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8日，是“九一八”5周年。纪念日前，国民党市政府禁止举行纪念大会。各救亡团体不得已改为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国民党政府开始被迫同意，但到了9月17日，又突然变卦，下令禁止。9月18日，广大群众仍按原定计划纷纷来到南市小东门集合，准备游行到漕河泾参加“九一八”纪念碑奠基典礼。但行进中遭国民党军警特务野蛮袭击，他们用棍棒向群众毒打，百余人受伤，20余人失踪，20余人被捕。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史良也被殴伤。各界救国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第二天，就九一八惨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指出：“在敌人炮火之下流血，我们是准备着的，在自己当局的刀枪之下流血，我们是不甘心的！”22日又发出通电，责问当局：“纪念我国空前之奇耻大辱，而遭此凶狠野蛮之摧残，我当局抗日之何谓，开放民众运动之何谓？”呼吁各界“主持公道，以维护正义。”宋庆龄、何香凝就此事发通电：“民众甚至不能和平纪念‘九一八’，国事尚堪问乎？政府准备抗战之诺言，尚能为人民所信任乎？政府果欲人民忘‘九一八’之耻，以便于敌人之亡我灭我乎？”铮铮金石声，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卑劣行径，进一步激发人民的抗日战绪。
10月19日，鲁迅不幸病逝。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救国会、文艺界人士商量，由蔡元培、宋庆龄、马相伯、史沫特莱、沈钧儒、胡愈之、茅盾、胡风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决定把鲁迅葬礼办得庄严肃穆，成为一次反日大示威。宋庆龄授意救国会，要把鲁迅葬礼办成“民众的葬礼”。当天，万人送葬队伍由青年学生、作家、艺术家、工人、职员、市民等组成，沿途散发鲁迅的救亡主张，抗日的传单，唱挽歌及《义勇军进行曲》，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不会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形成又一次抗日示威游行。
在这一年中，群众斗争还有3月1日反对国民党政府颁布的《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政府迫害和镇压抗日救亡民众。8月9日，举行上海市民缉私运动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武装走私。11月份的援绥抗日运动，电慰绥远前线将士，募捐劳军，并组团分批去绥远慰问等。
沸腾的上海，离不开救亡运动中兴起的救亡歌曲歌咏运动。当时聂耳、冼星海等一批音乐家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优秀抗日救亡歌曲，象《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表达了觉醒了的中国人民誓死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当时各救国会下有许多歌咏队，不仅在举行大会、游行时高唱救亡歌曲，而且歌咏队还举行歌咏大会，还到上海各广播电台教唱救亡歌曲，使救亡歌曲传遍四面八方，响彻街头巷尾。
使日本朝野震动的反日大罢工
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使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运动，成为上海各界注目的焦点。
当时日商在上海的纱厂共有30家，占全市纱厂46%，雇佣工人5万左右。日商凭借其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抢占南洋、澳洲、南美等地的市场，排挤、打击华商纱厂，致使不少中国纱厂被迫停工，甚至贱价盘给日本资本家。1936年棉花丰收，纱布畅销，日本资本家获利甚丰，乘机加班加点，以获取暴利。工人不仅每天做工12小时，有时长达18小时，但所得有限，每天仅大洋1角几分。而且工人吃饭不能关车，上厕所受限制，稍有不慎，就被工头拳打脚踢。特别是“一二八”事件后，日本纱厂老板对中国工人说：“你们政府都屈服了，你们还敢违抗吗？”变本加厉压榨、迫害工人。1936年，就曾连续发生几起中国工人被日本工头毒打致死事件。生活艰难，民族仇恨，使工人反抗情绪日益增长，全市抗日救亡运动的阵阵鼓声使日商纱厂工人的斗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1936年9月中，全总纱厂工作委员会（即“纱委”）在讨论白区职工运动中如何摆脱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提出今后罢工斗争要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工会工作和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民族资本家，要集中力量打击日本资本家，在中国资本家办的工厂中不搞罢工”。10月中，根据当时一些日商纱厂自发罢工斗争此起彼落的情况，“纱委”认为，发动大罢工时机已经来到，便从群众切身利益出发，拟订了5条斗争纲领，决定发动罢工。
