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陶汉墓墓主考辩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2:11:06 中国文物信息网 刘 瑞 参加讨论
 墓内西回廊（北-南）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度，多年来持续的西汉诸侯王陵墓考古发现，总是在不断加强着人们心目中大汉帝国的各种形象。最近，在山东省定陶县马集镇大李家村西北约2000米发掘的一座大型汉墓（下简称“定陶汉墓”），就以其空前规格的黄肠题凑，再一次把我们成功地拉回到对汉代强盛景象的想象之中。 目前，有关该墓发掘的基本情况，《中国文物报》已进行了及时报道，使我们能较全面的了解到这座罕见墓葬的各种信息——包括大家对大型墓葬发掘后所必然关注的墓主问题，发掘者已给出了甚为具体的推测——“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该墓葬年代约属西汉晚期”，“从墓葬所处地望并结合文献记载，该墓葬墓主人应属于西汉晚期的定陶王墓，最大可能性是第一代定陶王刘康的墓葬。” 就以西汉诸侯王陵墓为代表的大型墓葬发掘而言，虽我们对亲历发掘者的各种认识，总是一直给予足够的尊重和重视，但对含墓主为谁的有关墓葬问题的讨论，却也一直层出不穷——这常常被作为考古学拥有足够活力与魅力的表现加以介绍。就定陶汉墓而言，因其“随葬文物被盗一空”，要给墓葬做出准确认识——无论是墓葬时代还是墓主为谁，就无疑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在阅读该墓的有关报导后，我对该墓的墓主等问题，就有了如下一些鄙陋的意见，提出来，供贤达一唏。 一、墓葬时代能否确定？ 要确定墓葬的墓主为谁，我们需先能确定墓葬所处的大体时代——当然像出土文字表明墓主为谁且墓主还文献有载，那其所在墓葬的时代也就不言而自明。从定陶汉墓报导看，因该墓“随葬文物被盗一空”，也就使我们再也无法根据出土遗物这一长期以来进行墓葬断代的基本材料，进行其大体时代的判断。这样一来，对这座墓葬，我们即使要给其一个较明确的时代认识，可能都会有较大的困难。 首先，在发掘之后，这座墓葬中我们所能看到的，除了“被撬开的漆棺之外”就是“各墓室墓门门轴上还残存部分铜质构件”。而无论是“保存完整”的“墓葬结构”，还是这些残存的“铜质构件”，在历来的汉墓发掘中，还似乎从没有成为过进行墓葬断代的主要依据。 对我们来说，虽已发现了多座西汉的黄肠题凑墓葬，但不仅每座西汉黄肠题凑的结构都有不同，而且就是像已出土多座黄肠题凑墓的长沙、北京等地，其一地发现的有关黄肠题凑的格局之间也都有差异。与此同时，现有各黄肠题凑墓的所处时代和空间差异也都很大，我们似乎并不能从既有的黄肠题凑墓考古资料中，成功的总结出几条单从黄肠题凑外形和结构上，就可开展断代的规律性知识，然后拿它来给一座新发现的黄肠题凑进行准确定时。因此，特别是在定陶汉墓作为“我国目前所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保存最好的‘黄肠题凑’墓葬”的情况下，其空前的黄肠题凑，很难成为据其它黄肠题凑墓葬时代进行时代判定的依据——虽在特定条件如地域性特征等等情况下，墓葬结构对判断墓葬时代确实有一定辅助意义。 当然，该墓的“门轴上还残存部分铜质构件”，自然也应被纳入该墓的断代依据之中。但就现有的汉墓分期而言，我们过去所建立并至今一直使用的，乃是在对陶器、钱币等遗物分期基础上形成的断代标尺。像门轴上铜质构件此等的金属遗物，似乎也还从未进入过既有的断代标尺。自然，这些残存的铜质构件，也就很难成为该墓断代的主要依据。 于是，从上述分析看，既然保持完好黄肠题凑的墓葬结构、残存的铜质构件都不能成为该墓的断代凭借，那在墓葬随葬品被盗一空情况下，要想给它一个具体的时代认识，在我看来应该相当困难。当然，上述这些问题也许早已被发掘者认识，并做出了墓葬为“西汉晚期”的判定，其自然有具体理由。不过，在发掘者将判定理由完整公布前，我自己还是不能贸然的对其信从无疑——在“从墓室结构初步判断”、“从墓葬所处地望并结合文献记载”这样简单阐释外，我们当然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判定信息。 二、会不会是梁国的诸侯王陵？ 该墓虽随葬品被盗一空，但就考古收获而言，其实可资讨论的考古遗物却还是有那么一些，它们或许对墓葬的断代会有所帮助。