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克登完成长白山定界回国以后，朝鲜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栅时发现水源出错，穆克登指定了一条流入松花江的水为图们江源。然而朝鲜并没有向清朝通告，而是擅自变更水源、移设了堆栅，使其与正确的图们江源相连。由此派生出两个问题：一是穆克登错定的图们江水源是哪一条？二是朝鲜设栅时连接的图们江源是哪一条？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两国的界线，特别是朝鲜后世土门、豆满二江认识的产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光绪年间的勘界也因此而发生，直至后来影响了1909年中日“间岛协约”的签订。
一、图们江水源错误与朝鲜移栅
在中方史料中找不到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的记录，然而在朝方史料《朝鲜王朝实录》、《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中有相关记载。学者们的研究也大多是以朝方史料为依据的，如日本学者筱田治策较早地研究了康熙年间的定界和光绪年间的勘界，著有《白头山定界碑》（乐浪书院，1938年）一书。他在此书中引用大量朝方资料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今在韩国学界产生影响，他的书也被译成了韩文，取名叫做《间岛是朝鲜领土——白头山定界碑与国境》（止善堂，2005年）。在此书中，筱田治策认为，穆克登定的水源就是光绪勘界时中朝两国勘界人员发现的与碑堆相连的松花江上流（指黄花松沟子水），他指此为“土门江源”，来对应碑文中的“东为土门”，并把“土门江”和“豆满江”（指今天的图们江，下同）区别开来。他还指出，朝鲜设栅时就是沿着穆克登定的“土门江源”筑设土堆、石堆以作为境界的，由此产生后来围绕“间岛”的大纷争。[1]筱田治策并不认同穆克登错定了图们江源，也不认同朝鲜移动了堆栅的位置，而主张穆克登指定的水源就是松花江上流即“土门江”，朝鲜设栅的水恰恰是此水，因此中朝两国以“土门江”即松花江上流为界。如此一来，位于图们江以北的“间岛”[2]就属于朝鲜了。
韩国学者姜锡和著有《朝鲜后期咸镜道与北方领土意识》（经世苑，2000年），他的观点和迄今为止的韩国学界的观点有所不同，和筱田治策的观点也不一样。姜锡和认为，穆克登最初要定的水是图们江源，却误定了一条北流之水（松花江上流），朝鲜在设栅时发现了水源的错误，于是朝鲜移设堆栅连接到了自认为正确的图们江源上。然而正如乙酉（1885年）勘界时朝方代表李重夏所发现的，朝鲜连接堆栅的水也不是图们江源，而是流入松花江的水，可见图们江源一错再错。[3]姜锡和的以上观点基本符合史实，他既认同穆克登定错了图们江源，也认同朝鲜设栅时原打算连接图们江源却连错了位置。不过，他仍没有摆脱土门、豆满为二江的认识，如他指出：事实上的确存在着区别于“豆满江”的“土门江”（指松花江上流），只不过当时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一事实而已。[4]
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水源及其后朝鲜变更水源、移设堆栅，这在朝鲜史料中有明确的记载。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穆克登定界的出发点是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事实，以及此二江发源于长白山天池的地理认识。据此，他要确定的是从前模糊不清的二江之间连陆地方的边界。据记载，穆克登为了查找二江之源，先是溯鸭绿江而上，登上了长白山顶天池，之后从天池南下寻找水源。他发现“鸭绿江源，果出于山腰南边”，很快确定为江源。图们江源则根据当地土人“东流之水，断流后百余里，始为涌出”的说法，在长白山天池以东百余里的地方寻找江源，指定了一条东流之水为图们江源，并在鸭、图二江源之间的分水岭上立碑，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由于穆克登指定的图们江源和立碑处之间相隔一段距离，即存在“入地伏流”部分，所以他要求朝鲜趁农闲在图们江断流的地方设栅，之后于同年六月完成定界回国。[5]
