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京控
http://www.newdu.com 2024/10/07 05:10:54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阿风 参加讨论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京控”现象并不鲜见，但直到19世纪初的清朝嘉庆时代，“京控”才开始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后一直困扰着清朝政府，直至其灭亡。本文以《嘉庆上谕档》为中心，全面考察嘉庆四年新政后京控扩大化的过程，分析了京控受理与审理程序，探讨了清朝政府试图依靠督抚体制解决京控的策略及其实际效果。同时从制度结构、民众的好讼意识以及嘉庆皇帝个人性格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朝京控扩大化的原因。本文指出，清初停止御史巡按成为京控之滥觞，作为地方长官的督抚无力肃清地积案，从而导致了京控的扩大。京控扩大后又加剧了地方积案现象，从而陷入了恶性循环。到了嘉庆二十五年，由候补官员组成的京控审理机构——山东专局的成立，表明嘉庆皇帝依靠固有的督抚体制解决京控的策略最终以失败告终。 主题词：嘉庆皇帝 京控 督抚 积案 清朝光绪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77年2月9日），御史王昕就浙江余杭县民人葛品连身死一案，上奏皇帝，要求严惩“大吏承审要案、任意瞻徇”。他在上奏中说： 伏查此案，奉旨饬交抚臣详核于前，钦派学臣覆审于后。宜如何悉心研鞫以副委任。万不料徇情枉法，罔上行私，颠倒是非，至于此极。现经刑部勘验，葛品连委系因病身死，则其原定供招、证据尽属捏造，不问可知……臣惟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该督抚明知其冤，犹以怀疑误控奏结。又见钦差查办事件，往往化大为小，化小为无。积习瞻徇，牢不可破……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①] 王昕的上奏指出了晚清社会的一个痼疾——“近年各省京控，从未见一案平反”，督抚、钦差皆徇情枉法，互相朋比，以至于朝廷有被孤立的危险。当时“官吏一闻京控，即视原告若寇仇，辄欲加以越控之罪”[②]。结果是恶性循环，形成了百姓“愈冤则愈告、愈告则愈冤”的社会现实。 虽然传统中国很早存在着“京控”的行为，但实际上，直到清朝中期，京控才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后一直困扰着清朝政府，直至其灭亡。这其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清朝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1799年9月27日），嘉庆皇帝发布的京控新政谕旨，他要求“嗣后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遇有各省呈控之案，俱不准驳斥”[③]，这条谕旨被认为是清代“京控”中具有“分水岭似的决定”，从而导致“上诉潮水般涌来”[④]。那么为什么嘉庆四年发布这样的谕旨，这样的谕旨对于清代的京控有什么影响？清代京控扩大化的原因何在？本文将对这一系列问题展开探讨。 一、什么是“京控”（一）“京控”的概念什么是“京控”？《清史稿》中有简明的解释： 凡审级，直省以州县正印官为初审。不服，控府、控道、控司、控院，越诉者笞。其有冤抑赴都察院、通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者，名曰京控。[⑤] “京控”是上诉程序的一个审级，即案件经过州县、府、道、司（藩司、臬司）、院（总督、巡抚）审判，当事人仍然不服，赴京师的都察院、通政使司或步军统领衙门呈诉，故称京控[⑥]。《清史稿》同时也提及“叩阍”： 登闻鼓，顺治初立诸都察院。十三年，改设右长安门外。每日科道官一员轮值。后移入通政司，别置鼓厅。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驾申诉者，名曰叩阍。从前有擅入午门、长安门、堂子跪告，及打长安门内、正阳门外石狮鸣者，严禁始绝。即迎车驾而冲突仪仗，亦罪至充军。[⑦] “叩阍”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投厅击鼓”，二是“迎驾申诉”，都是直接向皇帝申诉。不过，清代多是“迎驾申诉”，除在京城“迎驾”外，皇帝巡视地方，去盛京、东西陵祭祖，京城寺庙进香，以及去承德避暑山庄时，都可能有人“迎驾申诉”。因此，叩阍不一定都发生在京师。同时，叩阍与“京控”在定罪上也有所不同，如果京控不实，则治以诬告之罪。而叩阍无论是否属实，很可能“照冲突仪仗例”而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⑧]。 虽然“京控”与“叩阍”有所差别，不过当时两者是作为一类案件来处理。《清史稿》中写道： 京控及叩阍之案，或发回该省督抚，或奏交刑部提讯。如情罪重大，以及事涉各省大吏，抑经言官、督抚弹劾，往往钦命大臣莅审。发回及驳审之案，责成督抚率同司道亲鞫，不准复发原问官，名为钦部事件。[⑨] 由此可以看出，从审理的程序上来看，“京控”与“叩阍”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从广义上来说，“叩阍”就是京控的一种手段。 （二）“京控”的历史传统中国的法律，很早就明确了诉讼要“从下自上”，“禁止越诉”。《唐律疏议》规定： 诸越诉及受者，各笞四十。若应合为受，推抑而不受者笞五十，三条加一等，十条杖九十。 【疏】议曰：凡诸辞讼，皆从下至上，令有明文。谓应经县而越向州、府、省之类，其越诉及官司受者各笞四十。[⑩] 《唐令》中明确规定，告状应该“自下而上”，不经过县而径直向州、府、（尚书）省告诉则为越诉。《唐六典》也有如下的记载： 凡有冤滞不申欲诉理者，先由本司本贯。或路远而踬碍者，随近官司断决之。即不伏，当请给“不理状”，至尚书省，左、右丞为申详之。又不伏，复给‘不理状’，经三司陈诉。又不伏者，上表。受表者又不达，听挝登闻鼓。若茕、独、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⑪] 这里规定了逐级上告的程序，最后可以“上表”、“挝登闻鼓”、“立肺石”。另外，《唐律疏议》也有如下的规定： 诸邀车驾及挝登闻鼓，若上表，以身事自理诉，而不实者，杖八十；即故增减情状，有所隐避诈妄者，从上书诈不实论。 【疏】议曰：车驾行幸，在路邀驾申诉；及于魏阙之下，挝鼓以求上闻；及上表披陈身事：此三等，如有不实者，各合杖八十。 这种“邀车驾与挝登闻鼓”[⑫]，实际上就是向皇帝直接申诉，这也就是叩阍行为。此外，唐代还有匦函制度[⑬]，臣民如果“有冤滞未申，或狱讼失职”，可以投匦上告[⑭]。宋代的法律也延续了唐律的规定，同时制定了更为完备的上诉制度，其中规定经监司审理不当的案件，则可以上诉到尚书省之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还可以继续上诉到最高的监察机构——御史台。经过以上的上诉程序以后仍然不服判决者，也可以通过登闻鼓院与登闻检院进呈御状[⑮]。元代也规定“诉讼人先从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陈告”，也可以赴“省部陈诉”[⑯]。 