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路线为什么会很快中断，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难点，其中有“阶级斗争惯性说”、“全面建设思想准备不足说”、“封建遗毒说”，这些因素无疑是起着一定作用的。但是，这些考察都是从八大路线的外部去找原因，忽略了从八大路线本身、八大路线形成的历史背景、提出的历史过程中去探寻。如果对这些被忽略的方面加以研究，就会清楚地发现，八大路线形成之时，就已经隐含着中断的因素。
1、尽管八大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而呈现的不稳定性，以及三大改造后期过急过快，使1956年矛盾较多，为整风转向反右埋下伏笔。
八大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八大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态况之间的矛盾。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会后毛泽东南行天津、济南、南京、上海，也多次讲话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建设成为中心任务。
多次强调并不能说明这些是毛泽东坚定的认识，而实质上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思想上也呈现出矛盾状态。同是3月份，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1957年6月19日发表的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也出现了一些矛盾，他一方面讲“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另一方面又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泽东的思想呈现如此矛盾状态，一方面是原计划用三个五年计划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突如其来的胜利，没有充分时间去研究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使理论呈现不稳定性和易变性；另一方面是与国内形势相联系的。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这样的：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讲话，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4月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在整风过程中，党外人士对我党提出了大量的有益批评和建议，但也表现出对党的工作的不满。
党外人士的不满是与三大改造后期国内矛盾的积聚相联系的，加之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影响，1956年间小规模的罢工、罢课、退社风潮一直不断。矛盾在不断积聚，在城市，由于全行业公私合营，裁、并、改、合过多，一些人被迫合营，心中不满。在合营商业企业中，对资方管理人员也有使用不当问题。在农村，统购统销政策，虽然在当时条件下是必须的，但影响了一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的高级社化，违反了自愿互利原则，而稍有异议又会被扣上“富农帽子”。另外，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些人受了委屈；1956年工资改革，干部和工人的工资待遇差距加大，农民的收入更少，许多人不满意，这种种的不满意在大鸣大放中找到了突破口，难免有些话不太中听。有的党外人士批评共产党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也有人说要想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需要从制度上加以完善；“整风固然重要，而建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制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效果。”（《人民日报》1957年5月17日，黄绍雄发言）有些人对党政不分、人浮于事不满，更有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民主是有条件的，任何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有绝对的民主。在毛泽东看来，意见可以提，但有两条标准：“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领导。”谁违背这两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与他们的斗争自然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当大鸣大放中有那么多人对党的领导、对现行方针政策、对民主集中制和对社会主义改造有意见时（尽管有些意见是善意的），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思想有所变化。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三大改造只完成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反击资产阶级右派是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所以，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自此，毛泽东在对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偏离了八大路线 ，把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渐渐剥离开来，陷入了二元论。
2、八大虽然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而在此之前，党内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也在经历着一个量变的积聚过程。
土地改革完成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到1952年底，我国已有4542万户农民（占全国总农户的39.9%）参加了各种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这一阶段方针正确，工作平稳，应当肯定。但是不能不看到1952年底到1953年春，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急燥冒进倾向，在新解放区主要是打击单干农民，强迫农民大批加入互助组，侵犯中农利益；在老解放区，又表现为轻视互助组，盲目提倡土地、农具、耕畜公有，一味追求高级形式。在合作社内的经营管理上，忽视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特点，盲目地要求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过多过急地扩大公积金和公共财产。对于1953年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急燥冒进倾向，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这种急燥冒进过左的偏向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是过高地估计了合作社的性质，把它看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互助合作运动必须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绝不能操之过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积极布置反冒进工作，纠正了已发生的偏差。
1954年春，开始了初级社的普遍建立，出现了互助组大量转农业合作社的势头，到1955年春，全国初级社发展到67万个。随着合作社的大发展，一些地区又出现了发展过猛过快的问题，违反了自愿互利和典型示范的原则，各地不断发生退社、宰杀牲畜、砍伐树木、变卖农具的现象，因此，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使合作社减少了2万个，保持了稳定发展的好势头。但是，1955年夏季，在关于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由党内分歧引发了对所谓“小脚女人”“右倾机会主义”的尖锐批判，人们对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要求越来越快，头脑越来越热。1955年12月底，初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由6月底的14.2%猛增到59.3%，全国试办1.7万个高级社，占总农户4%。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该书写了104篇按语和两篇序言，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叫好，并进一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为已经过热的初级社热潮继续加温。
初级社加快发展的结果，又诱发了人们追求高级社发展的高速度。到1956年底，入社农户户数占总农户的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比重由1955年底的4%猛增到87.8%。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导致越“左”越好的思想抬头，公有制程度越高越好，集体经济组织规模越大越好的“一大二公”思想已露端倪，1958年脱离实际的公社化，可以从这里找到其源头。