比方说，在墓葬发掘中，在墓顶上发现了1.3万块“绝大多数砖上面有文字”的封顶用砖，“文字有朱书、墨书、刻写、戳印四种形式，还有刻划符号等等。初步观察，墓砖上文字内容绝大部分是人名，另有少量如‘山阳昌邑、焬里’等地名以及数字。”目前仅公布的“山阳昌邑、焬里”文字，或许就是一条重要线索。 据《汉书·地理志》，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别为郡”，有县二十三，其郡治即为昌邑。不过，“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更山阳为昌邑国”。《水经·济水注》“武帝天汉四年，更为昌邑国，以封昌邑王髆。贺废国除（公元前86年），以为山阳郡”。于是，从“山阳”和“昌邑”一起出现的情况看，“山阳昌邑”的出现时间，就存在景帝中六年至武帝天汉四年的山阳国时期、昌邑国国除后山阳郡时期、或者景帝中六年之前山阳郡为梁国属郡时期等三种可能。即，将昌邑国时间排除在外。自然，定陶大墓的时代，也就大体可从上述时间范围中进行进一步的寻找和确定。 据文献，定陶汉墓发掘所在定陶，在汉属济阴郡，《汉书·地理志》“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有县九，郡治即为定陶。而定陶成为诸侯国治的时间，大体有二：1、甘露二年正月（公元前52年），宣帝将济阴郡封给儿子刘嚣，建立定陶国。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定陶王改封楚王，定陶国复为济阴郡，持续不到4年。2、河平四年四月（公元前25年），成帝将自己兄弟，也就是原山阳王刘康迁徙到济阴郡封为定陶王，到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哀帝将定陶王刘景徙封信都王，定陶国再复为济阴郡，持续约20年左右。 从山阳国和定陶国的受封情况看，它们的统治都仅是一郡之地，不仅山阳国没有管辖过定陶，而定陶国也不可能下辖到山阳郡的郡治昌邑。因此从沿革讲，在定陶发现的诸侯王级别墓葬中，居然出现了山阳郡郡治昌邑的文字内容，就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 目前，我们还几乎不知道1.3万块砖上究竟还有哪些具体内容的文字，无法确定相关文字的性质，因此还不能做出太多的判定。但从以往西汉诸侯王墓的考古发现看，虽像在满城汉墓出现过“柳市买”的外地购置商品用青铜器的情况，但就墓葬营建而言，目前还只能暂且“默认”诸侯王陵大体应是本国下辖吏民所建（如将来通过完整公布这批定陶汉墓的文字内容，表明西汉时期已有外地工匠参加本地诸侯王陵营建的情况存在，那无疑对于很多在诸侯王陵研究中悬而未决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还只能暂且以本地工匠营建为基础开展讨论）。 因此考虑到上述这个情况，实际上定陶汉墓的时代，就可能要比现认识会早出好多。即，要在定陶出现由山阳郡昌邑人来参修的陵墓，那定陶和昌邑就首先应归属于同一诸侯王的统治范围。而如是，从前述文献梳理看，此墓葬为梁的可能性则明显最大——这当然是一个需公布更多文字材料来进一步阐发或否定的意见。 据《史记·彭越列传》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定陶是梁国国都。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史记·高帝本纪》载“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罢东郡，颇益梁”（《汉书·高帝纪》），梁国范围大为扩张。据《史记·吕太后本纪》，到吕后七年（公元前181年）“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但到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即被朱虚侯章“杀之郎中府吏舍厕中。”此后，《史记·孝文本纪》载，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子揖为梁王”，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夏六月，梁王揖薨。”