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儒学是否就是“全盘反传统”呢？易白沙在《孔子评议》一文中已作了回答：“孔子之学，只能谓为儒家一家之学，必不可称为中国一国之学，盖孔子与国学绝然不同，非孔子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传统文化一般是指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所创造的文化体系而言，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它既包括儒家学说，也包括诸子百家之学。儒家思想无疑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它毕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即使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其他各家的学说也被吸收到儒学中来，并且一直在起作用。比如说，儒家学说中并没有医学和军事学，医源于巫，道也源于巫，医道不仅同源，而且中医的基本理论便来自《黄帝内经》，它的阴阳五行观念则源于《易》，它们都是道家的思想体系，儒家是“祖述尧舜”而讳言黄老的，但是中医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藏。儒家也不谈军事，但孙子兵法在历代社会生活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乱世。因此，把批孔说成是“全盘反传统”是没有丝毫根据的。
那么对孔子与儒学进行重新评估是否就是全盘反孔呢？有人根据胡适夸大地赞扬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这句戏言，便宣称“打倒孔家店”就是全盘反孔。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当时的先驱者对儒学思想的重新评估是相当客观和冷静的。陈独秀明白表示：“我们反对孔教，不是反对孔子个人”，“儒术之道，非无优点”，“非谓孔教一无优点”；李大钊说得更为透彻：“孔子于其生存时代之社会，确是为其社会之中枢，确是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更创一新学说以适应今之社会，亦未可知。”又说：“故余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之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象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五四批孔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陈独秀说：“儒学的核心是礼教，它是封建伦理政治的根本。”礼教的要害是三纲五常，汉儒把三纲神秘化，把它说成是天的安排，宋儒又把它发展为理学，因此三纲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前面已谈到世纪之交的启蒙思想家早已集中批判过三纲。三纲中最要害的是“夫为妻纲”，在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基础上，宋明理学又给妇女套上许多绳索，宣扬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妇女“从一而终”，死了丈夫必须守节，遇强暴必须自尽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清末的启蒙思想家，把妇女问题作为向旧礼教发动进攻的突破口。陈独秀的《妇人观》、陶履恭的《女子问题》、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等文章，都集中批判了“夫为妻纲”“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谬论，他们大呼“礼教吃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由批判礼教入手，发动一场伦理道德革命，然后把战果扩大到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但是先驱者们对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古典文学名着却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下，对从诗经到明清小说等优秀遗产的整理，作出了很大贡献。陈独秀、胡适还推崇《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为中国文学的正宗，鲁迅编校《唐宋传奇集》，撰写《汉文学史纲要》，他盛赞屈原、庄子、《史记》、《儒林外史》、《红楼梦》、《金瓶梅》等作品，还搜集、整理、辑录、校刊古籍，研究传统木刻、碑刻、拓片。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五四先驱者们对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的珍视，即使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先驱者们也不是全盘否定。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说：勤、俭、廉、洁、诚、信等传统道德，“固老生之常谈，实救国之要道”。因此只要我们重视事实而不停留在某些口号的表面现象上，是决不会得出“五四全盘反传统”的轻率结论的。
至于把“五四”和“文革”相提并论，甚至说五四运动的领导者和江青一伙所谓批林批孔的理论基本一致，这更令人吃惊。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时代背景、它的性质和意义，前文已有概述，这里只想用最概括的语言把它和“文革”作一简单的对照：
第一、二者的时代背景不同：
如前所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篡权、张勋复辟，国内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民族危机深重，中国人民痛感专制政治之苦，渴求救亡图存，因而发动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文化大革命”是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由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发动一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治运动，江青一伙唯恐天下不乱，企图在乱中夺取最高权力。
第二、二者的性质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始终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把解放人的思想放到头等重要的地位，要把人的头脑从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文化大革命”则适得其反，它始终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思想禁锢运动，它以极“左”的面貌推行封建专制主义、封建蒙昧主义，宣称知识越多越反动，扇起宗教式的狂热。
第三、二者所反对的内容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对阻碍社会进步、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攻击外，对优秀的文化遗产给予很高的评价，那些积极主张学习西方进步文化的先驱者恰恰正是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文化大革命”则不然，它不分精华与糟粕，把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遗产统统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悉予扫荡。
第四、二者批扎的目的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孔子，也不是为了否定传统文化而是为了启发群众的觉悟，获得民主自由，尽快赶上世界潮流；“文化大革命”不但要批倒孔子，而且要借批孔打倒所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从批孔到批“周公”矛头所向不是再清楚不过吗？
