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是其“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长达40年的移民侵略活动，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移民试点”时期（1906-1931年）；第二个时期是“武装移民”时期（1932-1936年）；第三个时期是“国策移民”时期（1937-1945年）。
一
日本的明治政府，面对国内各种混乱和矛盾，选择了一条“将希冀内乱之心转移于外，行兴国之远略”[①]的侵略路线。当时，日本国内各种侵略思想盛极一时。1890年3月，大军阀山县有朋在呈给天皇的奏折中就曾露骨地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扞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②]这里的邻近区域，无疑包含着与日本毗邻的辽阔的中国疆域，而所谓“防护利益线”就是要防护做为日本国防生命线的中国大陆，即把整个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加紧对中国东北侵略的步伐。其中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向中国扩张的一项重要措施。1906年，日本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时，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就曾讲：“战争不可能常胜不败，永久的胜利是与人口的增减有关联的”，让更多的日本人移居东北，“那么这个地区自然而然会成为日本强大势力范围”[③]，竭力提倡向“满洲移民”的必要。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在其就职书中说：“经营满蒙的诀窍，在于实现满洲移民集中主义”，“我们在满洲应占有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如此则必须“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畜牧，其中以移民为最”[④]；又说“以经营铁路为基础，不出十年，则将有五十万国民移居满洲，俄国虽强，也不敢轻易与我挑起战端。和战缓急的大权，居然掌握于我之手中”[⑤]。1908年6月，后藤新平在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提出的备忘录中再次鼓吹“满洲移民论”，“进临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10年为期至少为50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100万人以上。……如随年积月累得以移入大量人口，满洲则在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不仅在以后归还之场合我之利益确定不动，而且或许出现最终不必归还之情况。”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也在1909年召开的第25届帝国议会上积极鼓吹所谓“移民满韩”，高唱“满洲中心论”。不久，日本在“满铁附属地”安置了铁道预备队退伍兵从事农业。1912年，“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在大连市金县大魏家屯海岸地带组织了日本向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的最早试验村--“爱川村”。这次移民共19户，48人。“爱川村”移民是日本国家机关致力于向我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活动的开端，是一次真正的试验移民，因此，被日本统治阶级视为向我国东北移民的“先驱”。
1928年，“满铁”建立了“大连农事株式会社”，在公主岭、熊岳城两地建立所谓“农事试验所”，以此作为基地训练移民骨干，收集各种农业情报，探求继续移民的可能性。1929年，日本政府设立“专管满蒙进取之事务”的拓务省，加强对移民的管理和指导，推行移民侵略政策。1930年至1931年，大连农事株式会社在夹信子、李家屯、赞子河、杨树房、金厂沟、三十里堡、小莲泡、旅顺等8个农区共移入日本移民74户。
在“移民试点”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移民数量少，规模小，移民区域也仅限于当时日本直接统治的“满铁附属地域”或“关东州”地区。当时的北满尚属俄国的势力范围，整个东北还处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之下。同时，从日本国情况来看，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内部对向我国东北移民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没有统一的移民机构，措施也不完备，尚没有成为一种国策。移民侵略活动暂时还没有排到重要日程上来。
二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为它的移民政策的推行创造了条件，于是在日本国内掀起了对“满洲移民问题再认识”的讨论热潮。日本陆军省、拓务省以及关东军不断制定移民东北的计划。从此，日本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我国东北大规模移民侵略阶段--武装移民时期。这时，日本移民侵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首推石黑忠笃、加藤完治和宗光彦。其中以加藤完治为首的“加藤集团”最为活跃。他们奔走游说于日本政界、军界和学界，极力鼓吹向中国东北移民“成功与否”是决定日本能否成为强大国家的关键，“是解决起因于‘土地饥饿’的日本农村问题的唯一道路”，日本移民到满洲“尽日本农民之本分”，不仅是“堂堂正正之事”，而且是“作为日本人的天职”。