大罢工由“纱委”为主领导发动，共青团、国难教育社支持配合，共同进行。1936年11月8日，沪东区日商上海二、三、四、五、九厂和同兴二厂、东华等7厂15000人罢工。10日，大康、公大、裕丰等厂7千余人也先后加入罢工行列。至此，实现了沪东区日商纱厂总罢工。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不许日本工头任意侮辱工人，或无端开除工人等。在当时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形势下，日商纱厂罢工本身就包含重大的政治意义，实际上已经是一场政治性大罢工。沪东纱厂工人的罢工，引起日本资本家的恐慌。他们一方面以“工人提出的要求为传单形式，不能视为正式条件”为由，加以拒绝；并派军警和海军陆战队分驻各厂，装甲车、摩托车在罢工地区马路上耀武扬威，恫吓工人。另一方面，以每天一元钱雇用流氓、包工头到工人家里、厂门口，强逼工人上工。还引诱工人说：“只要你们到厂里来做一个钟头，我们就给你一天的工钱，进厂就是不做，我也给你们工钱。”
17日，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也开始罢工。对此，日本厂方已有戒备，在罢工未出现前，就将丰田纱厂一名活跃份子逮捕，移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丰田老厂工人闻讯极为愤怒，于17日提前3小时罢工。厂方连忙调海军陆战队将厂区包围，用机枪封锁大门。工人见状，立即占领厂内全部写字间，把厂内留下的日本人全部包围，声称誓与厂内日人同归于尽，逼使厂方撤退包围该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丰田老厂工人迅速通知新厂工人采取一致行动。两厂5000多人罢工，震动了全沪西。在丰田纱厂罢工的带动下，内外棉一、二、五、六、七厂也先后罢工。这样，形成了全市范围的日商纱厂大罢工，参加罢工工人达4万人。当时纱价骤涨，罢工对日本厂方不利。一些华商纱厂、英商纱厂乘机扩大开工，招收新工人。
日商纱厂罢工，得到了救国会的声援。11月12日，救国会举行的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一致通过成立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并当场捐款援助。“后援会”又把捐款换成米票，通过工人组织发给罢工工人。13日，救国会派代表到沪东罢工工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工人坚持罢工，扩大罢工，并与各界联合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各方面的支持、推动下，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反日大罢工声势猛烈，使日本朝野大为震动。日本当局派员专程来沪调查各厂罢工情况，并于11月23日召开会议，磋商解决办法。日商纱厂大罢工使日商在华纱业遭受严重打击，损失惨重，17、18日两天仅丰田厂就损失40万元以上。日方被迫只得求助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朱学范和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月笙出面调解，要求尽快结束罢工。在日本资本家大体上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的条件下，党作出了“适可而止，下次再来”的决定。坚持了20天的大罢工终于于11月28日胜利结束。这是五卅运动以来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最大规模，并取得胜利的一次罢工，打破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罢工斗争屡遭失败的压抑、沉闷局面，对全国的工人运动也起了积极的推动和鼓舞作用。12月初青岛日商纱厂2万工人的大罢工，就是受了上海这次罢工的影响。
震撼国内外的“救国无罪”斗争
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使蒋介石胆颤心惊。救国会组织主要负责人都是一些社会名流，有相当社会影响，群众基础也很扎实，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口号，又很得人心。救国会成为集结抗日爱国力量的爱国阵线，对国民党是个威胁。特别是沈、章、陶、邹4人的公开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在蒋介石看来，更是和共产党“勾结”，危险万分。因此，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把救国会运动镇压下去。另一方面，1936年11月上海发生规模空前的日商纱厂反日大罢工，日本帝国主义一直认为这是救国会煽动起来的，罢工一开始，就严密注视救国会领导人的一举一动，日本军方和外交部门往来的十几份密电，都提到救国会领导人的情况。11月18日，丰田纺织公司船津总务到上海市政府找市长和秘书长，提出要“取缔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当天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若衫命令领事寺崎再找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抓共产党”，要逮捕救国会的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并以正在待命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相威吓，说：“倘使今后再惹起同样事态，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正是在此背景下，1936年11月23日清晨，发生了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爱国有罪的“七君子”事件。当11月23日《华美晚报》首先披露凌晨发生的这一事件时，全市、全国哗然。