同年八月，朝鲜北评事洪致中带着差使员和劳役人员在图们江上源无水地段设标时，发现水源定错，穆克登指定的东流之水向东行过一段后，继续向东北流，而不流入图们江。下面的两段引文，一是北评事洪致中向朝鲜政府报告图们江水源出错和设栅情形的疏文，一是陪伴穆克登参与定界以及在设栅时负责监役的朝鲜差使员许樑等的口供。同年十二月，北评事洪致中上的疏文如下：
臣（洪致中）率诸差使员到清差所谓江源还入之处。监役差员皆以为此水虽总管所定江源，而伊时事急，不及遍寻其下流，今当立标，不可不一见云。臣使许、朴（居山察房许樑、罗暖万户朴道常）两差员同往审见，还告曰：顺流而行，几至三十里，此水下流又与北来他水合，渐向东北而去，不属于豆满江。必欲穷寻，则势将深入胡地。如或逢着彼人，事涉不便，未免径还云。盖清差只见水出处，及第一派二派合流处而已。未尝逐水而下，穷探去处。故不知渠所见之水则流向别处去，中间别有所谓第一派合于第二派，而误认以渠所见者流入豆满江，此固出于轻率之致。既知江源果误，而诿以清差所定，直为设标于此水，则下流既入彼地，不知去向。而疆界之限，更无依据，不无日后难处之忧。臣与诸差员相议以为，既误之江源，虽不可擅自变通，而勿论下流之如何，断流处以上，则固当在设标之中。先自立碑处始役，自上而下，无木而有石，则筑石作墩，有木而无石，则斫木设栅。而今日朝令，初非一举卒役之意，毋求速完，惟务坚牢。未及所谓水出处，姑为停役而归。则江源变通，徐待朝家定议，以为明年继役时进退之地未晚云。则差员辈皆以为可矣。臣追闻樑等急于弥缝，不待朝令，直以木栅属之第二派水源。夫木栅所止之处，即地界之所由分也。两国定界，何等重大。而乃以一二差员之意，擅定疆域于朝廷所不知之水。此则宜加惩治，以重疆事。而江源一款，亦令庙堂从长善处。[6]
北评事做上述报告以后，一些朝臣要求将擅自移动堆栅的差使员许樑、朴道常拿问惩治。然而他们被带到首尔后却因赦蒙宥，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只是自备局（备边司）审问他们参与定界、发现水源错误及移设堆栅的情形，许樑等的供词如下：
与北评事率役军往赴役所。其带行将校孙佑齐及朴道常、茂山人韩致益等同往，寻到三十余里，则水势渐大，向北而去，不入于豆满江。往来三十里之间，有彼人行迹，故佑齐虑其或与彼人相遇，不欲进去，每每落后。致益则亦以为，渠以边上生长之人，详知彼此地形，此水明是北流，不入于豆满江。如或入于豆满江，则日后渠当被虚罔之罪云。且穆差所谓小流来合处，又为看审，则乃是山谷间数里许横出者。故以此回告评事，则评事以为此水既误，则自立碑处始役，而至于涌出去姑为停役，以待禀定后处之宜当。当初彼我人沿流而下，自即今设标处下至大红丹，各二日半程。则自穆差所指初派处，与即今设标处之间，微有起岸，仍作真长山，逶迤而下至茂山，而其间元无他水来合者。且自穆差所指初派，至即今设标处，相距大约十里许矣。评事所谓第一派，即穆差所指小流来合处，而与即今设标处相距不过数里。穆差所指之水，既为错误，朴道常及甲山人等所指第二派，源流分明，少无可疑之误，则此处立标之外，更无他道。……故与诸差员等相议后，自立碑下二十五里，则或木栅、或累石；其下水出处五里，及乾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前后实状，不过如斯。[7]
试分析上面的两个引文，可以发现以下五点：第一，在设栅时，要求重新调查水源的是伴随穆克登参与定界的朝鲜差使员许樑、朴道常等，其实他们之前已经了解到穆克登定错了江源，估计这是从茂山土人那里听来的。
第二，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源是因为他只见到水出处和其下第一派来合于第二派，而没有顺着他所指定的水源“逐水而下，穷探去处”。
