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突如其来的反党行为，使与会者大吃一惊，“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炮’”，[⑧]更出乎朱德的意料，张国焘竟安排了一名对中央领导有意见的一方面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干部讲得很激动，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会场为之哗然。与会者你一言，我一语。整个会场充满了对中央的责备和埋怨之声。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心平气和地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⑨]
朱德不支持张国焘分裂党，也不当他那个“临时中央”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严正表示：“我按党的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⑩]
朱德和刘伯承住在一起，犹如被软禁一样。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沉思后说：“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11）]
更令朱德放心不下的是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指战员们，他们中间有的人有急躁情绪，提出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还说，如果张国焘阻拦，就和他干。这时，传来了红军总部侦察科长胡底被张国焘秘密毒死的消息，原因是胡底说了张国焘是军阀，是法西斯。朱德为那些像胡底一样有正义感但缺乏斗争策略的同志非常忧虑和担心。
张国焘把刘伯承从朱德身边调开，弄到红军大学去工作，又把朱德派到前方部队去。这对朱德来讲，反倒有了接触部队的机会。他深入部队去看望指战员们，耐心教育他们要顾全大局，掌握正确的斗争方法，教育他们主动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他指出，搞分裂活动的只是少数几个人。朱德教育红一方面军的同志要向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学习，说红四方面军也是红军，是革命的。他们也打蒋介石，打土豪分田地，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说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有许多优点，如英勇善战，吃苦耐劳等。他对一方面军的同志们说，你们也能攻善守，英勇顽强，优点也不少，但你们人少嘛，光有你们也不行。朱德提醒那些对张国焘分裂主义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做无代价的牺牲。胡底被张国焘毒死以后，朱德找来红军总部三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性急，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他说，胡底同志就是因为过于性急，结果张国焘把他陷害死了。朱德还从张国焘手中救出了不少险些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红一方面军的同志。
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因为对张国焘不满，被调任红军总部一局（作战局）任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悄悄告诉了两个盼望北上的同志，不料被张国焘发现，他被关押起来。张国焘召开紧急会议，说曹泄露军事机密，要严加惩处。朱德深知张国焘打击迫害坚持原则的人心狠手辣，排除异己是不择手段的。朱德担心曹被杀害，立刻站出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反革命够不上。他这小鬼我知道，井冈山时期就跟我们在一起，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12）]这样，曹里怀才免遭毒手。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不料，这封信半途落在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打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枪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13）]他让彭绍辉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使彭幸免于难。还有一次，张国焘派人抓住五军团二十几个掉队人员，硬说他们是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明这是些零星的掉队人员，不是一个单位的，不是有组织的反革命武装。张国焘的追随者却说欧阳毅是“假革命”、“反革命”，掏出手枪对准他，朱德立即上前制止，一场悲剧得以避免。被抓的二十几个人也回到了五军团。
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张国焘迫害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卫生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长郭天民和在长征路上一直被关押着的廖承志等等。
在朱德的教育下，一方面军的同志提高了同张国焘斗争的艺术，一些处境很艰难的同志也平安度过了那艰难的岁月，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红一方面军的同志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也维系得好。
三、积极行使总司令职权，团结二、六军团，向张国焘作斗争，率领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合党中央。
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朱德一刻也没有放松过斗争。徐向前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有过很好的记述。他说：“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他同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工作时，曾不止一次地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14）]
北上到了陕北的党中央，一直惦记着被张国焘带向南去的红军指战员。毛泽东主席曾在干部会上说：“我和同志们都惦记着还在四方面军的朱总司令、刘伯承参谋长。我们也都惦念着四方面军的同志和五、九军团的同志们，相信他们是赞成北上抗日这一正确方针的，总有一天他们会沿着我们北上的道路，穿过草地，北上陕甘，出腊子口与我们汇合，站在抗日的最前线的，也许在明年这个时候。”[（15）]尽管张国焘犯了分裂党自立“中央”的严重错误，党中央从全局着眼，一直对他采取团结、教育的态度，对他仍留有余地。
