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作为“历史的瞬间”已过去60年了。每当提起这次影响了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被它那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震撼、所感染、所激励。然而，由西安事变集中体现出来并聚合而成的爱国主义的交响乐章，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主旋律又是什么，论者往往都缺乏历史的、具体的、深入的分析，流于笼统和一般化。有鉴于此，本文拟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中国抗战胜利为时空框架，侧重结合西安事变前后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主张和对内对外政策，对各种爱国主义的内涵、异同、主旋律以及历史性的大聚合加以探讨。
爱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讲到爱国或爱国主义，在理论上必然要涉及“国家”概念。大体而言，汉语里的“国家”一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领土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country；一是民族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nation；一是政权意义上的，相当于英语的state[①]。毫无疑义，爱国主要就是指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怀着深厚的感情。换言之，也就是热爱自己的领土，热爱自己的民族。但这种基于领土和民族意义上的爱国尚属于感性认识层面，有时会带有盲目性。而作为爱国主义，则已上升为理性认识，不仅包含了领土和民族意义上的爱国，而且具有了广义主权和政权意义上的爱国观。由于涉及到国家主权和统治权力的问题，所谓爱国主义就必然表现为一定的政治信仰、主张或政策。
那么，作为一种理性化了的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爱国主义具有阶级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国家是个阶级概念”[②]。没有阶级，就没有国家；而没有国家，也就无所谓爱国。不同的社会阶级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对爱国有着不同的理解，各阶级有各阶级的爱国主义。毛泽东曾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有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有我们的爱国主义。”[③]就整个抗日时期国内的情况来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在内涵上都是有差异。可以说，阶级性是爱国主义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
其次，爱国主义具有时代性。当然，说到时代性也就不能不谈及承接性。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爱国主义，也必然既带有一定的承接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承接性来说，后世的人们仍然能够从岳飞抗金、文天祥抗元、戚继光平倭、林则徐虎门销烟中汲取精神力量。但就时代性而言，爱国主义的内涵则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趋于更新，不同时代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譬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忠君爱国”，将国家视作皇帝的家产。所谓“廷诤”、“死谏”都是在此大前提下进行的，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而当步入了近代（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半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只是份量较前者为轻），在西方的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和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和国家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主要的表征是在爱国主义的内涵中，“忠君”的成份日益渐减褪，“民主”和“民权”的成份渐次增长。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之后，爱国主义内涵的更新就越发显著。这样，在时代的递嬗中，先前那种愚忠式的爱国主义必将被具有科学理性的爱国主义所取代。不消说，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
再次，爱国主义具有层次性。很长一个时期，人们习惯于将“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和两极思维方法模式化、绝对化，因而在作历史判断时，便有非好即坏、非革命即反动、非爱国即卖国、非爱国主义即卖国主义的两种评说，忽视了或误判了两极之间无数个中介现象。例如，在14年抗日时期，就绝不应把蒋介石等同于只有一面性的亲日派汪精卫；西安事变爆发6天后，中共中央的各种文电，都有“蒋系中派”之类的提法，说明蒋属于西安方面争取的对象。当然，“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和两极思维方式发挥过重大的革命功用，不应一概否定。但是，正象世界上不存在任何完美无缺的思想体系和万无一失的方法一样，它也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失误。就说爱国主义吧，不仅前述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爱国主义呈现出层次性，而且尤为明显的是，由于社会现象的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每个人、每个政治集团和各阶级、阶层，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或者同中有异，或者各不相同，对爱国的理解也就呈现出不同的层次性。即使是同一个人、同一个政治集团、同一个阶级或阶层，由于出身经历、所受教育和影响的差别，以及时势变迁和境遇的不同，因而此时此地的爱国观也与彼时彼地的爱国观有高下之分。在这里，爱国主义的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多样性。