第三，八月，当北评事洪致中得知图们江水源出错时，并没有立刻报告本国朝廷，而是下令开工，如他要求：“断流处以上，则固当在设标之中。先自立碑处始役，自上而下，无木而有石，则筑石作墩，有木而无石，则斫木设栅。”即从立碑处开始在断流处以上设置石墩和设栅，而至于连接到哪一派水源，则“徐待朝家定议”。而在十二月洪致中向朝廷报告时指出，差使员许樑、朴道常等不顾他的命令，不但在断流处以上设置了堆栅，而且用土墩、木栅连接了第二派水源，即差使员许、朴等擅自变更水源移设了堆栅。
第四，差使员许、朴擅自用土墩、木栅连接第二派水源的理由为：第二派水源不但源流分明，而且和穆克登指定的初派水源（错定的水源）相隔不远，只有约十余里。此外，许、朴二人伴随穆克登参与定界，因此他们害怕承担错定江源的责任，索性把堆栅连接到了他们认为正确的图们江第二派水源上。
第五，许樑等设置土石堆、木栅的情形为：自立碑处开始，二十五里设置木栅和垒石，其下有水的五里和乾川二十余里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这里的“涌出处”指图们江第二派水源，这个“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的木栅，就是北评事所说的“不待朝令，直以木栅属之第二派水源”的部分，也是朝鲜移栅的部分。有关这一段木栅，18、19世纪的朝鲜地图多有标示（参见图3、4）。
图3：《朝鲜地图》（1770年申景濬依据王命制，首尔大学校奎章阁收藏）
图4：《北界地图》（19世纪后期，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由以上可知，朝鲜差使员许樑等设标时，不但从立碑处开始，在断流处以上的无水地段设置了堆栅（指向松花江上流），还自该断流处至图们江第二派水源之间设置了堆栅，后者的长度为四十余里，其中只有约五里是土墩，其余都是木栅。这后一部分的土墩、木栅就是差使员不顾北评事的命令，擅自变更水源和移设堆栅的部分。
当朝鲜王廷得知穆克登错定江源及其后差使员等擅自变更水源将堆栅移设于第二派水源时，既没有按照一些朝臣的建议（如朴权、金镇圭），通告清廷要求重新调查水源，也没有惩治擅自移栅的差使员。这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其一，朝鲜认为此次定界时多得了领土，即认为天池以南空地归属了朝鲜。当时朝鲜的实际控制线即把守线距离天池大约五、六日程，朝鲜考虑一旦穆克登受谴清朝派其他使臣来，就不一定如穆克登那样顺当，搞不好此次多得的天池以南空地得而复失，所以决定掩盖事实不报。其二，作为界标的土石堆和木栅，连接到了真正的图们江源即第二派水源上。其三，穆克登错定的初派水源（松花江上流）和朝鲜移栅的第二派水源之间相隔不远，“大约十里许”，同时第二派水源位于初派的南边，[8]如果说有领土损失，那也是朝鲜受损失，且损失不大。
二、朝鲜移栅的图们江第二派水源
朝鲜差使员许樑等在图们江无水处设栅时，不顾北评事的命令擅自将木栅连接到了第二派水源，那么这个第二派水源到底是哪一条支流呢？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搞清楚，一方面是因为图们江上流水系复杂，另一方面，康熙年间定界时红丹水以上各派支流都没有确切的名称，只被称做第一、二派、三派，或者初派、次派等。曾经深入研究过康熙年间定界和光绪年间勘界的台湾学者张存武指出：“在文献中，探求长白山乱岗中之初派、次派，必然徒劳无功”。[9]
如果单从康熙年间的定界资料入手，我们确实很难辨别清楚朝鲜设标时连接的图们江水源到底是哪一条，但是，如果我们把康熙年间的定界资料和光绪年间的勘界资料结合起来，再辅以定界以后绘制的地图，仍可以发现一些线索。从穆克登查水源、定界的过程看，他先是溯鸭绿江而上到达长白山天池，之后从天池东南麓走下来寻找鸭绿江、图们江水源。他很快发现“鸭绿江源，果出于山腰南边，故既定为境界”；图们江源则根据当地土人入地伏流一段后涌出地面的说法，在天池以东百余里的地方寻找水源，指定了朝鲜人所指“涌出处”（指第二派水源）北面的一条东流之水为图们江源。[10]之后穆克登在鸭绿江源和图们江源之间的分水岭上立了碑，这个碑址经后世确认位于天池东南十余里处。[11]穆克登继续沿着图们江顺流而下，经数日到达红丹水，经过鱼润江（西豆水）、朴下川（西北川），到达了茂山。在茂山，穆克登吩咐乘农闲时由朝鲜在图们江“断流处”立标、设栅，之后继续顺流而下到达图们江下游的庆源，越江而去。