1932年，加藤集团向日本拓务省提出所谓《满蒙殖民事业计划书》（称“六千人移民案”），指出：“目前是满蒙殖民千载一遇之绝好机会”，“极早而且尽可能地殖民于彼地，是最重要的事业之一。”该计划书对日本移民的组成、募集、移住地、经营形式等问题作出较详细规定。1932年3月，拓务省在东京召开“满洲移民问题恳谈会”，集中讨论了选定和训练移民、获取移民用地、筹集移民资金、建立移民机关等问题。此后，拓务省又以加藤集团的“六千人移民案”为基础，制订了《满蒙移殖民计划》，向日本内阁会议提出。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亦在积极策划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他们认为对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必须使大量的日本人“真正成为新国家的核心”，进行移民“是绝对不可欠缺的事业”。1932年1月，关东军在奉天召开了“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会议宗旨是迅速建立殖民统治和进行经济掠夺，向东北移民亦被作为“满洲建国的根本性课题”。关东军极力赞赏参加会议的加藤集团的移民主张，并作出提供移民用地和住房的许诺。2月，关东军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制移民案要纲》。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年和15年间，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武装的“屯田制移民”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在中国东北获取移民用地1668万町步[⑥]。把屯田兵制移民作为日本人移民的尖兵。
在关东军已确定移民东北的侵略方针下，东宫铁男出任伪满军队的教官和伪满洲国军政部顾问，在同抗日义勇军李杜部队作战中，他多次向关东军提出：以日本在乡军人组建屯垦军基干部队，永驻吉林省东北地区（现黑龙江合江地区）的建议。其主要目的是：由屯垦军代替部分日军，执行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任务；加强“对苏国防”，在战时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掩护日本普通移民。同时，东宫铁男的方案还包括有关移民待遇、实施办法、组织形式、经费来源等。1932年6月，东宫铁男在奉天与赶至东北的加藤完治就移民问题进行了会谈，具体规定了第一批日本在乡军人移民团的人数、时间、组织形式和地区等。
此后，拓务省、加藤完治集团和关东军及东宫铁男等互相勾结，共同推行向东北移民的侵略政策。1932年8月30日，日本第63次临时议会通过了拓务省的移民方案和移民费用预算，决定当年秋季，向中国东北的依兰地区移民500名，预算207850日元，称之为“满洲试验移民费”。9月和10月，关东军又制定了《佳木斯移民实施要领案》和《满洲移民要纲案》，对日本移民的目的、性质作出明确的规定。把日本移民的主体要由以前的“普通移民”改为“特别农业移民（屯田兵制移民）”；要“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充实日满两国的国防、维持满洲国治安”。也就是说，日本移民的主体已由以前的“经济移民”变为以在乡军人为主体的武装移民，他们将充当统治中国东北的尖兵、对苏防卫和作战的军事上的辅助力量和维持东北“治安”的协作力量。
1932年9月13日，关东军又制定了《关于向满洲移民要纲案》。提出：“日本人移民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的势力，以期日满两国国防的充实，满洲国治安的维持以及在日本民族的指导下取得远东文化的发展。”[⑦]从上述方针可以看出，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性质和军事性质。在这一方针指导下，1932年9月1日，正式发出募集第一次武装移民的通知。日本组织了第一次武装移民，共492名，移住到北满桦川县永丰镇，日本名叫弥荣村。1933年春，日本第64次帝国议会通过第二次移民预算案，开始第二次移民。由493名团员以及8名干部组成的移民团，于7月经过佳木斯到达依兰县湖南营，日本改名为“千振乡”。
日本移民入侵后，不断遭到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袭击。1934年2月，谢文东以土龙山为中心号召农民起义，包围了永丰镇和湖南营的移民团，打死39名移民，这就是有名的“土龙山事件”。但日本侵略者仍怙恶不悛，1934年10月，又组成第三次武装移民团，共259名，到达绥棱县北大沟，后称“瑞穗村”。
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使日本移民惶恐不安，尤其“土龙山事件”后，移民团的“屯垦病”日益严重，移民团内部的动摇情绪激烈。第一次移民由493名减少到320名，第二次移民由492名减少到313名[⑧]。这些退团者归国后进行种种宣传，产生“移民悲观论”。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为了贯彻移民侵略的国策，稳定已经动摇了的移民情绪，进一步加强移民侵略，于1934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在伪满首都新京召开了“第一次移民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铃木梅太郎、那须皓、桥本传左卫门、本村修三、加藤完治、植木寿雄、梅谷光贞等。委员长为西尾寿造。西尾寿造致开幕词，突出地强调移民的“国策意义”，提出：“第一，是满洲国构成要素的五族协和中心，他们将致力于满洲国基础的确立；第二，是确保大和民族向东亚发展的基础；第三，可解决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第四，是巩固国防。”还说：“应排除万难，移民的重点首先是满蒙，必须由此从根本上来把握满洲事变的本质”[⑨]。