在明代，这种来京告状的行为被称为“京诉”。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在颁行的《大诰》中强调如果地方官吏“私下巧立名色、害民取财，许境内诸宿宿人等……联名赴京状奏备陈”[⑰]，“有司不如命者，民赴京诉”[⑱]。不过，这些专门针对官吏不法行为而制定的特别法令，并不持久。洪武一朝，也多次申明严禁越诉之禁[⑲]。洪武三十年（1397），颁行《大明律》，明确规定了越诉与叩阍行为要受到惩罚。 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 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⑳] 到了宣德年间，宣德皇帝一度对于“越京陈诉”行为采取了相对宽缓的方针。 命法司：凡民越诉，得实者，免罪。不实者，仍发戍边。先是，奸谲之徒，往往构无情之词，越京陈诉，陷平人于罪，以复私怨。法司不胜其烦，请禁缉之。一切诉讼自下达上，越诉者发戍边。自是诬讼虽省，而冤抑莫申，豪猾愈肆。上已知其弊。因御史张鹏奏，福建按察司不以伸冤理枉为职，每听民讼，辄援越诉之例，发遣戍边，至民含冤无告，遂命法司自今讼得实者，毋究越诉之罪。不实者论如初。[21] 法司认为“越京陈诉”，“不胜其烦”，要求禁止越级京诉。而宣德皇帝认为禁止这种行为，“诬讼虽省，而冤抑莫申”，因此要求以申诉是否属实，而分别处理。到了正统四年（1439）八月，浙江嘉兴府知府黄懋因为治下人民“入京妄奏”，于是上书皇帝，要求敕下通政使司，“今后嘉兴有陈诉者，抑之不受”，皇帝认为这种情况“天下皆然，何独嘉兴”。要求“今后惟谋反重情，许诉于京。余皆自下而上，违者以蓦越罪之”[22]。到了景泰四年（1453），明朝政府再次下令对赴京越诉行为实行严厉的处罚。 禁军民越诉。时军民刁顽者，或怀挟仇怨，或避免操差，往往搜求细故，罗织重情，赴京越诉。比至究理，诬者过半，且连染无辜死于非命。太子太保兼刑部尚书俞士悦等请如洪武、永乐年间例，揭榜禁之。自今朝廷机密重情外，军民一切私仇细故，俱先在所在官司理之。其越诉于京者，无问虚实，悉杖，遣口外充军。[23] 景泰四年针对当时“赴京越诉”，“诬者过半”的情况，对于越诉于京者，从严惩治，“无问虚实，悉杖，遣口外充军”，这与《大明律》相比，处罚较重。到了天顺八年（1464），则对于赴京越诉行为如何处理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 今后军民词讼，除谋逆外，其余不问轻重情词，悉自下而上陈告。如有蓦越赴京者，法司治以罪，仍将所告情词发回本处问理，不许辄便拟奏差官出外提解，搅扰军民，违者罪之。[24] 这一法令要求对于越诉京控者，“将所告情词，发回本处问理”。不许奏告，不应该差官处理，以免“搅扰军民”。弘治年间的问刑条例，则明确了京诉的程序。 各处军民词讼，除叛逆机密等项重事，许其赴京奏告。其有亲邻全家被人残害，及无主人命，官吏侵盗系官钱粮，并一应干己事情，俱要自下而上陈告。若有蓦越奏告者，俱问罪。除四川行都司所属，及云贵两广，各给引照回。若四川其余地方，并南北直隶浙江等处，各递回所司听理。若将不干己事，混同开款奏告者，法司参详，止将干己事件开款施行。其不干己者，明白开款，立案不行。 各处军民奏诉冤枉事情，若曾经巡按御史与布按二司官问理，及法司查有原行见监重囚，或在配所拘役等项，令家人抱赍奏告者，免其问罪，给引照回。其被人诬枉重情，见监未结，法司查无原行者，并军役户婚田土等项干己事情，曾经上司断结不明，或亲身及令家人老幼婚女抱赍奏告者，各问罪，给引照回，奏词转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问。[25] 弘治问刑条例规定“叛逆机密等项重事”可以“赴京赴告”，其余案件俱要“自下而上陈告”。如果越诉，则要问罪。如果所告内容与本人无关，则“立案不行”。如果军民有“冤枉事情”，经过巡按及布、按两司官员问理，再来京申诉的话，“免其问罪，给引照回”。不过，同时规定了“户婚田土等项干己事情”，即使“曾经上司断结不明”，但来京控告，除“给引照回，奏词转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问”外，也要问罪。在明代的统治者看来，“户婚、田土、殴斗、相争之事，既非君王之所当亲。老小残疾妇女雇倩之人，又非奏对之所宜须”[26]。所以户婚田土案不应该前来京控，否则治以越诉之罪。 清朝入关之初，于顺治三年（1646）颁行《大清律》，“越诉”条沿袭明律，但于律间添入小注： 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即实，亦）笞五十。（须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 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申诉，而不实者，杖一百。（所诬不实之）事重（于杖一百）者，从（诬告）重（罪）论。得实者，免罪。（若冲突仪仗，自有本律）[27] 以上括号内的文字就是顺治律的小注，就具体问题如何定性、如何适用律条做出了更为明确、清楚的规定。小注明示“须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可上诉。同时指出“叩阍”的情形不同，适用律条也应不同，“若冲突仪仗”，应该按照“冲突仪仗”本律处分。顺治八年（1651），清世祖颁布谕令，明确了逐级上诉的规定。 谕刑部：自今以后，凡有奏告之人，在外者，应先于各该管司、道、府、州、县衙门控诉。若司、道、府、州县官不与审理，应于该管总督、巡抚、巡按衙门控诉。若总督、巡抚、巡按不准或审断冤枉，再赴都察院衙门击鼓鸣冤。都察院问果冤枉，应奏闻者不与奏闻，准赴通政使司衙门具本奏闻。在京有冤枉者，应于五城御史及顺天府宛、大二县告理。若御史、府、县接状不准或审断不公，再赴都察院、通政使司衙门具奏申告。至于六部，其应呈应诉者，仍照旧例准理。若内外大小衙门明知枉情、蔽不上闻，许具本至午门前进奏。传谕之后有仍前声冤告奏者，问以重罪。该部将此谕刊刻告示，广布通知。[28] 与明代相比，清初适应督抚制的确立，除审级增加总督、巡抚以外，其他一应明代旧制，规定都察院为京控的受理机构。如果都察院不受理，准赴通政使司衙门直接上奏皇帝。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改定条例，对于京控行为做出更明确的规定。 外省民人赴京控诉，究问曾否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令其出结。如未经控理，将该犯解回本省，令督抚等秉公审拟题报。其先经历控本省各衙门，已据审结题咨到部，复又来京翻控者，即交刑部将现控呈词核对原案，如所控情事与原案只小有不符，无关罪名轻重者，毋庸再为审理，即将翻控之犯照律治罪。若核与达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或曾在本省历控尚未审结报部，虚实难以悬定者，将该犯交刑部暂行监禁，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或交该省督抚审办，或请钦派大臣前往，临时酌量，请旨査办。如本省未经呈告，捏称已告者，照诬告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29] 这一条例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左都御史素尔讷条奏定例的基础之上改定而成，就京控案件的审理细节性问题做出明确规定，以“曾否在本省各衙门呈告有案”来决定是由刑部审理，还是解回本省由督抚审理，或是派钦差大臣审理。 