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部族迁徙与其社会组织形态变化的关系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2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贾衣肯 参加讨论
汉唐时期，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部族相继入主漠北草原而后迁离[1]，使得蒙古高原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规律性的循环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诸族不仅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变更，在社会组织形态上亦发生了巨大变化。与诸族迁入、迁离漠北草原的活动相应，诸族社会组织形态发生了由部落或部落联盟[2]，发展为草原部落大联盟，到联盟彻底溃散的变化过程。 一 诸族迁入漠北草原之前，主要分布于今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状态。譬如，公元前三世纪活动于今阴山－河套地区的匈奴部落联盟[3]、公元二世纪中叶之前居今大兴安岭一带并逐渐南迁的鲜卑诸部落及其联盟[4]、四世纪初分布于河套东北及阴山一带的柔然部落[5]，以及六世纪中叶之前居今阿尔泰山南麓的阿史那氏突厥部落联盟等[6]。随诸族入主漠北草原，其社会组织形态亦发生了明显变化。兹举匈奴之例说明这一变化过程。 公元前三世纪末，居东胡和月氏两强之间的匈奴处境被动，颇有被东胡并吞之势[7]。于是，匈奴单于冒顿率领部众攻袭东胡，大败敌手，俘获东胡人畜而归。之后，匈奴掉头攻打月氏，阻遏其东进[8]。继而，南下征服河南地[9]楼烦、白羊部落。通过兼并周边诸部落，匈奴实力大增，控制了漠南地带。于是，匈奴进军漠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等部落[10]，在今鄂尔浑河流域置单于庭，称雄于漠北草原诸部落。至此，匈奴活动领域已由往日的阴山－河套地区，拓展至今天的整个蒙古高原；其联盟体亦由昔日以匈奴部落为主的联盟，扩大为包括草原诸多异姓部落的联盟。从匈奴三分领地，并设置相应的职官，逐级相领，环环相扣而统驭大漠南北的情况来看[11]，草原诸多部落已纳入以匈奴为宗主的新联盟体。以匈奴单于为盟主的草原部落大联盟的形成，标志着降至公元前三世纪末或公元前二世纪初草原新秩序的建立，反映了匈奴社会组织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变化。 继匈奴之后进入漠北草原的鲜卑、柔然、突厥、薛延陀、回纥等族，皆曾历经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草原部落联盟、以社论为首的柔然草原部落大联盟、以阿史那氏土门系诸部落为主的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12]、以夷男为首的薛延陀草原部落大联盟和以骨力裴罗为首的回纥草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均为这方面显例。 诸族走向草原部落大联盟的具体道路不尽相同，但几乎都是在抵御外敌，反抗压迫或保障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中逐渐形成较之以往规模更大、包括草原诸多部落的新联盟体。新联盟形成的时间长短不一，规模不同，但占据漠北草原腹地，并在今杭爱山－鄂尔浑河流域设立单于庭或可汗庭，几乎是诸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共同选择[13]。以悬殊的力量对比和武力征服，使得草原其他部落主动或被动地加入新联盟体，是诸族在漠北建立起以自身为核心的草原新秩序的一般方式。因而，这种联盟也就具备了部落成分复杂而规模庞大，并以漠北草原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活动地带的明显特征。 草原部落大联盟成份之复杂、繁多见诸下例。譬如，檀石槐时期鲜卑草原部落大联盟之东、中、西三部包括了宇文鲜卑、慕容鲜卑和段部鲜卑等约五十多个邑落[14]。其中，东部二十多个邑落，中部十多个邑落，西部二十个邑落，各邑落又有多个氏族组成。又如，社论时期的柔然草原部落大联盟，其中除柔然本部的七氏十三姓外，还有属东胡鲜卑的十四氏十六姓，属敕勒的九氏十姓，属匈奴余部的三氏二姓，属突厥部的有一氏一姓，属西域的有五姓等[15]。此外，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包括了天山东部巴里坤一带的铁勒和漠北九姓铁勒、九姓回纥、三姓骨利干、四十姓拔悉密、契骨，及东边的奚、契丹、霫、三十姓鞑靼、室韦等诸多异姓部落。薛延陀草原部落联盟的成员，除本部的四十个部落之外[16]，还包括了漠北回纥、拔野古、仆骨、阿拔（阿跌）、同罗、多览葛、突厥，和东方的一部分乌罗护、室韦、白霫、靺鞨等部落[17]。而回纥草原部落大联盟，则主要由拔野古、仆骨、同罗、多览葛、斛薛、思结、霫白霫、浑、契苾、阿跌、骨利干、葛逻禄、拔悉密、薛延陀等本部部落，和契丹、奚、室韦、黠戛斯等异姓属部组成[18]。足见，诸族草原部落大联盟成员之繁杂及其规模之大。 因之，以诸族为宗主的草原部落大联盟的活动领域，几乎囊括了整个漠北草原及其周边广大地区。譬如，三世纪末匈奴草原部落大联盟的领域，东起辽东，西与月氏[19]﹑氐[20]﹑羌相邻[21]，南抵秦昭王长城，北至今叶尼塞河、贝加尔湖一带。以檀石槐为首的鲜卑草原部落大联盟，东与夫余、濊貊接壤；西至敦煌，与乌孙相接；北与漠北的丁零相拒，南与东汉相邻。五世纪初柔然草原部落大联盟的地域，东至朝鲜，西逾阿尔泰山，抵准噶尔盆地；北至叶尼塞河、贝加尔湖一带，南与北魏相邻。六世纪下半叶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的领域，东起今辽河上游以西，西抵阿尔泰山、天山东部一带，北至今叶尼塞河、贝加尔湖，南邻中原地区。