第一次移民会议之后，1935年10月，“满洲移住协会”成立，12月，“满洲拓植株式会社”建立，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步伐加快了。1936年2月，开始了第四次武装移民，进入密山县的城子河（268名）和哈达河（190名）地区，共计458名。1936年6月又进行了第五次移民，改称集团移民，共1000户，作为五年2万户移民计划的先驱，进驻密山县四个地方，即永安屯（300户）、朝阳屯（300户）、黑台（200户）、黑台信浓村（200户）。这样，到1936年6月，拓务省总共向东北进行武装移民2785户。占地面积约117.532町步（其中可耕地面积为54.110町步）。日本政府为尽快地“同化”满洲，使大和民族“扎根”于东北，从总体分布来看，大部分移民集中在北满三江省和滨江省一带。这非常符合日本帝国主义“对苏国防”及“进攻大陆”的战略意图。
为了侵略政策的需要，扩大移民侵略活动，1936年4月，关东军在“新京”召开第二次移民会议。关东军、陆军省、拓务省、伪满政府、“满拓”、“满铁”的代表以及石黑忠笃、加藤完治等人参加。会议制定了大规模移民计划“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和具体实施的“暂行甲种移民实施要领案”。
上述两案有着极其险恶的目的：一、使日本移民在东北居于统治地位，改变东北人口的构成，“在实质上强化日满两国不可分割之关系”，实现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达到永远霸占的野心。二、利用日本移民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充当对苏战争的后备力量，起到“维持治安”和“确立国防”的作用。三、促进“满洲国的产业开发”和“文化向上”。四、解决日本国内的“人口过剩”问题，缓和国内矛盾和社会危机。
三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移民侵略活动也随之愈演愈烈，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即“国策移民”时期。第二次移民会议后，于1937年7月上旬制成“二十年使百万户移出”的“满洲现地案”。7月9日，关东军顾问稻垣征夫去东京将此方案送交拓务省，同时与日本内阁以及陆军、大藏进行联系。拓务省遂以此方案为基础制成日本政府方案，并于7月25日送交海外拓殖委员会进行咨询，原案得到通过。至此，“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正式确定为日本政府方案。8月25日，广田内阁将此计划定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伪满傀儡政府也将日本移民政策做为它的三大国策之一。
日本计划从1937年开始，在20年内移民百万户，500万人为目标。20年共分4期，5年为1期，即第一期（1937-1941年）10万户，50万人；第二期（1942-1946年）20万户，100万人；第三期（1947-1951年）30万户，150万人；第四期（1952-1956年）40万户，200万人。拓务省于7月23日向“海外拓殖委员会”提出“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咨询案的“说明”，再次证明了日本大规模向中国东北移民的野心。第一，“说明”指出，移民“可使日满两国间不可分关系得到实际上的加强”，就是说，日本移民是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进行统治的工具。第二，“为了国防和治安的确定和安定”，即利用移民充实北部边防以及对苏联作战的兵源。更主要的是利用移民破坏东北抗日联军的游击区，维持伪满洲国的治安。第三，为了满洲国的“产业开发”，即利用移民，加强日本掠夺东北的粮食和工业原料。第四，“为了促进文化的提高”，即通过移民，将日本文化移入伪满洲国，使伪满洲国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
为此，从1937年第6次集团移民到1943年第13次集团移民，日本帝国主义源源不断地将大批日本移民送到东北各地。日本在大规模募集移民时采取了“分村分乡”的方式。即把日本的一个村或一个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一个开拓团，移到我国东北建立一个“分村”或叫“子村”。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是一种较好的移民侵略形式，被认为是日本移民“理想的送出形态”[⑩]。
为了贯彻“百万户移民计划”，日本帝国主义大力推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移民形式。1937年11月3日，日本“农村更生协会”理事长石黑忠笃、“满洲移住协会”理事长大藏公望，理事桥本传左卫门、那须皓、加藤完治，日本“联合青年团”理事长香坂昌康等6人向日本近卫文麿内阁提出《关于编成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建议书》，决定将16岁至19岁的日本青少年在接受3个月“皇国精神”的身心锻炼后，作为各种开拓团的“核心”派到东北，平时协助关东军维持治安，战时充当兵源。
1937年8月，关东军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作为移民活动的政府代行机关，同时成立“满洲拓植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事务局长为日本拓务官。此后，具体移民事务均在“满洲拓植委员会”的领导下，由“满洲拓植公社”组织进行。这时，在日本国内已经建立了“满洲移住协会”等组织，从事日本移民的募集、宣传、训练等活动。
在实施“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的同时，关东军和日本政府又不断地召开会议，突出移民的国策性质。1938年末，关东军领导下的满洲拓植委员会经过多次研究，提出了“移民根本国策基本要纲”。1939年1月7日至8日，又召开了“日满移民恳谈会”，根据会议提出的意见，1月10日制定了《满洲开拓根本政策基本要纲》提交日本政府研究。1939年12月22日公布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宣称自1940年起，满洲移民事业实行“新体制”，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活动的总政策，是实行20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具体行动纲领。这可以说是日本对东北移民政策的“最高宪典”（11）。