关于“户婚田土细事”的京控行为，清代的法律没有继承明代问刑条例“治以越诉之罪”的规定。薛允升《读例存疑》记载了乾隆三十七年律例馆按语： 外省州县小民，敢以户婚、田土细事来京控诉，必非安分之人，仅将原呈发还，无以示儆。今拟于听其在地方官衙门告理下，添入仍治以越诉之罪一句。[30] 这一律例馆按语是针对乾隆三十四年素尔讷条奏定例提出的补充建议，实际上与明代问刑条例的规定大致相同。不过，乾隆五十六年改定的条例，删除了这条内容。所以薛允升评价说： 三十四年修例按语，甚属妥协，且纂为定例矣。五十六年改定之例，何以并无此层。因何删去不用。亦无明文，未知其故。[31] 在薛允升看来，律例馆的立法建议，是非常妥当的做法，但乾隆五十六年改定条例，这条规定又被删除，原因并不清楚。因此，可以看出，清朝政府一度也认为“以户婚、田土细事来京控诉，必非安分之人”，所以要对这些人“治以越诉之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朝政府在继承明代有关京控律例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增修条例，就“京控”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定。应该说，包括“户婚田土细事”在内，清朝政府明确了逐级上诉以至于京控的制度。 （三）以往的研究成果清代京控研究最重要成果是美国学者欧中坦（Jonathan K. Ocko）在1998年发表的《千方百计上京城：清朝的京控》，对于清代京控的性质、京控的效果以及京控的原因均有十分清晰的描述，其中的大多数结论到目前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欧中坦首先指出直到清代，才建立起完善的京控制度。京控与监察弹劾在功能上是相互配合的。京控者的目的就是争取皇帝对于本案的关注，在京控者看来，由皇帝特旨交审，可以迅速平反冤屈。对于京控的原因，欧中坦认为如同“清朝其他许多制度一样，京控制度是18世纪的人口爆炸及其对官员和人民两方面造成的相应压力的牺牲品”。在欧中坦看来，清代法律不承认土地争端等细微的民事诉讼的重要性，而这些细微的民事纠纷有时可能引发暴力冲突。而嘉庆皇帝为了广开言路，命令受理所有的京控，从而使上诉潮水般涌来。此外，职业的讼棍也加剧京控现象，例如，1830年以后，江苏地区建立起苏州到北京的“诉讼网络”为上诉人服务。对于京控的审理，欧中坦认为督抚与钦差大臣不同，他们过于忙碌，不会对于审理京控给予优先考虑，只能委托下属官员审理。从整个清朝来看，“绝大部分上诉是徒劳无益的”。 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32]一书中专章考察晚清的京控制度。该文首先分析了京控的原因：第一，吏治腐败，听断不公；第二，讼棍等社会闲散势力对晚清京控的负面作用，特别是讼棍“虚捏加诬”，加剧了京控。同时，官员审理上控京控案件效率低下为讼棍等提供了可乘之机，也成为导致京控案件有增无减的因素之一。其次，该文也考察了晚清京控的结果，指出清朝政府虽然也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在各省设立专门审理京控案件的谳局（又称发审局）以及在军机处专设京控案档（1878年）等，来提高京控案的审判效率，但均收效甚微。本来“清积牍而理民冤”的京控却酿成了“愈冤则愈告、愈告则愈冤”的社会现实。 李贵连、胡震的《清代发审局研究》[33]则重点考察了清代中后期成立专门审理各种上诉案件的“发审局”的性质，指出发审局是清朝中后期各省地方政府自主创设的准专门性司法机构，并通过本省地方性法规和惯例对其进行规范。它具有“准专门性/专业性法庭”的特点，不同于身兼行政、司法、立法等各种职能的地方政府，也异于清末法制改革中建立的各级审判厅，是从传统到现代变迁过程中的过渡产物。此外，胡震还发表了《诉讼与性别——晚清京控中的妇女诉讼》[34]、《清代京控中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和官方的结案技术——以光绪朝为例的一个分析》[35]、《最后的青天：清朝京控制度研究》[36]等多篇论文，探讨了清代京控制度面貌，重点考察了京控中频繁出现的女性原告的诉讼资格及以及京控当事人的诉讼策略等问题。 2011年，李典蓉的《清朝京控制度研究》[37]一书出版，是近来全面研究清代京控制度的研究成果。作者是从整个清代行政司法体系出发，分析京控制度的确立与变化，其中分析了官民各个社会阶层在京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并将妇女、疯子、回民、官员等特别的京控原告作为范例，分析他们是如何利用京控来申诉冤屈。作者大量地利用了军机处、内阁的纪录，整理了一千多件京控档案，内容十分详实。此外，崔岷的《山东京控“繁兴”与嘉庆帝的应对策略》[38]一文以时代为线索，考察了嘉庆皇帝解决山东京控“繁兴”策略的有效性与局限性。林乾《从叶墉包讼案看讼师的活动方式及特点》[39]则探讨了道光年间江苏与京城讼师合作开店包揽京控的案件，并从江苏的官场结构探讨州县、督抚是如何成为书吏的保护伞。这样的研究对于理解讼师是如何参与京控具有借鉴意义。 欧中坦以来的清朝京控研究，由于大量的档案资料的公布，研究成果卓著。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京控”与“直诉”、“叩阍”这些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发审局的设立与性质，京控的受理机构与审判情况，京控与清代吏治，京控与讼师等问题，均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清代京控繁多的原因是清朝行政与司法制度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而十八世纪以后人口增长、社会矛盾的深化又加剧了京控。但关于这种结构性缺陷的具体内容，还缺乏明确的说明。诸如“吏治腐败”、“官官相护”等结论还较为宽泛。 本文将以清代京控“潮水般涌来”的嘉庆时代为中心，探讨嘉庆时代京控扩大化过程及原因，说明清朝政府的应对策略及其效果。并对比明清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上的差异，指出监察制度的不完善乃是清代制度的结构性缺陷，而京控繁多的现象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二、嘉庆朝的京控（一）嘉庆皇帝与京控的扩大化1796年2月9日（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爱新觉罗·永琰受乾隆帝禅位即帝位，改名颙琰，是为嘉庆皇帝。初登大位的嘉庆皇帝，面对在位60年、文治武功均有辉煌的太上皇乾隆皇帝，很难率性而为。直到嘉庆四年（1799），太上皇乾隆病故，嘉庆皇帝迅速处决了权臣和珅，才真正执掌了大权。嘉庆初期，白莲教起义日益扩大，社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嘉庆皇帝认为造成这些危机的原因是“和珅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40]。因此，要“广开言路”，以使下情上达。