次年（公元前168年）《史记·梁孝王本纪》载，文帝即“徙淮阳王武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水经·渠水注》“汉文帝封孝王于梁，孝王以土地下湿，东都睢阳，又改曰梁，自是置县。” 因此，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开始，除吕后八年吕产被杀到文帝二年刘辑受封间等很短时间外，定陶一直都是梁国首都，直到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刘武为梁王才徙都于睢阳。因此，我们在考虑定陶地区诸侯王陵的时候，在定陶发现这段长达的34年左右时间中的梁国王陵的可能性，也应得到足够重视——特别是在墓葬时代在我看来还难以确切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既然山阳郡郡治昌邑的名字出现在了定陶发现的诸侯王陵中，那这座王陵作为梁国王陵的可能性就已相当的大。而如果考虑到梁国历任诸侯王的历史，在定陶去世的刘辑和之前被徙走的刘辉的可能性，明显要比彭越和吕产多了不少。 此外，从区位看，定陶除了前述一系列统属关系变化外，其实还有一些需要说明，那就是定陶本身其实还是西汉王朝的建立之地——《史记·叔孙通列传》载“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此后才有刘邦定都于关中。而《史记·货值列传》讲“陶、睢阳亦一都会也”（陶，即定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定陶是关东地区一处非常重要的经济中心。因此在有了上述这种独特的政治地位、更有了庞大经济基础的支撑情况下，在定陶作为梁国首都的期间，完全有实力去营建一座规模庞大的诸侯王陵。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规模庞大的西汉诸侯王陵的时代，几乎都集中在西汉早期或西汉中期的偏早阶段，而在西汉中后期建造的诸侯王陵规模，则一般都相对要小了很多。因此，在看到定陶发掘的这座墓葬，居然有空前规模黄肠题凑报导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就是它会不会是一座早期的梁国王陵？ 而且，虽发掘后的定陶汉墓黄肠题凑的规格目前为最大，但实际现知的一些诸侯王陵规格明显要大出此墓不少。如位于山东章丘市枣园镇洛庄村西的洛庄汉墓，封土边长约200米，原封土高达20余米。而位于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的大武齐王墓，封土底部略呈圆形，直径更达约250米，残高尚有24米。因此无论是定陶汉墓的封土规格，还是其“墓圹近方形，边长28.3米”的墓葬规格，明显都较之前两墓小了很多——当然从总体上定陶汉墓规格在现知西汉土石坑诸侯王陵中依然处于前列——前述二墓的时代均为诸侯王陵规格一般甚大的西汉早期。 三、会不会是济阴国的诸侯王陵？ 在梁孝王将都城从定陶迁走之后，《史记·孝景本纪》载，到景帝中六年（公元前144年），“四月，梁孝王、城阳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为济川王，子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梁分为五。”梁孝王“子不识为济阴王”，定陶再次成为了诸侯国的都城所在。不过这次定陶却随着济阴王的很快去世，使其作为王都的时间非常短暂。虽《汉书·文三王传》载“济阴哀王不识立一年薨。亡子，国除”，但从《汉书·天文志》载“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城阳王、济阴王死”的情况看，济阴王的实际在位时间，也就大体只有一月左右。此后济阴国“国除，地入于汉，为济阴郡”（《史记·梁孝王世家》）。 因此，考虑到济阴国王刘不识在位时间非常短暂，济阴国刚受封不久既除国为郡，在定陶大墓空前规格的情况下，我认为从目前报导资料看，其作为济阴国王陵的可能性应基本上并不存在——发掘者也早已将其排除出去——虽我们并没有看到其排除的具体原因。 四、会不会是第一定陶国的诸侯王陵？ 在作为汉郡90余年后，《汉书·宣帝纪》载，到公元前52年，即“（宣帝甘露）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嚣为定陶王。”