《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由“基本方针”、“基本要领”、“措施”三部分组成。“基本方针”是提出满洲移民政策根本方针的短文；“基本要领”指明为实现这一方针应实施的项目；“措施”提出为使实施事项的实现，日满两国政府应采取的措施，以及从1940年度起满洲移民事业向“新体制”过渡的原由的短文。
1940年5、6月和1941年11月，伪满政府根据《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的精神，分别公布了《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和《开拓农场法》（12）。所谓开拓三法，构成“开拓政策的基本法”，确立了日本移民的“基本制度”。这些“法”不仅对各类开拓团及协同组合的组成、财务、经营、土地等给予法律上的承认和保障，而且规定：日本开拓团已占有的土地可做为“永代世袭”的“家产”，日本开拓团要在设立后的5年内完成“基础建设”，向伪满的“一般行政机构”过渡；要建立包括原住民在内的“混成村”，日本开拓团头目保有“公职身份”，充当村长。经营管理上变成“开拓协同组合”等。这样，随着《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及各种“法”的实施，日本开拓团将逐渐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1940年，已有25个开拓团改成了伪满洲国新的基层行政村，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统治已直接深入到中国东北广大农村，变东北为其国土的一部分的目标正在实现中。到1941年的第一期五年内，共有日本移民85086户进入中国东北，这是日本移民侵略最猖獗时期。
1942年至1946年是日本实行百万户移民计划的第二个时期，也是日本在侵略战争中从失败走向失败的时期。1942年1月6日，日本内阁与“满洲国”同时公布了《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计划》。该计划由“要纲”、“实行方案”、“实行方案附属书”三部分组成。规定了第二期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第一，以日本农业移民为核心的“民族协和的确立”；第二，“在东亚防卫方面，北方据点的强化”；第三，农产品的增产，把伪满洲国作为粮食基地的急迫要求。它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侵略活动日益加剧了。
1943年9月，关东军迫于战争形势制定了“关于战时紧急开拓政策实行方案之件”。此后，由日本政府修改确定了“为确保移入应采取的方策”，即“战时紧急开拓政策”。为了完成“战时紧急开拓政策”的目标，日本于1943年12月8日公布了“开拓实践训”，号召移民应象一团火一样，以“开拓报国”。以后又强调移民是“开拓军队”实行“开拓战争”，企图以精神动员的方法给将要崩溃的移民政策注入强心剂，进行垂死挣扎。虽然如此，日本移民仍呈日益减少的趋势。1943年，日本侵略者考虑到募集移民的困难，被迫将原计划移民25600户的数字大幅度削减为19680户，但即使如此，也未能完成。是年，“一般开拓团”实际移入2895户，加上“义勇队开拓团”9049户，也不过11944户，未达到计划数字。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的移民侵略政策，到战争末期，已彻底破产了。
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究竟有多少日本移民入侵中国东北，迄今只有几个大约的数字：一是战犯古海忠之笔供材料，他说到日本投降时，日本移民共有106000户，318000人。二是《满蒙终战史》的作者根据日本外务省调查估计，日本投降时开拓团数1131个，移民是270428人。三是1980年日本读卖新闻社出版的一部丛书提供：其一说：1945年5月，大东亚省统计，开拓团总数为881个，220359人，此外，还有青年义勇队101514人，共计321873人。其二说：战后日本厚生省统计为270000人。其三说：“满洲拓植会社”的最后统计是开拓团总数为69822户，192492人。
综上，日本帝国主义40年的移民侵略，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大约不少于350000人。这些人中约有80000人或更多一些人被征入伍，最后留在东北的移民还有270000人左右。在日本投降前后，又有约11000人战死和自杀，67000人病死，11000人下落不明。回到日本国内的只有18000人左右。日本人把这一结局称作“满蒙开拓团的悲剧”。
注释：
①③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261页。
②《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④⑤满洲事情案内所：《近世满洲开拓所》，满洲事情案内所1941年版，第104、105页。
⑥町步：日本面积单位，1町步＝99.2公亩。
⑦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农业移民方案》（2-1-1），1935年版，第141页。
⑧（12）满洲开拓史刊行会：《满洲开拓史》，满洲开拓史刊行会1980年版，第159、380-389页。
⑨满洲经济调查会编：《满洲农业移民方案》第二编，第一卷，第二号，1934年版，第12页。
⑩1940年《满洲开拓年鉴》。
（11）喜一多雄：《满洲开拓论》，明文堂1944年版，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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