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皇帝下旨要求奏事的文武官员“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俱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41]。嘉庆四年三月，又“定道员密折封奏例”[42]，准令各省道员亦得具折奏事，扩大了直接奏告者的范围，目的是“广咨询之路，原以除壅蔽之端”[43]。同时，嘉庆皇帝也将当时不断增加的“京控”看成是“民隐上通”的一种途径。嘉庆四年八月，他要求所有京控俱要奏报，不准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擅自驳斥京控案件。 嘉庆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向来各省民人赴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呈控案件，该衙门有具折奏闻者，有咨回各该省督抚审办者，亦有径行驳斥者，办理之法有三。似此则伊等准驳，竟可意为高下。现当广开言路，明目达聪，原俾下情无不上达。若将具控之案，擅自驳斥，设遇有控告该省督抚贪黩不职及关涉权要等事，或瞻顾情面，压搁不办，恐启贿嘱消弥之渐，所关非小。嗣后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遇有各省呈控之案，俱不准驳斥。其案情较重者，自应即行具奏，即有应咨回本省审办之案，亦应于一月或两月视控案之多寡，汇奏一次，并将各案情节于折内分晰注明，候朕披阅，倘有案情较重，不即具奏，仅咨回本省办理者，经朕看出，必将各该堂官交部严加议处。著为令。钦此。[44] 原来京控案件，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根据案情或“具折奏交”，或“咨回各该省督抚审办”，或“径行驳斥”。皇帝认为都察院等擅自驳斥案件，会妨害“言路”，引发“贿嘱消弥之渐”。因此，谕令都察院等“俱不准驳斥”[45]。同时要求咨回本省案件，也要定期汇奏。 嘉庆四年谕旨发布以后，“来京控诉之案，迨无虚日”。从嘉庆四年八月开始，一直到嘉庆五年六月的10个月时间里，仅嘉庆《上谕档》记录奏交京控案件就有28件，这一数目相当于《上谕档》中所记嘉庆元年至四年八月奏交京控案件的总和。面对于各地民众纷纷京控这一形势，嘉庆六年（1801）六月二十四日，嘉庆皇帝不得不重申不准越诉的规定，以限制不断扩大的京控。 朕勤求治理，明目达聪，令都察院、步军统领等衙门接到呈词，即行奏明申理，以期民隐上通，不使案情稍有屈抑。但国家设官分职，自有等差。各省民人遇有冤抑之事，本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管上司呈明。若再有屈抑，原准来京呈诉。但外省由府县而上至督抚，岂无一、二公正之员，无从昭雪。乃近日来京控诉之案，迨无虚日，其中多有以闾阎细故琐渎上呈，甚或挟嫌图诈，任意株连。并闻有不肖之徒，以不干己事，挺身包揽，纠敛钱财，作为资斧。既遂贪心，复称仗义。此等莠民，平日赋税，则任催不纳，词讼则抗断不遵，偶因地方官决狱催科，小施刑罚，即捏词上控，希图报复。似此逞刁滋讼，若不稍示限制，于人心风俗殊有关系……向来民人越诉，定例綦严，而藉端倾陷，赴京告讦，历有明禁。嗣后各省军、民人等，凡有赴京呈控之案，如果系实在冤枉，曾赴该管上司控诉，仍不准理，或批断失当及关涉官吏骫法营私者，审明得实，自当将原审各员及所控官吏按律办理。若未经在本籍地方及该上司先行具控，或现在审办未经结案，遽来京控告者，即所告属实，仍当治以越诉之罪。著传知都察院、步军统领等衙门，遇有外省民人来京呈控之案，具奏后，交刑部讯明。如系越诉者，即按例先行惩治，再将本案审办。并令各省督抚将赴京控诉之律例通刊刷出示，俾刁健之民知所儆畏。[46] 这份谕旨概述了“来京控诉之案，迨无虚日”的现状，重申“越诉治罪”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于嘉庆四年八月谕令的重新调整，以规范京控行为。不过，此后嘉庆皇帝仍然对于京控采取宽容的态度。嘉庆八年（1803）二月，云南开化府民人张鼎叩阍，嘉庆皇帝认为他“远涉万里叩阍呈诉，其中亦必有冤抑情事”[47]。嘉庆八年四月，皇帝又强调说“试思此等具控民人，若非冤抑莫申，何至远来赴诉，即使健讼者十居七、八，亦岂无一、二衔冤负屈之民以实情上诉乎”[48]。在嘉庆皇帝看来，如果限制京控，将使“民隐莫申”。嘉庆二十五年（1820），山东巡抚钱臻奏请将来自于山东省的京控户婚田土之案以及未在本省控告、投审过的重案，一概驳斥。皇帝批评说：“若真有含冤负屈者，悉皆壅于上闻，是因噎废食也”。[49] 嘉庆四年以后，京控案件数量迅速增加。都察院等衙门“每隔数日，辄有封奏”[50]。仅仅根据《嘉庆上谕档》中不完全的统计，从嘉庆四年到嘉庆二十五年间，由都察院等衙门奏交的京控案件达千余件，平均每月有四、五件。而咨交的案件由于没有记录，无法确知详细数量。不过，嘉庆十一年御史茅豫上奏说：“近来民人进京控案日渐增多，每月除奏事外，咨交十余件至二、三十件不等”[51]。实际上，咨交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奏交的数量。 （二）京控的受理与审理嘉庆四年，皇帝要求都察院等衙门不准擅自驳斥京控案件，成为京控案迅速增加的契机。面对不断增加的京控案件，嘉庆皇帝主要还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查办京控案件。 1. 京控的受理京控的受理机构主要是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直隶总督有时也会盘获来京控告之人，从而也被动地受理了京控[52]。理藩院同时受理并审理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京控案件[53]。 都察院作为三法司之一，是清朝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也是最主要的京控受理机构。告状人向都察院提出呈词后，一般先由京畿道御史口讯，然后核稿，提出奏交或咨交意见，再由满汉都御史、副都御史等做出决定。如果是奏交的话，都察院长官要根据情况提出交审建议，或交督抚，或交钦差大臣审理。最后由满、汉都御史在奏文上画稿同意，然后奏请皇帝裁决[54]。 步军统领衙门是京师的治安机构，其作为京控案件的受理机构有从治安的角度出发的意味。例如，嘉庆四年（1799）十月十六日，“步军统领衙门盘获江西民人曾斗魁，起出呈稿一纸，内系控告藉差派累等事”[55]。嘉庆十九年（1814）五月，盛京已革生员陈起云“来京欲行呈控，经步军统领衙门盘获”[56]。嘉庆十九年九月，步军统领衙门“盘获欲行叩阍之革弁彭应奎”[57]。这些人都是步军统领衙门例行盘查时抓获的可疑份子，结果发现他们都怀有呈词或有京控的企图，在这些人未控之先，即行抓获。从受理京控的数量来看，步军统领衙门与都察院基本相当。 关于“奏交”与“咨交”的标准，一般认为案情重大，要奏请皇帝指示裁决，则需奏交。而一般案件，则咨回本省查办。嘉庆十一年（1806）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嗣龙曾说过：“都察院呈控命案，历次均系奏办”[58]。可见在都察院对于涉及命案的京控，一般均会奏交[59]。嘉庆十二年，刑部根据嘉庆四年八月的上谕以及嘉庆十二年左都御史周廷栋奏请杜讼风一折[60]，制定了如下的条例： 都察院、步兵统领衙门，遇有各省呈控之案，倶不准驳斥。先向原告详讯，其实系冤抑难伸、情词真切，及地方官审断不公、草率办结、并官吏营私骫法、确凿有据，又案情较重者，即行具奏。