[12]其实，由于地形的缘故，在长白山地区入地伏流后涌出地面的水流很多，至今在民间流传着图们江为“逃亡江”（韩文豆满두만,音似逃亡도망）的说法，大概就是指水在地下伏流。当地土人所持这种地理认识，在穆克登查找图们江源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再对照一下光绪年间勘界时发现的碑及其东边的堆栅。在乙酉（1885年）勘界时，中朝勘查人员发现碑东边的黄花松沟子里“连设土堆、石堆为九十里”，[13]与之相连的水为松花江上流，朝鲜人指此为“土门江”，并把它和“豆满江”（今图们江）区别开来，主张土门、豆满为二江。而中方指出碑文所记“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与碑址的形势不符。碑的西边虽与鸭绿江源相连，而碑的东边却与松花江上流相连，所以怀疑碑址有可能被朝鲜人移动过。然而在此次勘界接近尾声时，朝鲜勘界使李重夏在红土山水附近发现了木栅相连的痕迹。即他发现碑东边的堆栅不单单连接到松花江上流，还连接到图们江上流红土山水上。由此他认识到土门、豆满实为一江，康熙五十一年定界的水就是土门江即豆满江，他把这一情况通过“追后别单”报告给了本国政府，内容如下：
穆克登出来定界，而伊时事迹，俱在北营康熙壬辰定界誊录中。其时往来之路，论难之语，专以豆满江为限。备边司关文有曰：土门江华音即豆满江。以此知悉次，推此一句，豆江为界，又分明。定界碑形便，今以外面见之，则东边土石堆，乃接于松花江上源，当初定界之事实，若可疑。然详考古事，则实非可疑。我国以为土门江者，本有其故。穆克登但以碑东沟道是豆满上源，而立碑而刻之曰：东为土门。故我国于穆克登入去之后数年为役，自碑东设土石堆，东至豆江源。而豆江之源，本不接于此沟，故平坡则设木栅，以接于碑东之沟，而遂称之以土门江源矣。今则数百年间，木栅尽朽，杂木郁密。旧日标限，彼我之人，皆不能详知，故致有今日之争卞。而今番入山之行，默查形址，则果有旧日标识，尚隐隐于丛林之间，幸不绽露于彼眼。而事甚危悚，其实状里许，不敢不详告。[14]
如上文，李重夏通过北兵营誊录和备边司关文，认识到“土门江”实为朝鲜所指“豆满江”，穆克登要定的水就是土门江即豆满江。从碑东沟道的形势来看，穆克登原指定碑东沟道（黄花松沟子，无水地段）为豆满江（指图们江）上源，碑文中所谓“东为土门”指此。然而图们江源与此沟道并不相接，[15]于是朝鲜在此沟道与图们江源之间的平坡上设置了木栅。然而正如李重夏看到的，这一段木栅经过二百年的风吹雨淋全部朽烂掉，这才引发了两国是否以豆满江（今图们江）为界的争论。那么，李重夏发现这一段木栅后，为何既庆幸它没有被中方人员看到，又感到害怕呢？此次勘界缘起于朝鲜流民越境开垦图们江以北土地，这些流民为了免于被刷还，地方官为了免于受处罚，指出图们江以北地区属于朝鲜。他们还派人踏查了长白山立碑处，结果发现碑东的堆栅并不指向豆满江（图们江），而是另有所指，于是提出土门、豆满为二江，要求两国共同派人查勘长白山立碑处。[16]此时，如果李重夏挑明土门、豆满是同一条江，朝鲜先前的主张错误，那么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流民难免要被刷还，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他一面庆幸朽栅的痕迹没有被中方人员看到，一面又有些担心和害怕。
我们再回过头来细看一下连接到图们江上源的木栅。李重夏在“追后别单”中描述：“平坡则设木栅，以接于碑东之沟”。他在“乙酉状启”中指出：“豆满江上流众水发源中，最近于封堆者是红土山水源，而横隔漫坡，相距已为四、五十里之远”，表明碑东的封堆和红土山水之间地形平缓，约有四、五十里之远。[17]以上两处所指“平坡则设木栅”，及“横隔漫坡，相距已为四、五十里之远”，与康熙年间许樑供词中的“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基本吻合。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四十余里皆为设栅”的图们江上源就是红土山水，换言之，朝鲜移栅的图们江水源就是红土山水。参见图5“丁亥勘界图”（1887年），红土山水是图们江上流各派当中，距离松花江五道白河最近的，同时距离黄花松沟子的土石堆最近。