但据《汉书·宣元六王传》，“楚孝王嚣，甘露二年立为定陶王，三年徙楚”，其作定陶王的时间仅有三年。虽《汉书·诸侯王表》记载于此略异，讲其“十月乙亥，立为定陶王，四年，徙楚，二十八年薨”，认为其作定陶王为四年。但不管如何，即使以四年计，大体到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刘嚣就已改封楚王，定陶国除国为济阴郡。 这样，同样考虑到定陶国王刘嚣在位时间较短，而定陶大墓又拥有空前的规格，那从目前的报道资料看，其作为第一定陶国王陵的可能性应基本上并不存在——这还不说第一定陶王的诸侯王刘嚣，其在徙为楚王后肯定应在去世后将被埋到楚王陵中。 五、会不会是第二定陶国第二定陶王刘欣的未用寿陵？ 据《汉书·宣元六王传》，在第一定陶国除国后大约25年，到成帝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成帝将原来的山阳王刘康迁徙到济阴郡，封定陶王，“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为济阳王。八年，徙为山阳王。八年，徙定陶。”成帝阳朔二年左右（公元前23年），共王康去世。之后其子刘欣在次年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嗣位为王。但到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欣被奉为成帝太子，于第二年成帝去世后即位——即文献所载汉哀帝。即《汉书·诸侯王表》所载“阳朔三年，王欣嗣。十四年，绥和元年，为皇太子。”而在刘欣立太子后月余，成帝将楚孝王孙刘景封定陶王，三年后也就是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哀帝将刘景徙封为信都王，定陶国除国。《汉书·诸侯王表》讲“绥和元年十一月壬子，王景以孝王孙立为定陶王，奉恭王后。三年，建平二年，徙信都”。第二定陶国的持续时间约20年左右，其中共王刘康在位3年，哀帝刘欣在位14年，刘景则在位3年。目前，发掘者判定的墓主即为第二定陶国的首位诸侯王共王刘康。 按照汉代制度，天子一般是在即位后次年开始营建寿陵。由于目前我们并没有西汉诸侯王开始营建诸侯王陵时间的文件记载，因此只能大体按诸侯王制拟天子的情况推断，诸侯王陵的营建，大约也应在诸侯王的即位后不久。 从现有诸侯王陵的考古发现看，诸侯王陵的营建规模，一般上说，既与诸侯王陵的营建时间长短有关，也与诸侯国的经济实力、诸侯王与天子的关系密切与否有直接关系。从第二定陶国的历史看，共王刘康不仅为首封之王，而且其在即位前就深得元帝喜爱，“定陶共王爱幸，几代太子”（《汉书·王商传》）。而即使是在成帝即位后，其与成帝也兄弟情深，“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汉书·元后传》）。因此发掘者可能从定陶汉墓规模空前的黄肠题凑规格考虑出发，将墓主断定为刘康——这自然有着明显的道理。不过，从时间看，刘康的在位时间其实和刘嚣的时间基本相当，因此我们还很难在空无一物的情况下，定墓主为刘康而否定刘嚣——他们不仅级别相同，而且还拥有同等的可能造墓时间。 除共王刘康之外，后成为哀帝的刘欣，在定陶王大位的时间长达14年，是第二定陶国最长的一位诸侯王，且一直为成帝所喜爱，“贤定陶王，数称其材”（《汉书·哀帝纪》），并最终入嗣大统，成为汉之天子。因此按预修寿陵制度，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刘欣其实更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自己修一座庞大规格的寿陵——现墓中空无一物的情况，除可能是被盗之外，同样也存在仅为寿陵还并未入葬的可能——在大型墓葬中像这座墓随葬品完全一空的情况过去似乎还极少发现——我们当然不能排除其为未用的空陵的可能（其实考虑到预修寿陵情况的存在，每个在定陶做过诸侯王的人，其实都有成为定陶汉墓墓主的可能）。因此，如果不考虑前述“山阳昌邑”砖文的有关情况，那定陶汉墓作为后来为哀帝、当时为定陶王刘欣寿陵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明显要比共王刘康大上不少。 