上述爱国主义的三大基本特征，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14年中国抗日时期（前6年为局部抗战，后8年为全国抗战）展现得真可谓淋漓尽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用武力侵略的野蛮手段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不断将魔爪伸向上海、关内和华北，就使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并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④]。因此，“抗日救亡”在客观上就成了中国当时最为迫切的历史主题。但是，要抗日救亡就必须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对外，于是又内在地不可回避地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实行民主或进行民主改革。这样，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必然要升华为“抗日民主”，实质上就是要求全国军队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这就是当时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在这一历史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各个政治集团、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上演了诸如淞沪“一二八”抗战、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的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新生》周刊事件、第四第五次大围剿、福建事变、“一二九”运动、两广事变、三大主力红军经长征胜利会师、“七君子”事件、绥远抗战，以及西安事变兵谏捉蒋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历史活剧，对抗日与民主的历史主题、时代主题都提出了各自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反映出众多不同的爱国观。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有三种：一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主观独裁型的爱国主义；二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型的爱国主义；三是以张、杨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的过渡型的爱国主义。体现这三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爱国主义的政治力量，经由西安事变的巨大震慑、协调和化合作用，终于在相互让步、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
蒋介石主观独裁型的爱国主义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当时的中国居于统治地位。面对“九一八”之后“外患内忧”的危局，蒋介石集团“安内攘外”的总体战略和由此引申出来并为之服务的具体对内对外政策，无疑会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带来非常重大的影响。
人所共知，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权势赫赫的国民党新军阀的首领，也是一个具有多重性格、思想极其庞杂又充满矛盾的人物。可以说，他集守旧、反共、独裁和某种意义上的爱国于一身。对于蒋究竟有无爱国的一面，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蒋在总体上固然是个以反共灭共为职志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表，但反共不等于不爱国。事实上，蒋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这是他后来能与中共合作参加抗日阵线的主观原因。不过，爱国主义是有层次之分的。蒋当权后一直认为，只能在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他的独裁下来实现全国统一、抵御外侮。由于排除了民主，他的民族主义充其量只是低层次的爱国主义。”[⑤]
史学研究以探寻历史真相、追求真理性的认识为己任，就不能不在历史--现实--未来的综合思考中既联系现实又超越现实；同时也势必要更新观念，使研究方法趋向科学化、综合化和立体化。有的论者囿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宁可承认那些距离今天甚远的既抵御外侮又镇压农民起义的封建官吏为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者，却不敢也不愿实事求是地评价那些既与中共对立又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顺应过时代潮流的人物或集团。还有的论者固守单一的、两极的思维方法，对于蒋在西安事变中的转变，或者说完全出于外因的逼迫，不承认有内因；或者认为蒋的内因就只是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力，根本否认蒋还有“准备抗日”的另一内因。凡此种种，都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不完全符合历史实际。
诚然，维护既得统治权力是蒋介石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却不能因此排除他还有民族主义的爱国的一面。其一，蒋的许多言行表明，他一贯主张国家民族应统一独立自强，国与国之家应平等互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径。早在1927年秋访日期间，他就要求日本放弃武力干涉政策，并认识到日本“毫无诚意，中日决无合作之可能”[⑥]。1929年5月3日，他在中央军校作题为《誓雪五三国耻》的长篇讲话，详细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的暴行和中国军民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凌辱。他说：“去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济南横阻我们北伐，残杀我们同胞，霸占我们土地，这是中华民族最耻辱的一个纪念日！临到这个纪念日，凡是中国人，凡是我们黄帝子孙，对于这种耻辱，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这种耻辱一天不洗雪，中华民国便没有一天能独立。”他要求中央军校学生要“洗雪这种耻辱，务使国家能从帝国主义侵略与残杀之下解救出来，以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自由和平等。”