救国会于11月24、27日发表通电和告全国国人书，抗议国民党当局对爱国人士的迫害，驳斥国民党当局对救国运动的污蔑。宋庆龄发表声明：“特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于诸领袖。”并指出：“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故意制造出来。”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手段，“仅能更引起中国人民反日的忿怒和爱国的热忱”。她并把自己的家庭地址：“上海莫利哀路29号”写在声明上，宣告她是“全国救国联合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公开声明：今后救国会的联络地点就在她家！
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营救活动开展起来了。这场斗争延续到1937年。全国20余家报纸对此事发表评论，指责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的“无理摧残”，上海文化界43人联名要求恢复沈钧儒等人的自由。上海5千市民上请愿书，要求从速恢复沈钧儒等“七君子”的自由。北平文化教育界李达、许寿裳、许德衍等109人联名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全救会”领袖完全开释。北平大学救国联合会决议罢课两天以示抗议。天津、广州、成都、重庆，也都开展营救活动。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和某些上层分子，出于民族正义感和反对当局倒行逆施，也加入了营救行列。冯玉祥曾多次密电蒋介石，对“热心国事”、“宣传救国”的章乃器等人，“请电令释放”。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在报上公开要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张学良亲赴洛阳，面陈蒋介石。西安事变时，张和杨虎城联名的通电中，特别提出“立而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于右任、孙科、李烈钧等20余人，也联名致电蒋介石，提出对“七君子”应“郑重处理”。“七君子”被捕，还得到世界性的和平组织的声援和国际名流的关注。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和皇家律师蒲理新，国会议员克利蒲爵士，英中人民之友社秘书长扬格夫人，专门召开英中之友社会议，决议营救“七君子”。再如杜威、孟禄、爱因斯坦等15位着名学者、教授也致电蒋介石，表示对“七君子”的关怀，世界和平会议30位各国代表联名要求释放“七君子”。除了国际友人外，海外侨胞在国外的救国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的直接宣传影响下，也纷纷起来声援。
国民党当局玩弄“劝降”、“反省”的阴谋，遭到“七君子”严词拒绝。后来又使用“突击审判，判后即送反省院，悔过后即保释”的花招。“七君子”郑重宣布：“钧等对本案态度，始终坚持不妨碍救国运动及不侮辱个人人格之原则，为救国无罪而努力，诚以个人受屈事小，国家前途及民族气节事大也。”国民党的阴谋失败后，又使出硬的一手，即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并列举十大罪状。第一次公开审判已是下一年（1937年）的6月11日。在法庭上展开了一场激烈斗争。“七君子”作为“被告”，大义凛然，对法院检查官起诉书中所列十款“罪状”，一一驳斥，“无一足以成立。”21位支持正义的律师和“被告”同心协力，驳得审判官无以对答。25日进行第二次公开审判，“七君子”把法庭当讲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扩大了抗日救国的影响。
为配合法庭上的斗争，在法庭外，宋庆龄发动了一场“救国入狱”运动。在第二次公开审理那天，由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共同签名向苏州高等法院呈文具结，文中说：“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钧儒等同受处罚”。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响应。7月2日有13名作家具状“愿为救国而与沈钧儒等负联带责任。”上海电影界着名导演和演员20多人，于7月3日具状江苏省高等法院，“请求收押，愿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或同受处罚”。许多大学教授、学者、大学生、职员、工商界人士都签名要求“爱国入狱”。由于这一运动是宋庆龄发起的，而且采取了和平合法的形式，国民党政府不敢公开干涉与镇压。7月5日，宋庆龄抱病率领胡愈之、彭文应等11人去苏州“投监”，要求江苏省高等法院“收押”。在坐等一天后，检察官出面回答宋庆龄等提出的问题，不得不承认救国本身并非犯罪。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内外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全国团结抗战局面已经形成，国民党当局对“七君子”案件已难以继续审理。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江苏省高等法院，对“七君子”不得不裁定：具保释放。救国无罪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1936年在上海，是抗日救亡运动沸腾的一年，是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克服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实现伟大转折取得巨大胜利的一年，是为伟大抗日战争作好思想准备、组织准备的一年，也是永远值得追忆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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