如前述，李重夏把土门、豆满为同一条江的事实通报给本国政府以后，在丁亥（1887年）勘界时，朝方不再提土门、豆满为二江，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图们江上游哪一条支流为界。中方提出以小白山东麓发源的红丹水为界，后来退一步主张以小白山东麓发源的石乙水为界。朝方则一直坚持以定界碑-堆栅（黄花松沟子）-红土山水为界，并指出这是当年的“旧界”。如在长坡第三次会谈时，李重夏指出：“此事即申明旧界，而贵局处乃欲别定新界。大小国三百年以来，自有旧界，岂可今日新定他界乎？”中方代表问：“旧界谁知也？府使（指李重夏）知之乎？”李重夏回答：“红土水是旧界也。”[18]此外，李重夏在给国王的报告书中也指出，由于连接红土山水的木栅尽朽而中方代表不肯相信的苦衷，如他在“丁亥别单草”中写道：
图5：《丁亥勘界图》（1887年，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此事只缘年久栅朽，自堆尾至红土水源，横距四十里之间，无所标识，则在今日所见，界限诚不分明。然至于大图们之源头，则红土水一派的确无疑。必以红土水为（中缺），然后碑堆自可照应。故臣始终以红土水坚执，积月相持，终无决定之期是白如乎。……臣（李重夏）与华员更商，自茂山府至长坡一百二十里，自长坡至红土水、石乙水合流处八十里，则彼此无疑，既尽勘定。惟合流处以上二派，则以俟朝廷酌夺立界
之意照会声明后，各持图回程是白乎弥。未定之源头二派中，立界之限，必自中国总署
有所裁夺。而向见总署奏议，则援据图典，已极赅明，红土水之为大图们江头源，庶无异议是白乎矣。惟堆栅一节，是为难明之案。详考康熙壬辰定界旧迹，则当时穆克登但立碑而去，堆栅则依穆克登所议，自我国筑设而已。故堆栅一节，本无中国文字之可凭。而现在形址，则堆在于松花江源，而距红土水甚远，木栅则并无形址。故我虽苦口指证，而彼则冷笑不信，每归之可疑，是为难明之案是白齐。[19]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双方代表在从茂山至长坡，再从长坡至石乙水、红土山水合流处，基本达成一致。再往上，中方主张以小白山——石乙水划界，朝方主张以碑堆——红土山水划界。在谈判过程中，朝方以清朝的《一统舆图》、《会典图》为据，主张红土山水是大图们江，强调是当年的“旧界”。然而中方代表始终不肯相信，如中方代表指出红土山水“不接流，不接堆”，[20]怎么能称之为“旧界”呢？也就是说，既不与黄花松沟子水接流，也不与其上的堆栅相接。于是中方指出碑有可能被朝鲜人移动过，即由小白山、三池渊一带的分水岭移到了天池附近。[21]直到丁亥勘界结束时，中方代表仍主张“移碑一节，亦要彻底根究”。对此，李重夏甚感抑郁和无奈，他表示：“天日在上，鬼神在傍，两界之万民在下，岂在语言文字之所卞乎？”[22]
三、图们江水源的错误认识对朝鲜疆域观的影响
在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穆克登错定图们江水源对朝鲜疆域观的影响似乎不大。朝鲜人并没有因为穆克登指定了一条流入松花江的水为图们江源，就以为中朝两国以松花江为界，而不以图们江为界了。这不仅因为朝鲜在设栅时更正了水源的错误，将堆栅连接到了图们江上流红土山上，还因为朝鲜人明白松花江流经的乌喇、宁古塔等地是女真人的故乡，朝鲜的领土范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那里。
图6：《东国地图》（1740年代郑尚骥制作，首尔历史博物馆收藏，首13216）
图7：《西北彼我两界万里之图》（18世纪中期，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
尽管如此，在此次定界以后制作的朝鲜地图里，仍可以发现在图们江有一些异常的标注。比如郑尚骥制作的《东国地图》（图6），[23]把与界碑相连的东流之水标为“土门江源”，这个东流之水中间断开，标为“分界江”，之后在稳城附近流入图们江。再如《西北彼我两界万里之图》（图7），把与定界碑、木栅相连的东流之水标为“分界江”，它同样在稳城附近流入图们江，不过这个分界江的中间是连着的。可见，这两幅图的图们江以北都出现了被标为“土门江源”或“分界江”的支流，然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支流，这是一种错误的地理认识。与此相近的水流是自西向东流的海兰河，因此也有人把海兰河称作“分界江”，然而海兰河不是从长白山发源的。
