的态度，同时努力消除中国方面采取的侮日态度根本原因，使该政权逐渐抛弃容共及依靠欧美的政策，而同帝国接近。”“对华北政策的着眼点则在于把该地区建成实质的防共亲日满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施，防止赤化势力的威胁，借此成为实现日满华三国提携共助的基础。”[（23）]定与上年8月制订的《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但手法上有了改变。
此前，日本侵华的重点是通过“分离”工作，使华北变成“满洲国”第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1936年1月，将天津驻屯军改称为华北驻屯军，驻屯军司令由少将改为中将。4月，广田内阁正式通过向华北增兵6千人的决定，华北驻屯军增加了约3倍的兵力，到9月则进一步增加到16000人。日本在增兵华北之后，不断挑起事端，先后于这年6月9日制造了两次丰台事件，并且不断在北平进行军事演习，以炫耀武力，威吓宋哲元与南京政府，以达到把华北“分离”出去的目的。但是，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宋哲元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西事变则进一步增强了他抗日的决心。1937年1月，宋哲元表示将誓尽军人天职，保护国家的主权、领土和人民。2月，他不顾日本的阻挠，派秦德纯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国民党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24）]宋哲元也在此时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不再以地位特殊自居。这样，日本蓄谋的华北“分离”工作实际上失败了。面对这种形势，日本无力阻挠中国的统一，只得以所谓的“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统一运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华北特殊化的打算，它“只是放弃了政治分离政策，并不是连把华北实际上作为特殊地带以扶植日本权益这种经济侵略政策也放弃了。”[（25）]日本在新的《对中国实施策略》中企图使南京政府“抛弃”“容共”政策也表明，日本对西事变造成的国共合作一直耿耿于怀，并图谋离间国共关系。
有了这样的指导思想，日本便采取“民间团体”开展外交活动，以“经济提携”打破外交僵局，派出了日华贸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的经济访华团，于1937年3月访问中国。儿玉行前发表谈话称：中日两国除“互相谅解努力打开难局之外，无其他方法”。[（26）]儿玉来华后，受到“意想之外”的欢迎，同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等中国政界要人进行了会见。在3月16日下午中方举行的招待会上，蒋介石面示儿玉等人，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仁亲以为宝”。[（27）]孔祥熙、王宠惠也表示，只有日方停止对中国的非法行动，改善两国政治关系，才有可能谈经济合作。经济访华团无功而返。
佐藤外交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下侵略中国的手法，并未改变其侵略中国的立场，对华“经济提携”也不过是其侵华的一种策略。即使如此，日本内部意见也并不一致，军部的一些中坚分子，认为经过绥东胜利和西安事变，中国空前统一，对日态度也日渐强硬，中国已开始小视日本，应该教训中国，对中国“予以一击”。1937年1月2日，中国驻日使馆报告南京政府外交部称，日“外务省主张以和平手段外交方式实行经济提携，军部以系错误，须以实力积极推行”。[（28）]1937年2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回国，在日本外交协会第六次特别委员会秘密会议上，他以《西安事变后中国的一般情况》为题作了演讲。须磨说，中国最近的特征是轻视日本对华压力，是小看日本，原因是“中国认为日本患了恐俄病，中国可以放心了，”中国方面坚信“英国会帮助中国”。须磨还说：“中国自去年11月以来，军备充实，特别是努力军事训练的结果，军队的姿态、士气完全一变”。[（29）]须磨的这番话，更是刺激了国内的“对华一击”论者。随后，日本“对华一击”的鼓噪声日高，甚至连儿玉率领的经济访华团也认为，“中国对既成事实之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的前提，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30）]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则说得更明确：应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对华一击，以挫伤蒋政权的基础。”[（31）]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其制订的《关于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中，也主张“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最为上策”。[（32）]
1937年5月，短命的林铣内阁总辞职，由近卫文磨组阁，广田弘毅再次就任外相，杉山元任陆相。杉山是“对华一击”的积极支持者。尽管广田宣称，他将继续推行佐藤外交规定的路线，但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新的所谓“协调”外交同样无所作为。相反，“对华一击”论不断抬头。不久，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西安事变之后，尽管日本针对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修改和调整了侵华策略。但这种调整，不是指导思想上的修正，仅仅是策略的变化和手段的变换，它肢解中国然后灭亡中国的图谋并没有改变。而且，这种策略的出发点，是意图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放弃联共政策，使其回复到以往的反共内战立场。它不是因为西安事变促成中国统一而放弃其侵华政策，而是害怕中国统一而阻碍它灭亡中国的目的实现。因此，它所叫喊的中日“经济提携”就显得那么软弱无力，“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国的统一运动的虚伪更是暴露无遗，而“对华一击”论却逐渐成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主调。当西安事变所促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实现之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本步步进逼已不那么俯首听命的时候，“对华一击”便成了日本统治集团的一致目标。西安事变仅过半年，日本就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注释：
（1）（5）（8）（1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西安事变资料》第一辑，第207页、第208页、第208页、第211页。
（2）（3）（10）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4），第517-518页、第519页、第519-520页。
（4）（11）（台北）秦孝仪主编：《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536页、第537页。
（6）（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中译本），第198页。
（7）（日）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第504页。
（9）《大公报》1936年12月24日。
（12）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第499页。
（14）转引自《周恩来年谱》，第334页。
（15）（16）（美）《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第278页、279页。
（17）（19）（31）（日）儿岛襄：《日中战争》第二卷，第426页、第429页、第433页。
（18）（日）小尾俊人等编：《现代史资料》（8），第367页。
（20）（21）（25）（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第616页、第617页、第617页。
（22）（27）《国闻周报》第14卷第11期第60页、第14卷第20期第57页。
（23）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360页、361页。
（2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28页。
（26）（32）张蓬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19页、第227页。
（28）（30）（台北）教育部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篇《抗战建国》（一），第206页、第205-206页。
（29）（日）臼井胜美：《围绕中国的近代日本外交》，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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