如讯供与原呈迥异，或系包揽代诉、被人挑唆，情节显有不实，及原告未经在本省赴案成招，挟嫌倾陷、藉端拖累，应咨回本省审办之案，亦于一月或两月，视控案之多寡，汇奏一次。并将各案情节于折内分晰注明。如距京较近省分，将原告暂交刑部散禁。提取本省全案卷宗，细加査核，再行分别酌办。傥有案情较重，不即具奏，仅咨回本省办理者，各堂官交部严加议处。[61] 从这一条例可以看出，有重大冤情或者涉及地方官违法乱纪而又确凿有据的案件，应该奏交皇帝。如果情词不实或未在本省呈告的案件，则咨回本省审理。从嘉庆时代奏交案件的内容来看，除了人命重案以外，多是有关贪赃枉法、重征勒收、冒捐冒考以及与教匪有关的案件，还有一些多年未结积案也奏交皇帝裁决。这些奏交案件实际上也反映出都察院等部门确定奏交、咨交的标准。 都察院等衙门察阅案情时，不能仅根据原告的状词随意判断案情之曲直。嘉庆二十五年六月，皇帝下旨，强调了都察院等上奏案情时，要持有客观的立场。 各省京控案件，由都察院察阅案情，分别奏咨。其事之是非曲直，未经质审，原不能据一面之词，遽行判断。嗣后各衙门接收呈词，除寻常微细案件，由该衙门自行咨交督抚办理外。其有案关重大，应行具奏者。但将本案原委，摘叙明晰，奏闻请旨。不得遽加断语，抑扬其词，致外省有所迁就，以启畸重畸轻之弊。[62] 都察院如果提出倾向性的意见，导致各省曲意迎和，从而对案件的重视程度不一。所以皇帝要求都察院要客观具奏案情。 2. 京控的审理在嘉庆朝，对于京控（包括叩阍）案件的审理主要采取三种方式，一是发交地方督抚，二是委派钦差大臣审理，三是由刑部审理。 关于交办地方督抚的案件，在确定交审机构时，充分考虑到回避原则，以免官官相护。一般来説，如果原告越诉，未曾在省一级审理，则会交回本省官员审理。如果曾经在巡抚处审理的话，则会交总督审理，反之亦然。如果原审督抚离任，则会交由新任督抚审理。此外，京控案如果事涉漕务，也有可能交由河道总督审理[63]。 在嘉庆初年，由于白莲教起义等原因，河南、陕西、四川等省督抚常常指挥作战，军务繁忙，所以皇帝在交办京控案件时，有时直接指定由布政使或按察使审办。例如，嘉庆四年五月，陕西民人慕天清京控，受理此案的步军统领衙门奏请交由陕西巡抚永保审办，但皇帝认为“永保现在带兵剿办贼匪，无暇办理此案”，因此指定陕西布政使马慧裕审理此案。[64]不过，白莲教起义被平定后，奏交案件很少出现直接指定藩、臬二司官员审理的情况。 即使是皇帝特旨交办案件，督抚也未见得亲自审理。一般是交由藩、臬督同首府、首县，或者另外委员审理。嘉庆十一年，寿州民人刘荣光京控一案，皇帝特交两江总督铁保亲审此案。但铁保先是委江宁藩司，再委江苏臬司督同苏州知府、长洲知县等官员审办，铁保本人从来没有亲审过此案[65]。嘉庆十一年（1806）十二月，御史茅豫奏请“敕下直省督抚，嗣后无论奏交、咨交之案，皆当查照刑、钱事由，分饬两司，速为审讯，一律报完，不得再行转发”的建议，嘉庆皇帝认为茅豫所奏“切中时弊”，重申督抚应当亲审奏交案件： 民人控告之案，原有虚实不同，如果随控随审，迅速办结，则含冤者既得早为申雪，即诬告者亦可随案立惩，不但讼狱得平，即告讦之风亦当不禁自息。今外省习气，督抚两司于控告之案，从不亲自提审，辗转发交属员，属员又层层递委，以致结案无时，任情枉纵，民人等不胜拖累之若，因而来京越愬。及至发交该省，又不过转委饬审，延宕如前。在良民既有屈莫伸，而奸徒藉得以逞忿拖累，由此健讼益甚。此等阘冗疲玩陋习，牢不可破，各省皆然。该御史此奏实不为无见，必当严行饬禁，用儆官疲，以清讼源。惟所奏各省民人到京控告之案，不论奏、咨，俱由督抚分饬两司审讯之处，尚觉宽缓，各衙门奏交之后，一经奉旨，交该督抚审办，即与钦差无异。无论道府以下官，不得滥行递委。即两司亦不应交办，该督抚总当亲提犯证，自行审理，迅速覆奏。至于各衙门咨交之件，该督抚查明刑名、钱谷事由，亦惟准分饬两司，依限审结，不得再行转委所属，以致瞻徇回护，延宕不结。如再有私自转委者，一经发觉，必将该督抚两司等严行惩处不贷。将此通谕知之，折并发。钦此。[66] 茅豫只是提出由督抚根据案件事由，分饬藩、臬两司审讯。而嘉庆皇帝认为这样“尚觉宽缓”。皇帝认为，督抚奉旨办案，“即与钦差无异”，应当“亲提犯证，自行审理”。至于咨交案件则督抚根据案情委派藩、臬两司“依限审结”，不可再委派下属官员审理。就是说，所有京控案件均应由督抚藩臬审理。不过，这只是皇帝的期望，事实上，督抚或“袒庇劣员”，或“瞻顾前任”，并不亲自审案，“辗转派委属员”，结果是“朦胧办结，民隐莫申”[67]。嘉庆二十四年（1819），安徽民妇陶王氏呈控其子被诬陷一案，皇帝特旨交由安徽巡抚姚祖同审理。不过，姚祖同仍发给原审之府州县覆审，官员回护前审。陶王氏心怀不服，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六月再次来京控告，皇帝降旨要求现任安徽巡抚吴邦庆如同钦差一样，要亲审此案。同时，姚祖同（时任河南巡抚）被“交部议处”。同时规定：“嗣后凡有特旨交审之案，该督抚不亲提讯断，仍发原审府州县官审办者，俱照此一例议处。”[68] 嘉庆皇帝亲政之初，曾采取与乾隆皇帝不同的策略，“不肯轻派在京大臣前往审讯，即交原省督抚就近查办”，以避免钦差之中“不能检束者”需索陋规，勒索使费等。不过，到了嘉庆五年，他发现“各督抚等于交办案件、率以审系虚诬一奏塞责”，“是该督抚等非庇护所属。即有意从轻。所审案情。未可尽信”，所以也应该不时委派钦差审案[69]。在皇帝看来，“钦差审理控案，原恐外省听理词讼未能公允，致小民冤抑，是以特派大员前往谳办”[70]。嘉庆朝深受皇帝重用的一些大臣，如祖之望、金光悌、韩崶等都曾受命为钦差大臣，审理京控案件。 外派钦差大臣，并非一案一派，一般来说，顺路办案或留在当地继续办理新交审的案件情况很多。例如，嘉庆十二年（1807），左都御史周廷栋、奉宸苑卿广兴为钦差大臣到山东审理京控案件。当时山东的京控案，多交由他们等审理，共计查办案件有13起之多[71]。实际上，京控案件的急速增多，事事派遣钦差，无论人力、还是物力都无法承受。嘉庆八年（1803），皇帝就说过“若派钦差严审，则控案繁多，又焉能一一派员前往，疲劳驿传”[72]。嘉庆十三年（1808）十月，山西左云县生员郭亿呈控该县家人“浮征钱粮、勒折科敛、并派车拿草”，皇帝认为知县可能有“主使营私情弊”，本想特派廷臣到该省审理，但“部院办事需人，且此事未在本省控告”，所以发交山西巡抚成宁审办。不过，皇帝又担心巡抚徇庇属员，所以谕旨中接着又强调“该抚接奉此旨，即与钦差无异，当照钦差审办案件，亲加提讯，据实查明，务期水落石出，以成信谳”[73]。嘉庆十四年（1809），皇帝再次强调说：“因近年控案愈多……若皆派员前往，不胜繁扰。且京、外并重，部院中亦需人办事，不便多令旷职”，督抚“经朕特旨派办，即与钦差无异”，应当公正审案[74]。 有时候，皇帝也会声言以派遣钦差大臣作为督促地方督抚认真审理京控案件的一种手段。嘉庆十五年（1810）三月，河南河内县民人朱煌京控，皇帝给河南巡抚思长的谕旨中写道：“河南距京不远，无难派人前往审办。但念恩长甫经回任，自未能立时审结，尚非有意延搁，即着恩长亲提人证，详加研鞫”[75]。嘉庆十五年八月，山東民妇李史氏京控，此案是“谋杀重案，关系二命”，皇帝在谕旨中说： 本应即派钦差大臣前往鞫讯。但巡抚统辖全省，若有案悉派钦差审办，又焉用巡抚为乎。今既交该抚审讯，即与钦差无异，务当亲自提鞫，彻底究明，不可又委属员，致令蹈官官相护之习。并不可以此案曾经具控该抚，彼时仅止批审，日久未办，因存回护之心。设吉纶审断不平，以致原告未能输服，复行控京，必将该抚惩治不贷，仍另派钦差往讯也。[76] 皇帝转给原审巡抚审理，但又特别强调与钦差无异，希望巡抚不要存回护之心，公正审理此案。如果审案不公，致原告再次京控，则要另派钦差前往审案。可见皇帝用心良苦。 不过，即使钦差大臣，也不一定如皇帝所想，公正无私。