尽管存在以上的错误认识，但是直到晚清同治年间，朝鲜并没有否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事实。中朝两国在图们江上保持严格的禁江措施，彼此严禁边民越境，朝鲜一旦发现边民越境，就要枭示境上，地方官也要负连带责任。然而到了光绪年间，特别是从1880年开始朝鲜人大规模越境开垦图们江以北土地以后，朝鲜的疆域观随之发生了动摇，开始否认两国以图们江为界。朝鲜人越垦图们江以北土地，其分布是从图们江上游茂山及中游的会宁、钟城、稳城对岸向其以北地区分散开去。据统计，1886-1887年，茂山越边有朝鲜人130多户，会宁越边有数百户，钟城越边有近千户，稳城越边有100多户，庆源越边古珥岛有10多户。[24]相比之下，庆源对岸珲春的朝鲜人并不多。珲春毗邻俄国，清朝为了防止俄国势力南下加强了防守，1881年将珲春协领升为副都统，同时在宁古塔、三姓、珲春设置靖边军，增设马步兵7000名。[25]另外，清朝的移民实边政策的重点也在珲春，1881年在珲春设置招垦总局，从关内招幕汉人进行开垦。[26]总之，早期越入图们江以北开垦的朝鲜人，主要分布在稳城以西、茂山以东的图们江中上游狭长地带，这个狭长地带被朝鲜人冠以“间岛”的名称[27]。而它恰恰位于海兰河流经的地方，因此朝鲜人便利用古地图中标有“分界江”的部分，指海兰河以内的“间岛”属于朝鲜。
清朝最初要求刷还图们江以北的朝鲜流民，但是后来发现流民越聚越多有些积重难返，加之从山东来的移民数量有限，于是从1882年起决定按照云贵苗民例，对越垦的朝鲜流民实行“领照纳租，归化入籍”的政策。这一政策遭到了朝鲜的激烈反对，朝鲜执意要刷还其边民。正当此时，1883年朝鲜钟城、会宁府使提出土门非豆满，碑文中的“东为土门”不是指豆满江，要求两国重新查审“白头山定界碑、土门江发源处”。[28]如钟城府使致敦化县知事的照会中指出：四邑（稳、钟、会、茂）边民越垦之地为“土门、豆满两江之间”；穆克登立界时“亦以土门为界，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勒石为记于白头山分水岭”；“白头山立碑处，碑东连置土堆、石堆、木栅为限，下有土门，两岸对立如门”；“钟城越边甘土山下有分界江”；“土门则在分水岭查审定界处，豆满则源出本国界内”；“中外界限向以土门为界，本国只知豆满之外，更有土门之别派，按有故地图为据”等等。又如，会宁府使的照会指出：“前以钟城、稳城、会宁、茂山民人等呈状，据土门以南，豆满以北所垦之土，即康熙朝穆管定界立碑之内也。”[29]
朝鲜人之所以区分土门、豆满为二江，如钟城府使照会所说“有故地图为据”以外，还因为长白山立碑处东边的土石堆（黄花松沟子）并不指向图们江，而是指向松花江上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前所述，是因为从黄花松沟子到红土山水之间的木栅，在近二百年的时间中全部朽烂，只留下指向松花江上流的堆栅。于是朝鲜人指后者为“土门江”，并把它和豆满江区别开来。这就是土门、豆满二江说的发端。
按照朝鲜的要求，1885（光绪十一年，乙酉）、1887年（光绪十三年，丁亥）中朝两国进行了两次共同勘界。通过这两次勘界，双方解决了土门、豆满为一江二名的问题，并将边界谈判推进到图们江上流是以石乙水为界，还是以红土水为界的阶段。1887年12月，光绪帝准以石乙水为图们江正源，并以该水划界。[30]但是朝方表示反对，拒绝派代表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界牌，而坚持“由长白山东麓，酌定界段”，到达红土山水，谈判以失败告终。
小结