七世纪中叶薛延陀草原部落大联盟，东邻靺鞨、室韦，西接阿尔泰山，北至今色愣格河以北，南抵大漠，隔漠与唐属突厥部落相邻[22]。八世纪中叶回纥草原部落大联盟的地域，东起兴安岭地区及西辽河、滦河上游一带，西抵今阿尔泰山[23]，北至叶尼塞河上游及其以东的南西伯利亚地区，南抵阴山、贺兰山、河西走廊及合黎山和马鬃山一线[24]。简言之，诸族联盟的地域范围，因其实力强弱，有所不同。大体而言，南邻中原地区，北至西伯利亚中、南部，东抵大兴安岭地区，西至阿尔泰山。这说明诸族进驻漠北草原后，其活动地域已转向以草原腹地为核心的整个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区[25]。 受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影响，诸族在蒙古高原周边的活动，一般来说，北限于中西伯利亚高原的叶尼塞河谷[26]，东止于大兴安岭之森林草原地带；南据漠南，与中原王朝为邻敌；西越阿尔泰山，循草原之路[27]西行，可抵达欧亚草原西部。因此，诸族进驻漠北草原后，多西向扩张[28]。 对于草原部落大联盟辽阔的地域和诸多部落，诸族通常采取三分制进行统驭，即将领地划分为左、中、右（或东、中、西，或南、北、中）三部分，对联盟中的部落与牧草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强化以诸族为核心的部落联盟体系，同时对外形成有效的抗衡机制。如同匈奴、鲜卑[29]，柔然[30]、突厥[31]、薛延陀[32]、回纥[33]等族在漠北建立草原部落大联盟时都曾三分领地而治。可以说，对于漠北游牧部族而言，三分制是最富效能的联盟组织形式，为汉唐及之后的草原诸多部族所采用[34]。因此，诸族在草原部落大联盟时期，往往处于自身最具活力的阶段，对内连接草原诸部落，构成实力雄厚的联盟体；对外形成一种强大优势，不断扩张、侵略。 中原地区往往成为北方草原游牧部族联盟进攻、掠夺的主要对象。匈奴对西汉、鲜卑对东汉、柔然对北魏，以及突厥对隋唐王朝的频繁用兵，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诸族在军事上体现出的强大优势，可从下列战事窥知一斑。 汉初，匈奴攻克马邑，进而南下入侵太原，至于晋阳。高祖亲自出阵，反被匈奴冒顿四十万骑兵围困于平城七日。从匈奴骑兵“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35]的布阵看，这应是匈奴联盟军共同配合的一次颇具威慑力的军事行动。由此而催生的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对后世中原王朝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鲜卑数万骑入寇汉缘边九郡，杀掠吏民。灵帝建宁元年（168年）至熹平六年（177年），“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钞，杀略不可胜数”[36]。鲜卑向汉边的进攻，是东、中、西三路策动，全面进兵。熹平六年（177年）汉军分三路进攻鲜卑时，檀石槐亦“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结果汉军各路皆败，死者达十分之七八。可见，鲜卑的迎战也是三路扼守，全面反攻的。 这种在檀石槐统一领导下的攻守同盟，是鲜卑部落大联盟的主要特色[37]，突出反映了北方草原游牧部族大联盟在军事上的特点和优势所在。草原游牧部族对中原地区所采取的三路进攻和三路扼守、反攻的战术，当与其三分制的联盟组织形式有关。平时，诸部在各自领地畜牧迁徙，经营生计；遇有战事，则迅速为伍，组成盟军，听从盟主号令，采取一致行动[38]。因此，诸族联盟军的南下攻掠，一般规模较大，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和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兹举突厥南侵之例，加以说明。 隋开皇二年（582年），沙钵略发动诸可汗四十万兵马[39]，分三路南下[40]，大举入侵。东路侵扰平州，中路寇掠马邑，西路自兰州东进[41]。隋朝各路屯军不抵突厥攻势而大败。于是，突厥大肆劫掠，“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42]。又，唐武德五年（622年）八月，以颉利可汗为首的突厥联盟军兵分三路，由幽州、雁门、原州入侵中原。武德七年（624年），突厥主要从河东道的雁门、太原等地南下。是年三月，突厥军队进攻原州，很快入侵关内道，抵达豳州。与此同时，由陇州东进的突厥军队也出现于岐州扶风县；唐都长安处于突厥战略包围之中。在重点进攻长安的同时，突厥还在河东忻州和河西甘州发兵南下，以策应关内道的攻势[43]。突厥联盟军的这次行动，虽因气候的不利影响和内部矛盾而无果，但对唐朝造成的巨大威胁，则不难想见。此前，在处罗可汗在位时期（619－620），突厥曾预谋大举南下，计划从西线原州、延州两路分取长安；中路和东路分别从并州、幽州进军，会合于河东，而后与西线突厥军队应接。其计划之缜密，规模之浩大，都是空前的。但是这次进攻因为处罗可汗的去世而未克实行。这次战役如果实现，则它对唐朝的存亡将是严重的考验[44]。此外，圣历元年（698年），默啜可汗率众十余万袭击唐静难（治今陕西彬县）、平狄（治今山西朔县马邑）、清夷（治今河北怀来）等军[45]，入寇中原。唐发三十万大军，以东、中、西三道迎击突厥，并加派十五万兵力为西道后援[46]，巩固西线作战、防守的力量。默啜避实就虚，自恒岳道入侵蔚州，攻陷飞狐县，进攻定州，焚烧百姓庐舍，将俘获男女，不论少长，皆杀死。又劫掠赵、定州男女八、九万人，自五回道北返，所过残杀，不可胜记。唐西道前军总管右武威将军沙吒忠义及后军总管李多祚等皆持重兵，与突厥兵相望而不敢战。而在北周、北齐时期，中原王朝慑于突厥佗钵可汗盟军的强大，“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47]的史实，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突厥联盟的军事力量对中原地区的巨大压力和威胁。 