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河南、山东京控繁多，皇帝特派广兴等为钦差大臣，赴河南、山东审案，结果广兴“骫法贪婪、纵欲败度”，特别是审讯李瀚分家一案，索贿高达白银8万两之多，最后各案并罚，广兴被处绞刑[77]。不仅钦差索贿，地方官吏也以钦差办案为名，“浮开差费”，所以嘉庆皇帝说：“可见外省官吏竟乐以办差为糜费开销之地，名为利人实则利己，竟成贪官要钱之一巧法。”[78]钦差办案本为平反冤抑，反而为害地方。 京控案件，如果事涉地方官吏，皇帝在交审的同时，一般会将涉案的地方官员先行解任，以便提讯，如果无罪再开复原职。嘉庆四年（1799）十二月，湖南巴陵县民谭学教来京控告府县浮收漕粮，皇帝传谕湖南布政使通恩将知府、知县先行解任，然后再行亲自查办[79]。在嘉庆朝奏交的大多数的京控案件中，如果事涉地方官员，多先行解任。不过，解任官员的范围还是受到限制。嘉庆十二年（1807）六月，钦差左都御史周廷栋在山东审理王维选京控一案，经过查证，与原审大概相同。不过由于王维选坚持认为他是受到府县官员的陷害，所以周廷栋奏请“将承审之府厅州县等一并解任质讯，以折服其心”。皇帝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 将承审官员概行解任对质，岂不愈长刁风。此内如知县要兰若现据该犯等呈有请帖二纸，虚实未定，将该县解任质询，尚无不可。若以知府、同知大员一并解任，是明知该府等本无情弊，故为解任，以压服刁民诬赖之私，国家有此政体乎？恐不能压服，益长刁风，若令民不畏官，滋弊更甚。[80] 皇帝认为将本无情弊的知府、同知解任，会产生“民不畏官”的弊端，有损国家政体。 京控案如果皇帝觉得案情重大，或疑点甚多，也有交由刑部审理的情况。例如，嘉庆十四年五月，山东即墨县武生李泰清来都察院呈控胞侄李毓昌在淮安府山阳县查赈时中毒身死一案，皇帝认为此案“疑窦甚多”，决定将人证解京，由刑部审理此案。[81] 除一般的京控案外，叩阍案件一般由军机大臣先行口讯，再会同刑部（包括行在刑部）审理，如果无需交办地方审理的话，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按照律例定罪，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例如，嘉庆十年（1805），回民洪明宜因为表弟洪湛大在盛京巨流河充当夫役修筑御道时被岫岩城防御英福派人打死，遂在路旁叩阍。嘉庆皇帝将此案交由军机大臣会同盛京行在刑部审讯。[82] 3. 京控的审结情况“各省交审事件甚多，而奏结者甚少”[83]，这实际上也是京控案的一个困局。嘉庆十二年（1807），根据给事中茅豫的上奏，清朝政府明确规定了奏交、咨交案件的审理期限。 钦交案件，以提齐人犯之日起，限四个月。咨交案件，仍照旧例，以接奉咨文之日起，限四个月。其限内有难结缘由，钦件咨报军机处，咨件报原交衙门。奏结后，将展限月日申报吏部。其无故迟延、逾限不及一月者，将该督抚罚俸三月。一月以上，罚俸一年。三月以上，降一级调用。半年以上，革职。[84] 但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很难彻底地执行。嘉庆十六年（1811）七月，都察院将各省逾限未结的咨交案件情况上奏，其中“其逾限未结及上次展限已逾仍未审结者”，山东省自嘉庆十二年起有76件，直隶自十三年起有27件。皇帝在谕旨中说：“外省疲玩积习，总不悛改，率皆视为泛常，任意积压”，要求督抚“上紧查催审办”[85]。不过，到了嘉庆十九年（1814）四月，咨交各省的京控案件，“两江及其余省分，均有十案至三四案不等，直隶省有三十二案，而山东省则竟有八十九案之多”。虽然都察院屡次查参，但“泄泄如故，以致原告守候无期，本年复纷纷来京具控”，皇帝批评山东巡抚同兴“因循疲玩，实为尤甚”，要求其率同藩臬，“即速分提审办，勒限一年，全数办结”[86]。同年五月，因为京控案“逾限未结者几及百件”，山东布政使朱锡爵、按察使刘大懿“一任地方要务延搁废弛，咎无可辞”，被撤职查办[87]，同时首府——济南府的知府凝图亦因“庇护属员、徇私废公”被革职[88]。七月，山东巡抚同兴因隐匿“匪徒聚众逞凶之事”被免职[89]。到了嘉庆十九年十一月，御史贾声槐上奏“东省交审案件、办理迟延、请敕令速行审结”一折，皇帝再次下旨批评山东省“吏治因循疲玩，几成锢习”，要求新任山东巡抚陈预督同藩臬两司“务须上紧赶办，依限报完。勿致前案未结，后案又增，益形积压。”[90]虽然皇帝、都察院等不断催促，甚至将督抚藩臬撤职查办，但案件仍然不断积压，陈陈相因。 即使奏结之案，也多有将“原告审虚”[91]，以“诬告审结”[92]。更有甚者，原告因此受刑毙命。例如，嘉庆十五年（1810）十二月，安徽建平民人梁际尧来京控告库书“浮收漕米、勒折钱文”，当时皇帝下旨将此案交给安徽巡抚广厚审理。广厚递委属员审理，“审属虚诬”，而所委之属员非法拷问，梁际尧受刑毙命，见证人钱启盛亦被无辜押毙。嘉庆十七年（1812）正月，梁际尧之子梁士秀“实在负屈不甘、来京呈控”，皇帝认为“其中恐有别情”，于是下旨将此案交给两江总督百龄审理[93]。 嘉庆一朝，只有少部分京控案件能够翻案。这些案件往往与皇帝或其他高级官员的介入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嘉庆十年（1805），承德府建昌县民孟明立因枪刺而亡，原因不明。其妻孟于氏认为是他人所杀，于是控告到建昌县，但知县不予理会。同年五月，孟于氏来京控告知县“受贿得赃、枉出人命”。皇帝于是派出兵部侍郎广兴为钦差大臣，赴建昌县审案。六月十二日，广兴第一次奏报，称“孟明立委系自戕身死，伊妻孟于氏所控段让因奸毙命、并知县得赃等事，审属全虚，律应反坐”。对于这样的奏报，皇帝提出了几点疑问：第一，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杀，毙命之由不清；第二，如果是自杀，但自杀的原因不清；第三，没有人证、供词，草率定案：第四，“孟于氏所控如果虚诬，伊系妇女，焉能装点情莭，叙入呈词，其中必指使唆讼之人，亦应反复究诘”。最后皇帝指出“总之，人命重案，必当审讯明确，以期无枉无纵”[94]六月十八日，广兴再次奏报，解释说孟明立将养老钱出借他人，其妻想要取回自用，孟明立因此气闷，“或者即因此自戕，亦未可定”。对于这样的回复，皇帝当然不能满意，指出“今广兴折内竟欲借此根究、转坐孟于氏以逼迫其夫自尽之罪，愈出愈奇，更不成话矣”。同时对案情中的一些细节性问题，如被害人的发现经过，涉案人供词中的疑点等，逐个进行剖析，以驳斥广兴的奏报。最后再次申饬广兴，指出其“平素办事常以搜剔为能，一经派令审案出京，竟糊涂若此。观其折内，逐层声叙，多属支离，意欲锻炼成案，枉坐孟于氏以逼迫伊夫致死之罪，岂不竟成冤狱乎。”[95]到了六月二十九日，已经回到建昌县的广兴再次奏报，推翻自己以前的审理结果，说明孟明立之死是由于段让“逼索欠钱、并追还地亩”所致，并非无故轻生，案情至此大白。 此案虽然是皇帝派出钦差大臣审案，但很明显，钦差大臣广兴最初只想应付了事，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对于案情的描述也是漏洞百出。幸好由于皇帝的坚持，不断地遥控广兴审案，同时加以申饬，才使案情水落石出。 （三）京控者的策略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衙门收到呈状后，根据案情轻重，分别奏交、咨交、驳斥（嘉庆四年禁止）。在京控者看来，奏交的意义最大[96]，毕竟皇帝特旨交办，相对而言，地方承审各官必须谨慎对待。因此，采取何种手段使自己的控告能够奏交，实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状词中牵告与诬告都察院等是否奏交、咨交，主要取决于状词的内容。