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朝派乌喇总管穆克登查边、定界。他在长白山天池以东百余里的地方查找图们江水源，指定了一条东流之水为江源，然而由于他没有做到逐水而下穷探去处，结果误定松花江上流为图们江源。穆克登回国以后，朝鲜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时发现水源定错。虽有一些朝臣建议通告清廷重新划界，但是多数朝臣以为如果穆克登受谴清廷派他使来，就不一定如穆克登那样顺当，搞不好朝鲜多得的天池以南空地得而复失，于是决定隐瞒事实。朝鲜既在穆克登指定的碑东边的黄花松沟子里设置了土石堆和木栅，又变更水源将木栅连接到了图们江第二派水源上。经乙酉勘界时朝鲜勘界使李重夏确认，朝鲜移栅的第二派水源就是图们江上流红土山水。由此他认识到土门、豆满实为一江，康熙五十一年定界的水就是土门江即豆满江。
在18、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朝鲜没有因为穆克登指定了一条流入松花江的水为图们江源，就以为两国以松花江为界，而不以图们江为界了。但是自1880年朝鲜人大规模越境开垦图们江以北土地以后，朝鲜的疆域观发生了动摇。朝鲜以碑东的堆栅指向松花江上流而不指向图们江为据，否认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目的是为了将图们江以北由其边民开垦的土地据为己有。
光绪年间两次勘界时，碑东边黄花松沟子里的堆栅依然存在，它指向松花江上流，然而连接到红土山水的木栅早已朽烂。尽管李重夏反复指证红土山水是图们江“旧界”，提出以定界碑-堆栅（黄花松沟子）-红土山水为界，但是中方代表始终不肯接受。中方反而指出碑有可能被朝鲜人从小白山、三池渊一带的分水岭移到了天池附近，要求以小白山和其东麓发源的红丹水为界，后来退一步要求以小白山和其东麓发源的石乙水为界。
通过光绪年间的两次勘界，双方不仅解决了土门、豆满为一江还是二江的问题，而且将边界谈判推进到图们江上流是以石乙水为界，还是以红土山水为界的阶段。然而双方在以“小白山酌定界段”，还是以“长白山东麓酌定界段”的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妥协，谈判最后归于失败。
[1] 筱田治策：《白头山定界碑》，乐浪书院，1938年，第114-121页。
[2] “间岛”的范围不断变化，最初用来指钟城一带图们江水歧出而形成的水中沙洲，被朝鲜边民开垦出来，之后扩大到图们江以北今天的延边地区，再后来扩展到鸭绿江以北的临江、通化、集安等地。图们江以北称“北间岛”、“东间岛”，鸭绿江以北称“西间岛”。
[3] 姜锡和：《朝鲜后期咸镜道与北方领土意识》，经世苑，2000年，第59-73页。
[4] 姜锡和上引书，第57页。
[5] 《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一，肃宗三十八年五月乙巳、六月乙卯、壬戌；卷五十二，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6] 《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二，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7] 《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二，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8] 《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二，肃宗三十八年十二月丙辰。
[9] 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期，1971年，第487页。
[10] 《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一，肃宗三十八年五月乙巳、六月乙卯。
[11] 立碑处在光绪勘界时查得位于天池东南约十三里的地方，碑的东、西两边各有沟壑。参见李重夏：《乙酉状启》，收入《土门勘界》，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奎21036）；《勘界使交涉报告书》（丁亥），“五月十一日”，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奎11514之2）。