游牧民善于骑乘。平日骑马狩猎，射杀野物以为生；打仗时，人人都是善射的骑兵，能将围猎捕兽之术娴熟地运用于作战之中，速度快、机动性强，在和以步兵为主的敌手对阵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加之,漠北诸部落在草原部落大联盟时期的军事行动多是攻守同盟，一致对外，从而能够不断取胜于敌手。 漠北诸族草原部落大联盟在军事上的优势，使之得以迅速征服和控制西域广大地区。例如，匈奴于公元前177／176年大败居黄河以西、阿尔泰山以东地区的月氏[48]，使之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此后，又借属部乌孙之力，将月氏逐出伊犁河、楚河流域[49]，进而占有月氏故地，控有天山南北西域广大地区。五世纪柔然与北魏争夺漠南地带的同时，积极向西拓展势力。先后控制伊吾、高昌这两个丝路东端的重要据点，从准噶尔盆地向西进犯乌孙，迫使其西迁，进而逼迫占领乌孙旧地的悦般西徙，而称霸西域南北道诸国[50]。六世纪中叶，突厥征服漠北的同时，西向扩张，征服高昌和塔里木盆地诸国，并与萨珊波斯联手击败嚈哒。嚈哒灭亡后，突厥又与拜占庭结盟，夹击萨珊波斯，尽有嚈哒旧壤。七世纪末漠南突厥壮大，征服漠北诸部落，建立草原部落大联盟，南侵唐朝，西败占有西突厥十姓领地的突骑施，进兵准噶尔盆地，征服西突厥诸部，进而渡今锡尔河，拓地万余里。 可见，汉唐时期诸族迁入漠北草原后，所形成的草原部落大联盟不仅规模大，实力雄厚，而且军事性质很强。 二 从相关的记载知，诸族不仅经历了迁入漠北草原腹地而走向草原部落大联盟的发展道路，还经历了联盟体分化、瓦解而迁离漠北草原腹地的过程。从草原部落大联盟到联盟体的最终溃散，其间往往要经历若干次由联盟到联盟分散的过程。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每次联盟形成的规模及分化的程度不同。随联盟体的彻底溃散，诸族迁离草原腹地，或南下投附中原王朝，或西迁，不复为漠北草原主体力量，而永久地退出蒙古高原历史舞台。 诸族草原部落大联盟的成员虽然繁杂，但不外乎有同姓（本部）和异姓（别部）诸部落构成。因而，漠北诸族联盟的瓦解，从形式上也就表现为异姓诸部落和同姓诸部落不断分离的过程。现以匈奴、突厥为例，加以说明。 匈奴自公元前3世纪入主漠北，到一世纪末退出草原大舞台，其间经历了两次比较严重的联盟分化。第一次是在公元前一世纪70年代到60年代。匈奴大联盟从异姓部落丁零、乌桓、乌孙及西域诸国的叛离[51]，发展到同姓部落的分离[52]，进而形成以呼韩邪单于和其兄支郅单于为首的南北两个敌对的部落联盟。最终，呼韩邪不抵郅支攻势，率部众数万骑南下投附西汉，迁居漠南河套—阴山山脉地区。在西汉扶持下，呼韩邪单于实力渐盛，得以重返漠北。而支郅单于则率领部众远徙康居国，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所灭。于是，漠北又逐渐形成以呼韩邪单于为核心的部落联盟[53]。 至公元一世纪中叶，漠北“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54]，加之单于继承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匈奴联盟再次分裂为南北对峙的两个联盟体[55]。南匈奴迁居五原、云中、定襄、朔方、上谷、代、北地等边郡，受到东汉的保护和优待，得以休养生息。北匈奴则社会动荡，部落首领不断率众南下降附东汉，加入南匈奴联盟。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 （建武）二十五（49）年春，……北部薁鞬骨都侯与右骨都侯率众三万余人来归南单于。 （建武）二十六（50）年…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 （永平）二（59）年，北匈奴护于丘率众千人来降。 （建初）八（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万八千人、马二万匹、牛羊十万余，款五原塞降。 （元和）二（85）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车利、涿兵等亡来入塞，凡七十三辈。[56] 北匈奴部落联盟的不断分化，极大地削弱了自身力量。公元85年，“南部（南匈奴）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北匈奴“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57]。公元87年，鲜卑攻破北匈奴东部，斩优留单于。北匈奴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二十万人至云中、五原、朔方、北地等郡投附汉朝。公元88年，漠北蝗灾严重, 加之北匈奴上层因争立单于而矛盾重重，内乱叠起，降汉者接踵而至。就在北匈奴联盟处于分崩离析之际，东汉于公元89-91年三次出军，大举攻伐北匈奴，北单于与数骑逃亡，其部众或南下投附臣属于东汉的南匈奴，或西迁，还有10多万余众，投附辽东鲜卑[58]。与此同时，丁零和鲜卑诸部迅速占领北匈奴故地。 漠北匈奴联盟的分化乃至溃散，从形式上看，经历了由异姓部落的反叛到同姓部落分离的过程。对匈奴而言，异姓部落的叛离，不仅削弱了联盟力量，还使匈奴失去了对其游牧经济具重要意义的漠南、辽东、西域等地区。从而，匈奴社会经济处于相对单一[59]和脆弱[60]的状态，加之自然灾害的打击，很快陷入困境，社会矛盾随之激化，同姓诸部落不断分离。在匈奴社会诸多矛盾中，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和被征服的异姓诸部落的叛离、反抗，对联盟的分化、瓦解起了重要作用。北匈奴经历内外诸部落的分离后，愈益衰微，最终在周边势力的打击下彻底溃散。 对游牧部落联盟的瓦解、溃散过程，还可从突厥之例，得到进一步的认识。如同匈奴，突厥在最终退出漠北历史舞台之前，经历了若干次由联盟到联盟分散的过程。