正如前文所述，除人命案例行奏交外，其他奏交的案件中多有贪赃枉法、重征勒收等内容。但细看其状词，有些内容与所控案件有关，但有些内容却看起来关系不大，而是将牵告其中，引起官员与皇帝的重视。 牵告就是将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也牵连控告。例如嘉庆四年，湖北民人黄正邦在步军统领衙门控告陕西巡抚秦承恩“将伊以疯病监禁”，同时状告白河知县冒支钱粮、科派加税。本来黄正邦于乾隆五十八年在热河向乾隆皇帝控告陕西白河县有“白莲教徒柯进元邀伊入教”，当时交由秦承恩查办。秦承恩后来反将黄正邦监禁，黄正邦因此京控。京控告状的理由除了认为秦承恩审理不当以外，同时牵告白河知县“冒支科派”。此案奏交后，皇帝特别批示：“况当军兴之际，该县如果有冒支科派等事，尤为有干法纪，不可不严行查究”[97]。皇帝之所以关注此案，是因为涉及地方官“冒支科派”。在奏交的各类案件中，牵告官吏贪赃枉法、科派勒折等情况的案件比比皆是。还有人则将道听途说之言一并牵告。例如，嘉庆十六年三月，罗牛氏叩阍，状告其兄弟谋害其夫。她同时说“至我呈内所告王镇刚杀死黄氏丈夫，并未问罪，反将黄氏监禁，此事本与我无干，因黄氏同在四川监狱中听得他说，我所以一并牵告”[98]。 对于官府来说，有时对于牵告的内容更为重视。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直隶沧州民人王大有在步军统领衙门呈控张自明“殴伤伊父王其祥身死、贿买顶凶”一案。同时“首出彭姓等盐店私卖给湖北三帮粮船盐一万八千余担”这件事。皇帝谕令直隶总督与长芦盐政查办此案外。同时寄信给漕运总督要求调查是否有“粮船夹带私盐”之事[99]。 除明确牵告他事、他人外，还有人因为在地方诉讼不利，故以另外的缘由来京控告，其目的是转移视线，给地方原审官员制造压力，或是希望另委官员审理。例如，嘉庆十八年（1813）七月，盐商童有清到步军统领衙门呈控两淮总商鲍有恒“于奏准预提己巳纲引，从中舞弊，改为分提甲丙纲引，以致众商赔累等情”，并称“历控总督、运使各衙门，总未办结”。皇帝下旨要求两江总督百龄回奏“曾否在百龄处呈控”[100]。八月，百龄回奏说童有清因与童友椿互争家产，后经讯明，童有清“索诈不遂，讯系虚诬”，此案已经由百龄批结。皇帝认为两案“绝不相蒙，无所用其回避”，此案仍交由百龄审讯办理。皇帝特别要求百龄“如讯明童有清只系牵列旧案，讹诈不实，自当治以应得之罪”[101]。 诬告就是颠倒事实。嘉庆十三年（1808），河间县生员夏文典在都察院控告知县“纵役抢夺、捏禀陷害”。后经军机大臣审实，系刁民“纠众拒官、殴伤差役”[102]。后来钦差大臣审讯时，夏文典则辩称“并未在场目击，因伊父兄忽被牵连，不暇细访，遂来京沥诉”[103]。 法律本来对于诬告有严格的规定，“照所诬加等治罪”不过，实际上对于诬告的处罚力度有限。嘉庆十三年（1808）正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莫晋上奏“申明定例、严惩诬告”一折，受到嘉庆皇帝的赞许，根据莫晋的上奏，皇帝对于“诬告不休”的现状进行了分析。 近来外省风气遇有诬控案件，虽将其险诈情形，审讯得实，多不肯按律惩办。推原其故，总缘地方官于控案事实，未能平情确讯，因而为调停迁就之计。不惟不能加等问拟，且曲为之说。或以为误听人方，或以为到案旋即供明，从而末减。以致刁恶衿棍，视为得计，讹诈平民，挟制官长，讼狱日繁，大半由此。嗣后大小执法衙门，务当简孚狱讼，于两造曲直，无令稍有隐抑。其架词诬告、或诬轻为重、轻实重虚者，均照本律加等治罪，不得权词开脱，从宽改拟。若原告脱逃、及案未结而越诉者，亦均照定例办理，以警诬罔而省拖累。然此仍不过于讦讼之后、遏止其流之一法。若清理讼源，则在地方官公正廉明，勤于听断。凡闾阎一切户婚田土之事，均令曲直分明，各得其理。即险诈之徒，亦无从生心构衅。即如山东省前此来京控案甚多。自吉纶到任后，提审并饬属审结积案七百余件，近日该省已控案寥寥，即其明验。直省督抚、果能各率所属，虚衷以平案牍，冤抑者立时昭雪。诪张为幻者，按律惩治。并严拏讼师，毋使播惑乡愚。断无舍近求远、来京妄诉之理。由是词讼日省，革薄还淳，以端人心，以励风俗。朕实厚望焉。[104] 由于地方官在审案时，对于控案事实不能“平情确讯”，判决也只能调停迁就，所以难以认定诬告，或者为了使两造输服，故对诬告者不加问拟，或者末减罪刑。这反而使助长了诬告行为。嘉庆皇帝认为只要地方官“公正廉明、勤于听断”，民众就不会舍近求远、来京妄诉。 有些诬告者的目的是为了讹诈他人。嘉庆八年（1803）七月，山东荷泽县捐职从九品武勇靖在步军统领衙门控告江宁布政使康基田在前任江南总河任内短发其银两，此案经两江总督陈大文审理，认为武勇靖“节尽虚诬”[105]，按例以诬告罪发往黑龙江。武勇靖遇赦释回后，改名“武泳清”，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又来京诬控，讹诈他人。而且向被讹诈者写信自称“武老泳视黑龙江为故土，不怕告虚反坐”。皇帝认为“其刁健横肆。尤出情理之外”，遂将刑部所拟“斩候”，改为“绞立决”[106]。 诬告不仅包括案情，亦有虚诬官府不为究办而京控的情况。例如，嘉庆十年（1805）闰六月，有江西义宁州民人徐建栢在步军统领衙门告状。徐建栢呈告说本年六月三日曾在两江总督处告状，总督铁保将此案批令江西臬司查办，但臬司并不究办，因此前来京控。不过，步军统领禄康发现，六月三日离京控日仅有五十天，根据路程，徐建栢“自系于总督批示后，即行赴京控告，并未回至江西候审”，同时谎称江西臬司并不究办而直接来京控告[107]。 2. 重复控告与翻控嘉庆五年（1800），盛京的杨和春派遣倪顺来京控告，皇帝降旨由盛京刑部侍郎瑚图灵阿审办，此案经瑚图灵阿审明，“所控全虚，将杨和春问拟军罪”，正在刑部核拟之时，杨和春又遣家人赵禄以“以盛京刑部衙门所讯供词有妆点改饰情弊”，赴京陈告。为了“服杨和春之心”，皇帝再次下旨将此案将交由盛京将军晋昌与奉天府尹穆克登额审理。重复控告的目的希望皇帝另委官员审理。嘉庆十三年（1808），直隶河间县发生“殴差辱官”一案，结果涉案者主谋不断地派人京控，以混淆视听[108]。嘉庆十七年（1812）七月二十五日，有直隶人徐慎庭来步军统领衙门为其伯父与堂兄申冤，二十七日，其堂嫂徐黄氏又来都察院京控[109]。 在嘉庆朝，对于京控已结之案翻控的情况屡见不鲜。嘉庆十一年（1806）六月，山东即墨县民妇盛姜氏同侄盛德馨以其祖成中节与人斗殴身死、地方官府贿逼结案一事到都察院控告[110]，皇帝下旨将此案交与正在山东审案的钦差大臣托津、广兴审理奏结。到了嘉庆十四年（1809）七月，盛姜氏等又来京具控，皇帝下旨将此案交由山东巡抚吉纶审理，谕旨中特别强调： 如果从前勘断不公，该氏等有负屈情事，自应立予平反。倘该氏等妇女无知，自恃年老，妄行渎诉，并或地方讼棍从中唆使，因广兴获罪，辄将已结之案希图翻控，尤不可不严加惩办，以儆刁风。吉纶务当秉公核实，彻底讯明，详晰具奏。[111] 广兴因为在河南、山东审理京控案件时受贿额度巨大，于嘉庆十四年正月被处以极刑。盛姜氏来京翻控，可能有“负屈情事”，但也可能因为当时的审判官员获罪，所以将已结之案希图翻控。 3. 激迫之辞嘉庆十一年（1806）六月，正定县生员王之选等人到都察院控告本县勒折车马、草料等事，状词有“现在吏役增至二千余名，勒索滋扰，兼之连年荒歉，穷蹙难堪，将来不测，实因偪兴，恐致绝处生变”等语。嘉庆皇帝认为状词中写有这些话语，实属谬妄。他指出：“该生员民人等近依畿辅，均应明晓大义，即使地方官苛敛病民，一经申诉，无不立为查办，何至出此激迫之辞”[112]。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影响深远。