[⑦]其二，从1928年7月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南京政府积极推行温和型“革命外交”，不仅在宣言中要求废除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改订新的条约，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对我国关税自主权的羁绊，否定了领事裁判权，收回了数处租界和租界地；同时其整个计划和目标则是要恢复我国固有的全部主权。有人评论说：“这个目标当然可以稍缓而分期到达，但目标本身却是无可妥协的”。[⑧]其三，“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基调是妥协退让，实行不抵抗主义，借以以局部牺牲换取全局苟安，自然咎无可辞。但到华北事变后，蒋已认识到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于是从国民党五全大会开始，逐步改变对日政策，并从各方面进行抗战准备。如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仅1936年的成效就超过了前四年的总和[⑨]，创旧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高水平。再如实施整军方案，加紧军工生产，修筑沿江沿海国防工事等，尽管准备得很不充分，但在全国抗战中仍发挥了一定威力。这就说明，蒋介石集团主观上确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确有一定的抗日意识、愿望和抗战准备。然而，由于蒋介石长期以来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总体战略，就使他的主观与客观相分离。质言之，他主观上自以为“安内攘外”是爱国，客观上带来的后果却是严重的误国误民。但正因为蒋在主观上有一定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有一定的抗日意识、愿望和抗战准备，所以经由西安事变的当头棒喝，他才能够有所醒悟，有所转变，他才会被众星（包括中共）捧月般地拥戴为全民族抗战的“领袖”。后来，蒋败退台湾，把祖国这块宝岛由殖民地改造成一个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并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就与这种民族主义的爱国思想密切相关。当然，说蒋介石有爱国主义的一面，绝不意味着掩盖其误国误民的罪责，更不意味着为其评功摆好。事实上，蒋的爱国主义不仅是主观的，而且是极不彻底的，是最低层次的。
不可否认，当时在蒋的头脑中确实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弱国意识，也多次宣扬过“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⑩]的厥词歪理。他固执地认为，既然中国是弱国，那么对入侵的强敌就不能宣战、不能绝交、不能抵抗；要“攘外”，就只能从自立自强和外交上着手，对外采用“和平政策”（11），不惜“委曲求全”、“忍辱负重”，通过和平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12）；等到“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抵抗到底”（13）。同时，在对内上，他视共产党为其统一大业的“心腹大患”，要“安内”首先就是用军事方式“剿平”共产党。这就形成了他对外和平、对内战争的总体战略。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触及了蒋的真实心理。顾说：“转变为抗日的政策，委员长及其嫡系基本上并不反对。在蒋心里，对日谈判和宣布睦邻，主要是一时权宜之计。所谓权宜之计，是委员长看到当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尚不足以对抗日本，1936年他在江西牯岭对军事将领发表的重要讲话说到，国家必先统一，进行建设，然后才能谈到有效地抵御外侮。另一方面，认为能够得到共产党的真诚合作，从他过去十年的感情、信念和经验来说都是不可能的。”（14）正是由于西安事变的关键性一击，才使具有此种心理的蒋介石加快了转变，也把蒋的总体战略倒了个个儿，即由原来的“安内攘外”变成了“攘外安内”，换种说法就是对内和平、对外抗战。
不过，蒋在后来的全国抗战中，他抗日的一面的确不坚决、不彻底，这有1939年蒋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讲话关于抗战到底的“底”的解释，以及1944年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和抗战胜利后对日实行“以德报怨”的事实为证；他独裁的一面又故态复萌，这也有片面抗战路线、压制宪政运动，以及1943年《中国之命运》的喧嚣和多次反共磨擦为证。这些，就是蒋介石日益丧失民心，最终败逃台湾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
中共民主型的爱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在由学习欧美转向学习俄国的五四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战斗司令部，其目标是经由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由此便决定了中共的爱国主义是以阶级斗争学说、唯物史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思想基础，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共在当时主要代表着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利益，一定时期有可能忽略全民族的危机。
如前所述，“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在客观上已成为最迫切的历史主题，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观认识并不总与历史实际相一致。“过去因从‘十年内战’和‘土地革命’的角度看问题，势必只看到国民党‘安内攘外’（即先剿共后抗日）的罪责，而忽视了中共‘反蒋抗日’（即以反蒋的阶级战争作为抗日民族战争的前提）和‘武装保卫苏联’的失误。事实上，若从14年抗日战争的角度看，作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大政党虽然对日本的侵略有过不同程度的表示，但都背离和偏离过‘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导致了综合国力的严重内耗（当然，责任主要在执政的国民党方面）。正因为如此，华北事变后才有各自政策的大改变、大调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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