例如，木杆（553－572年）、佗钵可汗时期（572－581年）的草原部落大联盟，和沙钵略（581－587年） 、都蓝（587－599年）、颉利（620－630年）可汗时期联盟的分化、瓦解，以及骨咄禄、默啜可汗时期的联盟与联盟的分化，和毗加可汗在位时期（716－734年）的短暂联盟及之后联盟的彻底溃散[61]。以下简略叙述漠北突厥联盟瓦解、溃散的过程。 公元581年佗钵可汗去世后，突厥联盟迅速分化，表现在突厥诸王储之间因争夺大可汗位置而矛盾重重和联盟中诸异姓部落的叛离。经过激烈争斗，土门长孙、乙息记可汗之子摄图登上汗位，号称沙钵略可汗[62]。他封佗钵可汗之子奄罗为第二可汗，又以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但诸王储之间依旧“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63]，为联盟中诸多异姓部落的反叛提供了契机。就在沙钵略继位前后，契骨、薄孤、束纥罗、高丽、靺鞨等异姓部落纷纷起而反抗突厥。 这一年（隋文帝开皇元年）9月18日和11月7日阿波可汗和沙钵略可汗前后各自遣使隋朝，贡献方物，反映了联盟中同姓部落之间的分裂倾向。隋朝乘机实施离间之策，加速了漠北突厥联盟的分化。在582年和583年沙钵略可汗发动的两次南侵战役中，由于隋朝的离间，达头可汗、阿波可汗在关键时刻撤军，致使突厥盟军功亏一篑，第一次作战无功而返，第二次战役惨败。由此而导致的内战加剧了漠北突厥同姓部落的离心倾向，诸大小可汗之间的矛盾由以往相互猜忌上升为兵戎相见。阿波可汗遭沙钵略攻击，投奔西突厥达头可汗；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则投归阿波可汗。585年，在众叛亲离，同时受到西突厥和契丹威胁的情况下，沙钵略不得已向隋朝请婚称臣，率领部众迁居漠南。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漠北突厥大联盟，在短短的五年内彻底宣告结束[64]。 7世纪初漠北突厥形成以启民可汗[65]父子为核心的联盟。始毕可汗[66]（611－619年）时期，正值中原隋末唐初纷乱之际，北方各割据势力纷纷府首称臣于突厥。草原周边诸如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亦臣属之。漠北以突厥为宗主的联盟达到空前规模[67]，其强有力的势头一直延续到颉利可汗[68]继位时期（620年）[69]。 但颉利可汗委政胡人，“法令滋彰，兵革岁动。国人患之，诸部携贰。”加以连年大雪，六畜多死，颉利以用度不给，裒敛苛重，“由是上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70]。627年，薛延陀、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铁勒十余部相继反叛；翌年，契丹、奚、霫等部落亦叛离突厥，漠北诸部形成以薛延陀部落酋长夷男为首的反突厥联盟，并大败颉利可汗。整个漠北地区和西域以东的广大区域为薛延陀部落联盟控制，颉利可汗只能僻处漠南一隅。629年，自隋末以来久居河套地区的郁射设（处罗可汗[71]长子）部众纷纷降唐。9月，其属下郁孤尼等九俟斤率领部人降唐。12月，郁射设本人也率部降唐。与此同时，主管东方诸部的突利可汗（始毕可汗嫡子）降唐[72]。以颉利可汗为首的漠北突厥联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彻底瓦解。630年，唐进攻突厥，突厥军不战自溃，颉利可汗被俘，其部众或投附薛延陀，或逃入西域，约十余万人降唐，南迁唐朝北境。 降唐的颉利可汗部众被安置在唐夏、胜两州。至7世纪70年代，又有不少突厥部落降唐，唐分别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73]，于是漠南突厥势力壮大。至80年代，以骨咄禄为首的漠南突厥诸部落脱离唐朝羁绊，向漠北发展，征服草原诸部落，再度形成控有大漠南北的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骨咄禄卒后，其弟默啜继任可汗，积极对外扩张，东讨契丹、奚，北征黠戛斯，西败拔悉密、突骑施，降服康国，形成了自颉利可汗以来所未有的强盛局面。 但因默啜虐用其下，且年老昏暴，遂致“部落怨叛”[74]。714年，葛逻禄等部落首领十二人至凉州降唐。西突厥十姓胡禄屋、鼠尼斯等诸部首领一千三百十人，率部众二万帐，至北庭都护请降。715年西突厥十姓诸部前后降唐者有一万多帐落。高丽降臣高文简和 跌都督思泰、吐谷浑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鹘屈颉斤、苾颉力，高丽大酋高拱毅等自突厥来降，被安置在河套以南之地。与此同时，铁勒诸部落纷纷反叛。从715至716年间，阿布思、思结、契苾羽、浑、回纥、同罗、斛薛、延陀、薛、拔野古、仆骨、白霫等约十五部皆叛突厥，其中不少部落留居于唐边境[75]。以默啜可汗为首的漠北突厥联盟，处于迅速分离的过程中。 716年默啜死，骨咄禄之子阙特勤灭默啜亲党，立其兄默矩为毗伽可汗。毗伽可汗通过招徕唐边境的九姓铁勒降户，征伐旧时属部，与唐朝结好，来挽回突厥联盟不断分化而日渐衰弱的颓势。但随左贤王阙特勤及毗伽可汗的去世，漠北突厥联盟再次走向分化，并迅速瓦解。 734年毗伽可汗死，子伊然可汗、登利可汗先后继位。登利之后，突厥可汗更迭频繁，内乱不断，属部回纥、葛逻禄、拔悉蜜等异姓部落并起而反攻，与唐朝联手夹击突厥，突厥遗族星散各处。其中，部分汗族成员南下投附唐朝。例如，742年西叶护阿布思、西杀葛腊哆、默啜之孙勃德支、伊然可汗小妻余塞匐、毗伽可汗女大洛公主、登利可汗女余烛公主等率领部众五千帐落降唐[76]。745年突厥毗伽可汗妻骨咄禄婆匐可敦率众附唐[77]。从此，回纥取代突厥，称雄于漠北。 突厥联盟的分化、溃散，与匈奴的情况颇为相似，即联盟瓦解的形式一般表现为异姓诸部落的叛离和同姓诸部落分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自然灾害使漠北脆弱的经济更趋恶化，从而导致社会各种矛盾激化，联盟中的诸部落不断分离。