朱德一面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坚决斗争，一面着眼整个部队和对敌斗争的需要，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该打开战局。那么多红军，没有地盘，没有饭吃，无异于不战而自毙。他坚信，只要大家是革命的，最后总会走到一起的。因此，他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在军事行动方面，他及时了解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他要求各级指战员根据川军的特点，研究战术，发挥运动战的特长，以快以巧制敌，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朱德在逆境中不当“空头司令”，尽量发挥自己的作用，完全是从爱护和发展红军力量出发的。
在军事上有朱德、徐向前等的正确指挥，从战术战役上讲，南下的红军也确实打了一些胜仗，但正如张国焘提出“南下计划”之初，中央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南下是白白牺牲生命”，“南下是绝路”一样。11月中旬，终于在川西百丈关与敌优势兵力相遇。双方展开阵地战，血战七天七夜，虽消灭了敌人一万五千余人，但红军也损失近万人，被迫撤出战斗。
百丈关一仗是张国焘“南下计划”的彻底破灭。南下之初，全军八万余人，而今只剩四万余人了。张国焘犹如跌进了深渊，心慌意乱起来，当初与中央红军会师时那种盛气凌人的派头也消失了许多。
与此相反的是中央北上打了大胜仗，直罗镇一仗消灭敌人一个师。消息传来，在刚刚吃了败仗的红四方面军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北上的胜利与南下的碰壁，形成了鲜明对比。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南下方针”由怀疑、窃窃私语，到公开喊出“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对头”，“南下没有出路”，“我们也应该北上才对”。[（16）]全军要求北上的呼声日渐高涨起来。张国焘已成孤家寡人。
百丈关失利以后，红四方面军被迫向康定炉霍、道孚地区转移。曾一度支持张国焘“南下方针”的人，这时也开始动摇了。朱德抓紧时机做张国焘的工作，说：“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17）]
当中央传来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共产国际同意党中央北上方针的消息时，对张国焘更是当头一棒，他开始有了否定自己“南下方针”的意愿，表现出了“急谋党内统一”愿意北上的迹象。来到康北高原的红四方面军，准备筹集必要的粮物后，即刻北上。这时传来了红二、六军团北上的消息。为了团结更大的力量促使张国焘北上，朱德决定改变不在康北停留的计划，决定在这一地区停留下来，策应和迎接二、六军团，会合后一同北上。
南下碰壁，红四方面军全军上下要求北上的呼声日高，共产国际肯定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中央对张国焘一再的批评，令其回头，朱德坚持不懈地帮助，摆在张国焘面前只有一个选择：北上。因此，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在炉霍被迫宣布取消他的“中央”。
当二、六军团在肖克、王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下，胜利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朱德激动地说：“好哇！你们这一来，我的腰杆也硬啦！”任弼时笑着说：“总司令，我们来听你的指挥！”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和中央会合呢！”朱德坚定地说：“你们来了，我们一起北上，党中央在毛主席那里。”[（18）]
张国焘的“北上”，出于被迫，并不是真心要去陕北与党中央会合。就在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他还派人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制造混乱，散布中央有错误的舆论。为使会师后的部队顺利北上，朱德同任弼时、贺龙商量部队的行动方案，防止张国焘的控制。二十多年后朱德回忆起这事时说：“后来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19）]
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遵照中央命令，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二、四方面军在朱德的率领下，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北上，最终与党中央会合。当朱德率领红军总部抵达陕北，同党中央会合时，便出现了本文开头引述的那样的动人场面。朱德对张国焘的斗争，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宣告了党和红军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胜利。朱德为此做出了特殊贡献。
1937年3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时，朱德在发言中只字未提自己个人所受的侮辱和委屈。他说：“张国焘一贯犯原则错误。他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不信任。他要个人指挥党。在肃反问题上也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把革命同志当成反革命，错杀了不少人。在军事上也没有整个作战计划。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对中央极不尊重。从阿坝会议到松岗卓木碉（脚木足）会议，他进行了不少反党反中央的活动。后来他过不了黄河，才转而和红一方面军会合。”[（20）]后来，朱德在与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谈到他们共同渡过的那段艰难历程时说：“你看！现在还是党的路线胜利了。如果我在初时不忍耐，就不能取得以后在四方面军工作的地位。如果没有工作的地位，那么就不能说服四方面军干部了。”[（21）]朱德这种既坚持原则立场，又不轻率地采取决裂的做法，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前提下，不计个人荣辱，始终坚持正确的党内斗争，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注释：
①《朱德年谱》146页。
②见《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③《朱德年谱》146页。
（45）⑥《朱德传》358页、358页、359页。
⑦⑧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476页、459页。
⑨⑩（11）《朱德传》360页、360页、360页。
（12）（13）《朱德传》361页、362页。
（1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475页。
（15）《朱德传》366页。
（16）（17）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476页、476页。
（18）（19）《朱德传》376页、376页。
（20）《朱德年谱》163页。
（21）《朱德传》3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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