[12] 金指南：《北征录》，朝鲜总督府“朝鲜史编修会”1945年抄本，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条，第129-156页。《朝鲜肃宗实录》卷五十一，肃宗三十八年六月乙卯、壬戌。
[13] 李重夏：《乙酉状启》。
[14] 李重夏：《追后别单》（乙酉），收入前引《土门勘界》。
[15] 碑东的黄花松沟子里设有土石堆，与它相近的水是松花江上流五道白河。
[1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四卷，1972年，“钟城府使照会敦化县”，第1910-1913页。
[17] 李重夏：《乙酉状启》。
[18] 《勘界使交涉报告书》，“闰四月十六日”。
[19] 李重夏：《丁亥别单草》，收入前引《土门勘界》。
[20] 《勘界使交涉报告书》，“闰四月十六日”。
[21] 乙酉勘界结束后，中方代表秦煐、贾元桂等禀称：“现在立碑处，西边有沟入于鸭绿江，东边有沟则为松花江源之别派。碑既载明‘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断不应立于松花江别派之上掌。……当年立碑应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岭上，方与碑文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八字相合。”对此，吉林将军评论道：“犹谓必以碑堆为据。岂知碑无定位，可因人为转移，而文有定凭，实以江为界限。图们之转音为豆满，发源深山，千古不易。则界碑现之地，安知非该国民人占据多年潜移至此乎？”引自《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等来文，光绪十二年正初七日到”，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孤本外交档案续编》第5册，第1810-1814页。
[22] 《勘界使交涉报告书》，“五月十三日华员答幅”、“五月十三日答华员”。
[23] 郑尚骥：《东国地图》（1740年代），引自李灿编：《韩国古地图》，泛友社，1991年，第117页。
[24] 李重夏：《六镇沿岸对岸情形目录》，参见高永一编：《中国朝鲜族历史研究参考资料汇编》，第一辑，延边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5-197页。高永一：《朝鲜族历史研究》（朝鲜文），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2-74页。
[25]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8-29页。
[26] 《朝鲜族简史》编写组：《朝鲜族简史》，延边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27] 有关“间岛”名称的最初来源，李重夏的《乙酉别单》有如下记载：“钟城、稳城之间有豆满江分流处，不过数弓之地。而本缘田土极贵，自丁丑年分累回呈吁始得耕食，呼之以‘间岛’。此为滥觞之本，其后钟、会、茂、稳四邑之民，渐耕间岛以外之地，遂至沿江遍野无处不垦。而通称间岛云者，即缘当初始垦之至名而谓也，实非水中为岛之地。”
[28]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四卷，第1911-1915页。
[29]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四卷，第1911-1915页。
[30]《吉朝分界案》，“照录吉林将军来文，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第1846-18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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