沙钵略、颉利可汗时期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的瓦解即是显例。继突厥之后兴起于漠北草原的回纥部落联盟的溃散亦如此。可见，诸族草原部落联盟之分化、瓦解肇因于漠北游牧经济危机的案例不少。 由经济危机导致的游牧社会矛盾的激化，突出表现在联盟中同姓部落诸王储对单于（或可汗）继承权的争夺，以及异姓诸部落反叛宗主的斗争。诸王储对继承权的激烈争夺，实质上是游牧社会经济陷入极度困境的反映。它说明，游牧社会经济在相对脆弱的状态下遭受自然灾害打击而顿衰：牧场萎缩，牲畜锐减。在这种情况下，争立单于（或可汗）便成为诸王储保护自身利益不至蒙受巨大损失的直接和重要手段。而诸王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势必引起同姓诸部落之间的内讧。这就为联盟中异姓诸部落的反叛提供了机会。诸异姓部落的叛离，不仅削弱了联盟的力量，还成为诸族的威胁。尤其当同姓诸部落内部矛盾加剧，力量比较分散时，异姓部落的反攻往往给诸族趋于分化、瓦解的联盟以致命打击，致使联盟彻底溃散[78]。在这一过程中，中原王朝扮演着重要角色，往往以主力[79]或辅助力量[80]的方式加速漠北诸族联盟的溃散。 从匈奴、突厥之例不难看出，诸族联盟瓦解乃至溃散的过程，正是诸族走向衰落、败亡之时。这时，诸族难以立足漠北，或南下，或西迁，而永久地退出漠北历史舞台。现以柔然、回纥为例，进一步说明。 552年，柔然联盟被属部突厥击溃，柔然可汗阿那瓌自杀，其子奄罗辰及瓌从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库提，率众投奔北齐，余众以东、西两部分处漠北。东部以登注次子铁伐为主；西部以阿那瓌叔父邓叔子为主。553年铁伐为契丹所杀，登注及其子库提在北齐护送下返回漠北，相继为东部主。同年底，突厥复攻柔然，东部“举国奔齐”[81]。北齐立奄罗辰为东部主，并置柔然归附者于马邑川（今山西朔县）。次年，奄罗辰与北齐关系破裂，率部众五万余人北逃，被北齐追兵击破，奄罗辰父子北遁。至555年，东部柔然几经北齐征讨而彻底溃散。同年，多次为突厥击败的西部柔然在邓叔子率领下，约千余家人投奔西魏。不久，这部分柔然除邓叔子外都被突厥索取，除中男以下被发配到王公家，其余皆被斩杀。此外，柔然怛钵准备举部西徙，被北齐击破于吐赖，俘获二万多人[82]。还有一部分人则有可能迁入契丹，辗转到契丹西北定居[83]。 柔然联盟溃散后，其部众多数南迁。经突厥和北齐的多次打击，南迁诸部所剩无几，失去独立存在的条件，逐渐消融于周边势力。而残留于漠北的柔然，力量微弱，为突厥征服[84]。 与柔然相比，回纥联盟溃散后的部落迁徙，不仅规模大，而且颇为周折。840年因天灾人祸而不断分化的回纥联盟为属部黠戛斯击破，其部众南下、西迁。其中，由庞特勤率领的十五部人西徙；由乌介特勤（后被部众推为可汗）所率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三部南下至唐天德军和振武军北境[85]。 乌介率部南下，并无降唐之意，而是想借居唐天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旗西北）、振武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藉唐朝兵力，伺机东山再起。当乌介要求被唐朝拒绝后，其所统诸特勤很快出现离心倾向，各自率领部下再度迁徙。842年和843年冬春之交——游牧部落一年中最为艰难的季节，特勤庞俱遮、阿敦宁二部，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诸洛固阿跌一部、及牙帐大将曹磨尔等七部，共三万人，相继入幽州降唐，被发配至诸道。又，特勤嗢没斯、阿历支、習勿啜三部，宰相爱耶勿弘顺、尚书吕衡等诸部投归振武军，唐赐之李姓及名，充入归义军。另外，还有特勤叶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特勤可質力二部投奔大室韦，特勤荷勿啜东讨契丹战死[86]。至846年，乌介可汗原有的10万余部众，经过不断南下降唐、迁往别处以及冻饿而死，所剩已不满3千人[87]。乌介本人则在唐朝的攻袭下，率残众投奔其东北边的和解室韦部，不久被其宰相所杀，族人拥立其弟遏捻为可汗。遏捻可汗率残部转而投附奚部，又遭唐将张忠武讨伐，所剩五百余贵臣、头人，转附室韦。后来，遏捻本人携眷属连夜西逃，其残部则分属七姓室韦。但这部分回纥人又遭黠戛斯追兵围剿，除极少数人藏匿于山林间，其余人被带回漠北[88]。至此，回纥南迁部众飘零殆尽。 回纥联盟溃散之际，诸部所以西迁、南下，是由于其北方黠戛斯部落的攻袭。柔然诸部在联盟溃散之后多南迁而难以西逃，与其受到来自西边突厥的不断攻击都有关系。突厥汗族成员迁离漠北而投附唐朝，无不与当时漠北草原西为葛逻禄、拔悉密，北为回纥，东为契丹、奚等突厥径敌的客观形势有关。可见,漠北诸族在联盟溃散后的迁徙活动，与当时草原周边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王朝实力的强弱及其对南迁诸族的态度与立场，决定了南迁诸族部落是否能安然入居漠南地区或中原王朝北境。唐太宗贞观年间突厥颉利可汗降部十余万人被集中安置于农牧皆宜的河套地区，并许之保留旧有生活方式及诸部落的相对独立的措施，与唐武宗会昌年间乌介可汗诸部不能安居唐北境而再度迁徙求生，以及降唐诸部被发配至诸道的事例，形成鲜明对比，说明了这一点。诸族迁离漠北，多选择南下，不仅因为漠南地带，宜耕宜牧，适于游牧生活，还由于诸族（主要是可汗家族成员）多与中原王朝有姻亲关系。而由北漠通往欧亚腹地的草原之路，为诸部落的西迁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 三 综上所述，汉唐时期活跃于蒙古高原历史舞台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族，都曾经历迁入漠北草原腹地而走向草原部落大联盟，及联盟体分化、瓦解而迁离漠北草原的发展过程[89]。 诸族在抵御外敌，反抗压迫或保障自身生存、发展的需求中，随势力的壮大而迁入漠北草原，并形成较之以往规模更大、包括草原诸多部落、军事性质很强的草原部落大联盟，而处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鼎盛时期，不断对外扩张、侵略。 