急燥情绪在党内的蔓延，直接影响到1956年的经济建设。1955年底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说：“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已经完全不能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经济冒进导致资金紧缺、设备不足、材料缺口、生产和建设秩序开始出现混乱。周恩来和陈云及时发现了经济工作中冒进倾向，提出反冒进，当《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燥冒进》的社论被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只批了“不看了”三个字，表面上未置可否，实际上是不同意。正是由于毛泽东在反冒进之时保留了其态度，才使“八大”顺利通过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是，这并未解决党内的分歧，也更不能说党内就没有了急于求成的思想，毛泽东的态度也没有因为一篇社论或是一个决议而改变。在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谈到钢铁时说：“今年是四百多万吨，明年突破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要超过一千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两千万吨。”对于美国，毛泽东认定“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超过它。”（《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急于求成的思想溢于言表，八大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开始了对“反冒进”的批判，“八大”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被迫中断。
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急于求成错误的发展，“左”的错误不断积聚，在这一量变过程中，一切对急于求成持异议者都被视为右倾、资本主义，连反冒进运动也被视为引起右派进攻的两大原因之一；加之1957年反右扩大化，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转折，使党的失误发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由局部性到全局性的变化，政治上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经济上导致了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盲目的“大跃进”运动。
3.理论上的反个人崇拜和实践上个人专断的滋长。
民主革命时期，出于战争年代复杂艰巨的形势，1943年3月《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与精简的决定》规定政治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那时毛泽东比较谦虚谨慎，注意听取各方面意见，很少擅自决定重大问题，这一最后决定权没有造成什么失误。但随着中国革命的一系列胜利，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望越来越高，渐渐骄傲起来，容不得不同意见。从党外来看，1953年民主人士梁漱溟因对我党的一些方针政策有意见，受到毛泽东的讥讽和猛烈的批判；胡风因提了些自己的看法，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从党内来看，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以邓子恢为首的农村工作部，因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上与毛泽东意见不一致，被视为“小脚女人”、集体右倾。1956年当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修改的中宣部起草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燥情绪》的社论被拿给毛泽东看时，他根本不看，更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讨论。
八大召开时，由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国际形势的需要，八大明确指出要坚决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八大认为：一切重大问题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邓小平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特别阐述了领袖和党的关系，他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尽管如此，也无法改变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不断滋长的事实。正是因为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存在与发展，才使得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意导致了一场波及全国的“大跃进”运动。正因如此，八大后不久，毛泽东能轻而易举地改变八大对主要矛盾的提法，并为全党所接受。没有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毛泽东的错误不可能为全党所接受转化为全党错误，使八大路线转瞬间就中断了。
八大提出反个人专断与个人崇拜的问题很好，但是只停留在理论上，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中国人民民主意识的淡薄、封建意识的浓厚以及毛泽东的骄傲，都使得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成为必然，也使八大路线在其形成之日无可避免地隐含着中断的因素。
4.八大路线本身的局限性。
如果说以上因素是八大路线中断的外在因素，而八大路线本身的局限性却是八大路线中断的内在因素。
首先，八大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本身就存在着缺陷和不完备的方面。如：八大决议把主要矛盾的实质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容易使人误认为我们国家的问题只存在于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无需改革和完善，不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变化部分原因是对此表述的不满。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八大报告不仅没有重申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的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反而强调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当1957年开门整风知识分子出于对国家的关心而向党提意见时，无可避免地被视为资产阶级向党向社会主义制度进攻。
其次，在总体上肯定苏联模式，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党的八大宣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是以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制度为标志的，这样实践和理论就出现了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一方面我们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但经济文化仍很落后，为了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八大在肯定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条件下，不得不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自由市场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和国家统一市场的必要补充；另一方面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自由市场的存在又会导致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社会分配不公和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这又与苏联模式和八大宣布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标志不一致，致使我们有意无意地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划上等号，动辄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次次采取措施“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制约了经济发展，也使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难以实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八大路线在其提出之日，就已经隐含着中断的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八大路线提出之时就已经隐含着中断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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