第五、二者所产生的结果不同：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的转折点，它不仅批判了旧文化、旧礼教、旧制度，传播了民主科学，而且宣传了社会主义新思想，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起点；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也就没有中国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不仅挑起了全面内战，造成无数冤、假、错案，而且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如果江青一伙的阴谋得逞，新中国将回到黑暗的封建王朝。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推动了历史前进，而“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是历史的大倒退，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把它们硬拉到一起呢！
二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免不了有它的缺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它的功过早已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接着他又指出这个运动的不足：“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在《反对党八股》中又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就是说五四运动的缺点有两条，一条是没有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另一条是某些领导人的思想方法片面，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关于后者可以钱玄同为代表，主要是他主张废汉文，这个例子的确比较典型，人们往往抓住这一点来攻击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这个问题陈独秀早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就已经回答了，他说：“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个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上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激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象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陈独秀实际上是代表《新青年》的同人，委婉地批评了钱玄同。类似的言论也表现在对待旧戏的态度上，钱玄同、周作人等都有废除中国旧戏曲的言论，这也暴露了他们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
另外就是在破除旧的落后的传统的时候，总是需要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特别是象五四这样一场急风暴雨般的斗争，当人们勇猛地冲决旧罗网的时候，总是不能平心静气地思考问题，有时难免说一些过头话，这种偏激在当时也被看作一种斗争策略，正如鲁迅所说：当旧势力“连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时，就干脆宣布“连屋顶也掀掉它”，使他们“魂飞魄散”，才可能“许开一个窗”。鲁迅认为非“过正”就不能“矫枉”，这也是当时多数人言论有时不免偏激的原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上述的缺点，但归根到底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决不能无限夸大这些缺点，甚至把它和“文革”划等号。
当然，我们今天来评价“五四”，一方面应该照列宁说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另一方面，站在今天的立场，我们又必须超越“五四”，比当时的人们站得更高。对于传统文化，历来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崇拜，一种是全盘否定。两种态度代表了两种片面性，其共同点都是不能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看问题。传统文化之争，从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算起，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复古者主张全盘继承，过激者主张全盘西化，这两种态度都是错误的。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起着二重作用，文化自然也不例外。传统文化是一分为二的，它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也不完全相同，因而不能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它们，也不能用局部去代替全体。五四时期主要在“破”，所以否定多于肯定，今天当然应该更全面地肯定它的优点。
儒家文化也有积极面和消极面。首先，中华民族由于历史形成的大一统的国家机器，曾经使全民族历经内忧外患而始终保持着凝聚力，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传统，要求统一，反对分裂，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是维系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我们应该珍惜并弘扬这个传统。
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崇尚气节的优秀传统，儒家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要求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道德箴言，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座右铭，也是全民族伦理道德行为的规范，至今仍未失去其光辉价值。此外，刻苦耐劳、勤俭节约，重义轻利等优秀传统以及孔子的教育思想，也都是应该弘扬的。
至于传统中的落后面如等级思想、特权思想、宗法思想、保守思想以及鲁迅所批判过的诸多痼疾如盲从、自私、爱虚荣、趋炎附势……再加上今天出现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损公肥私、贪污腐化等恶习，必须坚决清除。
传统文化中还有不少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必需科学地分析鉴别，并加以改造，才能决定取舍。例如爱国主义，当然是一种优良传统，它象一条红线贯穿在我国的每一个朝代当中，屈原、诸葛亮、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岳飞……都是伟大的爱国者，但是他们的爱国又总是和对皇帝的愚忠分不开的，屈原和岳飞都重复着同样的悲剧。又比如“孝”，如果指尊敬父母而言，确属传统美德，但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则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应该批判。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孕育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造成我们落后的国民性，对民族的昌盛起阻碍作用。
总之，我们对古代传统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抛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对五四传统也同样应该一分为二，弘扬其主旋律，避免其片面性，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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