而当草原部落联盟瓦解乃至溃散之际，诸族通常迁离漠北草原，或南下，或西迁，而永久地退出漠北历史舞台。 从草原部落大联盟到联盟体的最终溃散，其间往往要经历若干次由联盟到联盟分散的过程。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每次联盟形成的规模及分化的程度不尽相同。 诸族联盟分化、瓦解的形式，一般表现为联盟体中异姓诸部落和同姓诸部落不断分离的过程。从本质上来说，这一过程是漠北相对脆弱的游牧经济不断恶化、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由经济危机导致的社会矛盾的激化，突出表现为联盟中同姓部落诸王储对单于（或可汗）继承权的争夺，以及异姓诸部落反叛宗主的斗争。诸王储争夺继承权的激烈斗争，为联盟中异姓诸部落的反叛提供了契机。异姓部落的叛离和反攻，削弱了联盟的力量，同时成为诸族在漠北的威胁。随社会境况愈益恶化，诸族同姓部落不断分离。最终，在周边势力的打击下，诸族联盟彻底溃散。可见，诸族联盟的分化、瓦解和溃散，与诸族衰落、消亡的过程相吻。 此外，考察汉唐时期漠北草原诸族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由联盟，到分散，到再联盟，再分散，是诸族发展过程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在游牧部族联盟－分散－再联盟－再分散的链式发展过程中，存在对游牧部族自身发展起质变作用的联盟和联盟的分散，决定了游牧部族的兴起和衰亡，这就是促使游牧部族迁入漠北草原而走向强大的草原部落大联盟，及导致游牧部族最终迁离漠北草原而走向败亡的草原部落联盟的彻底溃散。这种联盟的形成和溃散，当是游牧部族发展历程中若干次联盟和联盟分化、瓦解的量的积累的结果，而非孤立出现的一次联盟和联盟的溃散。诸族社会组织形态的这种发展、变化与其迁徙活动相伴相随，构成了蒙古高原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论说还有待更多实证性研究和理论上的支持。限于个人学识，文中难免错误，还望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1] 参阅拙文《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迁徙活动的方向和目的地》，载《欧亚学刊》第九辑，中华书局，2009年。 [2]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部落”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血缘相近的氏族或胞族（若干氏族构成）组成的一种社会组织。“氏族”则指原始社会时期由同一血缘关系的亲族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民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931页）。 [3]马长寿《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认为，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社会组织为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单于”之名始于部落联盟时期，头曼单于为公元前3世纪匈奴部落联盟的盟主。 [4]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将这一时期东部鲜卑的社会形态称为“邑落联盟”。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认为，邑落是由有血缘或宗亲关系的“多氏族相聚转化而成”。故，在此不妨将“邑落联盟”理解为部落联盟。 [5]这一时期，柔然自拓跋鲜卑分离出来，似处于氏族部落状态（参阅《魏书·蠕蠕传》，第2289页）。 [6] 据《周书·突厥传》（第907－909页），迟至土门时期，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突厥氏族部落联盟已形成。 [7]《史记·匈奴列传》（第2889－2890页）载：“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 [8] 参阅余太山《匈奴的崛起》，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5辑，中华书局20005年版，第5页。 [9] 这一时期的“河南地”主指要指今河套地区及迤南的陕甘北部。 [10] 浑庾、屈射、薪犂三者的具体位置不详。鬲昆，一般认为在叶尼塞河上游；丁零在贝加尔湖以西及以南的色椤格河流域。 [11] 《史记·匈奴列传》（第2890页）：“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12] 6世纪中叶突厥通过武力征服，很快控制了东起东海，西到里海，北至贝加尔湖，南抵沙漠，西南跨越阿姆河的广大地域。在东征西伐的过程中，突厥逐渐形成了以土门系诸部落为主的东突厥联盟和以室点密系为主的西突厥联盟。二者的地域大致以今阿尔泰山为界，东突厥控有漠北草原地区，西突厥则大体占有西域广大地区。文中阐述的内容主要与活动于漠北草原的东突厥联盟有关，而很少涉及西突厥联盟。为行文方便，文中以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指称漠北东突厥联盟。 [13]参阅拙文《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迁徙活动的方向和目的地》，载《欧亚学刊》第九辑。与匈奴、柔然、突厥、回纥不同，檀石槐牙帐设在漠南高柳北300里之弹汗山歠仇水附近。 [14]《后汉书·鲜卑传》，第2989页。 [15]周伟洲：《敕勒与柔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0-92页。 [16]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7]参阅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4页。 [18]杨圣敏：《回纥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88－97页。 [19]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认为，《史记》、《汉书》所见月氏故地，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 [20]据孙功达《氐族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1页），这一时期的氐族主要分布于甘肃陇南地区及周边一些地方。 [21]据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羌族主要分布于今青海东南部及甘肃甘南等地。 [22]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第69页。 [23]华涛著：《西域历史研究》（八至十世纪），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10页。 [24]参阅杨圣敏《回纥史》，第88－98页。 [25]从檀石槐牙帐所在和鲜卑诸部落的活动情况来看，鲜卑部落联盟的活动领域似以漠南草原地带及其周边地区为主，但不排除其势力及于漠北草原地带的可能性。另，参阅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26] 据文献记载，匈奴、突厥、回鹘等部族的势力都曾抵达这里。 [27] 张广达“古代欧亚的内陆交通——兼论山脉、沙漠对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81页。 [28] 参阅拙文《汉唐时期中国北方游牧部族迁徙活动的方向和目的地》，载《欧亚学刊》第九辑。 [29]《后汉书·鲜卑传》（2989页）“（檀石槐）乃自分其地为三部，从右北平以东至辽东，接夫余、濊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领之，皆属檀石槐。” [30]公元552年突厥大破柔然，柔然可汗阿那瓌兵败自杀。以阿那瓌之子奄罗辰为核心的柔然汗族成员逃奔北齐。其余众在漠北以东、西两部相处。由此可知，柔然汗族及其部众南迁之前，很可能与匈奴一样，居草原中部。另，参阅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147页。 [31]以佗钵可汗时期的漠北突厥为例。据《隋书·北狄·突厥传》（第1864－1865页）：“佗钵以攝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为步離可汗，居西方”， 而佗钵可汗及其部众居中。 [32]薛延陀最初将领地划分为南、北、中三部，后改为东、中、西三部。可汗夷南及其部众居中（参阅段连勤《隋唐时期的薛延陀》，第75－78页）。 [33]参阅杨圣敏《回纥史》，第111－112页。 [34]参阅肖爱民《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5]《史记·匈奴列传》，第2894页。 [36]《后汉书·鲜卑传》，第2989－2990页。 [37]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第176页。 [38]《史记·匈奴列传》（第2897页）：“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39]《资治通鉴》卷175陈纪九宣帝太建十四年载：“悉发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万入长城”。 [40]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51页。 [41]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6页。 [42]《隋书·北狄·突厥传》，第1866页。 [43]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193－198页。 [44]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169－173页。 [45] 参阅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46] 唐加派西道兵力，盖因此前突厥攻破静难军之故。《旧唐书·突厥传》（第5169页）载：“（黙啜）率众十余万，袭我静难及平狄、清夷等军，静难军使左正锋卫将军慕容崱以兵五千人降之。” [47]《隋书·北狄·突厥传》（第1865页）：“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姻好，倾府藏以事之”。 [48]余太山：《匈奴的崛起》，《欧亚学刊》第五辑，第5页。 [49]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2－59页。 [50]余太山：《柔然与西域关系述考》，载《嚈哒史研究》，齐鲁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213页。 [51] 《汉书·匈奴传》（第3787页）记：“（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其冬，单于自将万骑击乌孙，颇得老弱，欲还。