嘉庆皇帝自己就认为“即如邪教起事之初，皆以官逼民反为词，若地方官平日勤求民隐，化导有方，何至激而生变”，这些反乱“初皆地方官失于教养所致”[113]。因此，任何可能发生民变的苗头，都会受到皇帝的重视。在清代京控奏交之案中，多有关于教匪的内容，就说明都察院等部门对于此类案件不敢忽视。王之选的呈词中出现“恐致绝处生变”等激迫之词，在皇帝看来，颇有挟制之意，是妖言惑众，应当严惩。但从原告的角度来说，能够触动皇帝，实际上也就达到了目的。 4. 呈词封固嘉庆四年（1799）六月，为了广开言路，嘉庆皇帝曾下旨规定，遇有奏事者自行缄封的奏章，军机大臣及各部院官员等“即应将原封呈览，不许私自拆阅”，目的是为了“杜壅蔽而昭慎密”[114]。但到嘉庆四年十一月，由于候补捐纳微员以及平民等纷纷具奏投递，而内容又常与“公事毫無禆益”，于是下旨要求“不得妄行封奏”，但并未完全禁止平民封章奏事[115]。 不过，有的京控者却利用了这个漏洞，将“呈词封固”，以直达御前。嘉庆十七年（1812）十一月，安徽民人夏松遣其子夏以粹将呈词缄封，投递于都察院。都察院官员不敢拆封，原封入奏。皇帝对于这种“挟制投递衙门不敢拆阅”的行为十分震怒，要求安徽巡抚在定案时，如果所控得实，也要将原告按律治罪。如果所控为虚，则要加倍治罪[116]。此事发生的第二天（十一月初三日），嘉庆皇帝要求刑部核议，拟定条例，严禁“呈词封固”。认为这种行为“较之道旁叩阍、冲突仪仗者，其情节尤为可恶”。随后刑部议奏条例规定，如果“呈词封固”，必须开略情节。如果“如所开略节与原呈相符。而所告又得实者，照冲突仪仗妄行奏诉例加一等。发边远充军”，就是说这种行为较叩阍处罚更重。如果所控为虚，则依应得之罪加重处罚，“如系应拟笞杖枷号徒罪者，即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如果“不肯开具控情略节，即行掷还”[117]。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皇帝又对刑部议奏的条例提出修改建议： 嘉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内阁奉上谕，御史常文等奏请申禁庶民呈递封章、以师画一一折。朕前因近日人情险诈，每以琐屑讼案，封词投递，挟制官员代为陈奏。特降谕旨严行饬禁，令刑部分别定罪，以惩刁风。刑部于议奏条例内，有“令本人将呈控事件开具略节、一并进呈，如接收官员不为具奏，照应奏不奏例议处”一节，所议本未允协。国家定制，臣工奏牍，或露章上达，或密封进呈，原为职应言事者而设。至小民身有冤抑，分当具呈控诉，听候审办。内外大小衙门，法制相维，何敢不为申理。若寻常词讼，皆欲直达朕前。或妄议建言，希荣干进。此等狡黠之徒，必应严罚示惩。所谓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也。今若令其开具略节，即为呈递。奸民巧诈百出，其所开略节，未必皆与封词符合，接受官无从查考。转致案无钜细，悉以上闻，仍不足以杜刁顽而清讼狱。著申谕文武台谏各员，嗣后如有民人呈递封章者。接收之员。一面将所递封章具奏，一面即将该犯锁拏，先行送交刑部押禁，附于折内陈明。朕查阅封章，核其案情轻重，或即照封递呈词新例治罪，或词语悖谬再加等治罪，交刑部分别惩办。所有刑部前议开呈略节一条，著即删除。[118] 皇帝认为如果“奸民”“所开略节，未必皆与封词符合”，接收的官员无法查考，也会造成“案无钜细，悉以上闻”，所以要求文、武及监察官员，如果有民人呈递封章，一面将封章具奏，一面将呈递者送交刑部押禁。皇帝查阅封章后，再根据案情轻重，或按刑部制定的新例[119]治罪，或加等治罪。刑部提出的“开呈略节”一条，则被删除。 “开呈略节”虽然是一条短命的条例，不过，京控者却迅速知道了这一新例。就是这一条例废除的当天，山东民人韩万全投递封章时，就“开呈略节”。皇帝对此甚感奇怪，要求刑部查清此事[120]。 虽然刑部制定了新条例严惩“呈词封固”，但仍然无法禁绝这种行为。嘉庆十九年（1814）十二月，步军统领衙门收到山东提塘送到书信一封，“内系山东历程县捐职从九品黄国安控告该县知县冯春晖勒折浮收折底一件”，“恳求转奏，封固进呈”。皇帝看过折稿，认为这种事件“或在本省上司处具控，或于在京各衙门具控，均例所不禁。乃缮写折底，并摭拾浮词妄言国政，实属不安本分”，认为即使所控属实，“仍将黄国安照例治以应得之罪”[121]。 5. 附录书证、物证嘉庆四年（1799）六月，四川纳溪县民丁克玉来到都察院吴控知县刘人龙“苛派夫价、勒领借谷及蠧役毙命”，同时“俱有印票、印簿为据”。所以皇帝说“所控谅非无因，必当严行究讯”。同时皇帝也提出疑问：“况丁克玉并非在官吏役，何以县印摊捐收发总簿为伊所得。是该县之诸事废驰，书吏之舞弊，即此可见”。就是因为原告携带了文书证据，皇帝对于案情及地方政情迅速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嘉庆四年十月，有河南信阳州人胡重三来至京城，准备状告该州头役、家人、书吏等隐匿宽免钱粮的谕旨，肆意征收。结果被步军统领衙门盘获，搜出告状的呈词以及作为证据的告示、串票等[122]。嘉庆十七年（1812）四月，江都县生员陈兆严在都察院京控，呈录了抄写的原审案卷[123]。 嘉庆八年（1803）二月，云南民人张鼎叩阍呈递状词，状告地方乡约、盐书、秤手等向盐中搀和沙土、缺斤短两。张鼎随身还携带在当地的盐样，呈给会审的军机大臣与刑部官员[124]。 6.老幼妇女状告传统中国法律对于老、幼、废、疾、妇女及工匠、乐户等类人实行赎刑，体现了“悯老恤幼，矜不成人，宽妇女而贷贱役也”[125]的基本原则。虽然法律限制这类人群参与诉讼，但并非完全禁止[126]，因此这种优待原则有时也被滥用到京控之中。 嘉庆五年（1800），江西民人黄学万在步军统领衙门控告其父兄被县里无辜监弊，此案交由两江总督费淳审理。在上谕中，皇帝特别提到：“现在具控之黄学万年仅十四，因伊父、伊兄俱各监毙，在本省不能伸诉，奉伊母命来京控告，自有冤抑情事，决非虚捏。”[127]就是说幼者奉母命前来上控，皇帝就认为这一定是有冤抑。嘉庆十年（1805）洪明宜盛京叩阍案中，洪明宜说自己年八十岁[128]，这也符合律例中规定的可以收赎的“老”的年龄。 嘉庆十五年（1810），山东民妇张杨氏在道旁叩阍，呈控其子在县狱中身死不明。此前，张杨氏曾三次来步军统领衙门京控，均经山东省审明，“照妄诉律治罪”，但因系妇女，得以收赎。为了限制这种叠次翻控的行为，皇帝谕令：“嗣后如遇妇女叩阍审属虚诬者”，即治以应得之罪，不准收赎，以免恃妇翻控，遂成定例[129]。但此例仅对叩阍者而言，妇女到都察院等衙门京控仍然可以按例收赎。 7. 叩阍“叩阍”是向皇帝直接陈述。叩阍者除申冤外，亦有求賞、上书而叩阍的情况[130]。与一般的到都察院等衙门的“京控”不同，叩阍申告，无论是否属实，叩阍者均按冲突仪杖治罪[131]。 与乾隆皇帝相比，嘉庆皇帝很少出巡，所以嘉庆朝叩阍的情况并不很多。不过，由于叩阍后，无论是人命重案，还是户婚田土细事，多由军机大臣问讯，或交刑部、或特交督抚审理[132]。所以有机会的话，许多人也是不计后果而叩阍。嘉庆十年，皇帝巡幸陪都，“山海关外跸路经过地方道旁叩阍呈诉者不一而足”[133]。嘉庆十六年春，皇帝恭谒西陵、巡幸五台山，沿路叩阍者达12人之多[134]。 清代中期，旗人叩阍的情况尤多。这固然与旗人与皇帝之间存在着主子与奴才之间关系，也与旗人叩阍处罚较民人为轻有关。嘉庆十四年六月，镶蓝旗满洲已革护军德升保因为生活艰难，于是叩阍，“要求见主子，想讨个差使”。军机大臣庆桂经过讯问后，认为“德升保合依冲突仪仗，杖一百，发边充军。例杖一百，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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