而至于第二定陶国的最后一位定陶王刘景，虽来去匆匆，但在位时间也与前述的刘嚣、刘康等相当，因而定陶汉墓墓主为刘景的可能性，在既然刘康可能为墓主的情况下，那么其自然也同样可能为墓主——虽他与天子的关系明显要较前二人浅了许多。 当然，在定陶汉墓中发现了“被撬开的漆棺”，似表明墓中曾葬过去世的诸侯王，并非是修而未用的空墓。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启用过墓葬的话，那从前述文献梳理看，在定陶地区西汉诸侯王的名单中，可成为定陶汉墓墓主的候选人，已可大为减少。不过，事实上由于诸侯王夫人完全可拥有与诸侯王同等规格甚至规格更大的墓葬，因此在墓中空无一物的情况下，要确定墓主为谁，在我看来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发掘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何墓主一定就是作为男性的刘康而不会是女性。 六、会不会是“贵震山东”的丁后之墓？ 据《汉书·外戚传》，哀帝之母也就是共王刘康之姬丁氏，在哀帝即位后被奉为太后，其在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去世，当时其子哀帝认为，“帝太后宜起陵恭皇之园”，于是“遣大司马票骑将军明东送葬于定陶，贵震山东”。汉之“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因此从“贵震山东”的表述看，丁后的葬礼在当时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其墓葬规格自然不会太小。不过，就在成帝之后不久，丁后之墓遭到了王莽的破坏。 《汉书·外戚传》：载，丁后墓在大规模的破坏中：“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灭乃得入，烧燔椁中器物”，则墓中器物当已不存；将丁后“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后，墓中自然只能是一座较为普通的木棺，也不会有在西汉诸侯王陵中常见的玉衣片——在被盗诸侯王等级墓中，因个体较小且数量众多，玉衣片是一类最易留存下来反映墓主身份的遗物。也就是说，在被王莽破坏后，丁后墓中只有木棺，无玉衣，陪葬器物不存等等的情况，其实与定陶汉墓发掘所见的情况居然高度一致。 《水经》“东过定陶县南”注记载，“济水又东北迳定陶恭王陵南，汉哀帝父也。……今其坟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南门内夹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谓之丁昭仪墓，又谓之长隧陵。盖所毁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坟墓，事与书违，不甚过毁，未必一如史说也”。因此结合《汉书》的记载，王莽对丁后墓的破坏，大体应主要是将墓中的随葬品清除、去掉玉衣、替换木棺，而墓外的陵园设施的破坏应该并不彻底，因此到北朝时还依然保存者“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的陵园和坟冢。 而从定陶汉墓的发现情况看，其封土在现代地面以上有七、八米，地面以下至汉代地面尚有10.5米，总高大体在18.5米左右，其高大的封土正与前述丁后坟冢北朝时依然“巍然尚秀”的情况一致。 因此，如果定陶汉墓的时代确实是发掘者判定的西汉晚期，那墓主为丁后的可能性，在我看来，要比刘康大了很多。而且，需要说明的是，丁后去世时是以帝太后的身份埋葬，而其丈夫共王刘康去世后是以普通诸侯王埋葬，因此丁后墓在规格上大于刘康墓也就并不奇怪。 从前引文献看，不仅共王刘康有陵园“恭皇之园”，且一直到北朝时期还保持较好，因此《水经注》讲“隅阿相承，列郭数周，面开重门”。于是，在墓中空无一物的情况下，要确定墓葬时代和墓主为何，那进一步去寻找并确定陵园的结构，试掘并获得陵园的建筑材料，用现在断代认识较为明确的建筑材料来进行墓葬的时代判断，并根据陵园内相关墓葬、建筑的规格、布局等来推定墓主为谁，大体也不失是一个较为可行的办法。（刘 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6日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