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自理。” [52]《汉书·匈奴传》（第3789－3790页）载：“（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握衍朐鞮单于立……日逐王素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 日逐王先贤掸系且鞮侯单于（公元前101年至公元前96年在位）之孙，狐鹿姑单于（公元前96年至公元前85年在位）之侄。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漠北出现五单于分立局面。除呼揭单于，其余四者皆为匈奴单于胤嗣。 [53]呼韩邪单于时期（尤其在东汉新莽时期）匈奴对外交涉活动受制于汉朝，其周边诸如乌桓、乌孙等已与汉朝建立联系者，都不在匈奴联盟的范围内。因而，这一时期的漠北匈奴联盟，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性质上，都与以往有明显的不同。 [54]《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第2942页。 [55] 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第2939、2942页），右奥鞬日逐王比统领匈奴南边八部和乌桓部落。建武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呼韩邪单于。是年，南单于率领部众南迁，归附东汉。由此可知，匈奴联盟分裂后，南匈奴是至少由八部组成的部落联盟，而居漠北的匈奴亦当是由若干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 [56] 引文见《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第2943－2950页。 [57]《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第2951页。 [58] 有学者认为这部分匈奴未迁走，就地加入了西迁的鲜卑部落，其实不然。参阅段连勤《丁零、高车与铁勒》，第89－91页。 [59] 指游牧业生产只能提供相对单一的畜产品。 [60]表现在它对自然地理环境的高度依赖。一年四季风调雨顺，水草丰茂，牧畜就大量繁殖。反之，牲畜锐减。适宜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灾害牵动着牧业生产的涨落。 [61] 需要说明的是，在联盟联阶段会有部落分离现象。同样，在联盟分化、瓦解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短暂的、局部的联盟。因此，文中对突厥发展过程中联盟与联盟分化、瓦解阶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主要特征进行的笼统划分。 [62]《隋书·北狄·突厥传》（第1865页）：“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 [63]《隋书·北狄·突厥传》，第1866页。 [64] 突厥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以沙钵略可汗为首的突厥草原部落大联盟的迅速瓦解。沙钵略可汗继位以来，漠北遭受严重灾疫，及隋朝断绝对突厥贸易物资的供应，而使漠北经济陷于困顿，是使突厥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参阅《隋书·北狄传》（第1865－1868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21－26页，第91－97页）。 [65] 沙钵略之弟处罗侯之子，名染干。 [66] 启民可汗长子咄吉。 [67]《旧唐书·突厥传上》（第5153页）：“其族强盛……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68] 启民可汗第三子咄苾。 [69]《旧唐书·突厥传上》（第5155页）：“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 [70]《旧唐书·突厥传上》，第5159页。 [71] 启民可汗第二子。 [72]《新唐书·突厥传上》（第6034页）载：是年，“九俟斤以众降，拔野古、仆骨、同罗诸部，霫、奚渠长皆来朝。……突利及郁射设、荫奈特勒帅所部来奔…” [73]《旧唐书·突厥传上》，第5168页。 [74]《新唐书·突厥传上》，第6048页。 [75] 参阅马长寿《突厥人与突厥汗国》，第67－71页。 [76]《旧唐书·突厥传上》，第5178页。 [77]《新唐书·突厥传下》，第6055页。 [78] 除匈奴、突厥外，六世纪中叶柔然联盟的崩溃，和九世纪中叶回鹘联盟的溃散，也是这方面的例证。 [79] 例如，东汉对北匈奴联盟的军事打击。 [80] 例如，唐朝联合漠北其他部落，共同打击突厥、薛延陀联盟等。 [81] 《北史·蠕蠕传》，第3266页。 [82] 参阅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13页。 [83] 周传洲：《敕勒与柔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84] 周传洲《敕勒与柔然》，第114页。 [85] 阿合买提江·艾海提：《回鹘西迁路线新探》，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3期，第46－51页。 [86]《旧唐书·回纥传》，第5214页。 [87]卢勋、萧之兴、祝启源：《隋唐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 [88]《旧唐书·回纥传》，第5215页。 [89] 鲜卑的发展道路似与其他诸族有别。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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