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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三马”后半生:马步芳与侄女姨太太对骂(3)


    果然,马步芳历年积攒起来的军事血本,经不起解放军痛打。8月26日,兰州回到人民手里。消息传到宁夏,马鸿逵又惊又喜,幸灾乐祸道:“我不相信把你(指马步芳)放不倒!”马鸿逵估计宁夏迟早必失,便在4月开始大量转移财产,在台北、香港和美国购买房产,作流亡的安排。据说马鸿逵转移出来的黄金有7吨半,还有大量珍贵珠宝,由陈纳德帮助,存入美国银行。
    甘肃解放了,宁夏成为下一个目标。解放军希望马鸿逵不要步马步芳后尘,诚心诚意给他提供了多次弃暗投明的机会。傅作义从包头给他打电话,劝他起义;马鸿逵的老部下孟宝山不避艰险来银川,当面转达解放军第十九兵团首长杨得志、李志民关于和平解放宁夏的诚意。兰州解放后,兰州军管会领导韩练成特别派人送来亲笔信,要他认清大势。
    然而马鸿逵始终不相信共产党会宽大处理他这个战犯,仍执迷不悟,发出“打光、烧光、放水”的叫嚣,裹胁部下作困兽之斗。9月1日,他应蒋介石电邀去重庆,临行前把宁夏军政大权交给次子、时任宁夏兵团司令官的马敦静。19日,在马敦静一再拒绝和平解放宁夏的敦促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发起总攻。前后3天时间,马鸿逵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被歼,银川市在风雨交加中迎来了黎明。
    马鸿逵让部下替他拼命,却舍不得让儿子陪葬,解放军向银川发起总攻时,马敦静便乘飞机逃到了重庆。父子密室交谈,相对而泣。当晚,他们用电台和宁夏联系。报话机中传来一位少将处长的声音:“阿匐(指将领)们都来着哩!满拉(指士兵)们都散了。”
    马鸿逵焦急地说:“你叫他们来说话。”但是,没有一个接话。据当时随侍在侧的马鸿逵侄孙马振宇后来回忆:“这时马鸿逵背转身来仰面惨笑,在场的人均感到毛骨悚然。”
    宁夏解放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9月中旬,在宁夏军政当局决定和平起义之前,马鸿逵向蒋介石的专机组要了一架运输机,飞抵银川机场来接高级军官的家属,被参加和平解放宁夏的十一军军长马光宗扣留,移交给接管银川市的解放军。驻守机场的解放军某连队指战员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真飞机,他们怕它飞跑了,就用绳子把机翼像包装托运大件一样捆扎起来,另用一根绳子一头套着机身,一头挂在大树上。他们以为飞机翅膀绑着、机身挂在大树上,它再有本领也飞不动了。
    驾驶这架飞机的正驾驶员叫毛昭宇,他是国民党空军司令毛邦初的侄子,又是蒋介石前妻毛氏的亲戚,所以国民党方面对飞机和机组人员的安全十分关心。但不几天重庆方面就得到消息,说飞机已安全逃到了汉中机场。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毛昭宇对守卫机场的解放军说:“飞机要定时发动,长时间停着要坏的,你们可以派人同我一起上飞机看守着,我把它发动一阵就下来。”连长认为他是好意,就同意了,并派两名战士押着他上飞机。毛昭宇说:“我一人不行,机组都要上来,各有各的干。”两名连队干部也一同上去。毛昭宇把飞机发动后,立即加大油门,沿着跑道呼啦一下冲上天空,绳子哪能对付这一股力量。飞机爬高到数千米后,毛昭宇接连飞出几个特技动作,机上两名连队干部没有经受过飞行训练,在舱内不知所措,已无力制止敌人了。
    宁夏解放后,马鸿逵躲在重庆歌乐山下的连家花园里,好多天称病不出。有一天中午,连家花园乃至小镇的里外都突然戒备森严,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蓝衣社特务们,如临大敌。不多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乘车先到,即率警卫人员进花园里和住宅内布哨。接着又是一串高级小轿车鱼贯而至,下车的是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
    最后是一辆黑色林肯牌防弹加长轿车飞驰直接驶进花园大门,走下车的蒋经国和钱大钧二人。这时俞济时请马鸿逵把自己的警卫人员撤走。又过了一会儿,五辆一式黑色林肯牌防弹长腰豪华座车缓缓开进连家花园,第一、二、三、五辆车为随从和特工人员,从第四辆车上先走出花白头发的阎锡山,接着出来的是蒋介石。蒋、阎二人没有走向客厅,而直接步入马鸿逵的卧室,原来是蒋介石和阎锡山来“探病”了。
    蒋介石进入马的住房后,肥胖不堪的马鸿逵忙爬起身,就势溜下床来,跪地抱住蒋介石的腿,连哭带泣地说:“我对不起总裁,对不起党国……”蒋介石俯身拉搀,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阎锡山则仍旧打哈哈:“没啥,没啥,从头再来。”
    最后,蒋介石当面关照马鸿逵去台湾,且指定要乘中国航空公司或中央航空公司的飞机,不许去找陈纳德。马鸿逵事后慨叹道:“不相信我了,败军之将,鸡犬不如!”
    去台湾之前,马鸿逵曾派部下去广州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骗领宁夏军费,财政部则以宁夏局势不明拒付。马鸿逵又得知宁夏省财政厅科长雷云清从重庆领到一笔行政经费,约现洋5万元,折合黄金约1700两。马鸿逵即以省主席名义将其扣留私吞。另外离开宁夏时带出的黄金400两和9000元银圆券办公费,也被他中饱私囊。
    10月13日,马鸿逵一家在无人送行的凄凉氛围中,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临行前,所有警卫人员的枪械都被机场人员奉令收去。
    这次飞行充满了艰险,令马鸿逵一生难以忘记。马鸿逵以1.7万银圆券从中国航空公司包租一架“空中行宫”式60座客机。当飞到湖北上空时,地面已经解放了,由于解放军用高炮对空射击,飞机只得爬高飞行,飞机颠簸,机身颤动,马鸿逵他们以为飞机被炮火击中,顿时紧张万分,纷纷向主念“讨白”。
    下午2时,飞机降落在广州的白云机场,加油后即欲起飞,机场上待飞的军用飞机有百余架,指挥塔下令军用机先起飞,民用机后起飞。“空中行宫”被迫原地等候,大约在飞机上坐等了1小时左右,大家感到当时是分秒如年。驾驶员比较机灵,抓住了一次军用机起落的空隙,立即把飞机滑向跑道,虽然指挥塔大呼“不准起飞”,但驾驶员佯装听不到,拉起机头飞跑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台湾海峡气候十分恶劣,无法穿过,只好与地面联系就近降落等待。而此时,沿海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机场只有汕头了,飞机便向汕头机场飞去。
    刚刚有了转危为安之感的一行亡命人,不久又紧张起来。他们发现,有两架野马式战斗机在盯着他们乘坐的“空中行宫”。这两架战斗机跟在他们的民用机后飞行,一会儿超过了,一会儿又折回头仍然跟在后方。马鸿逵一行惊慌不已,还以为要击落他们呢,正在坐以待毙、等候末日到来时,机组人员通过通讯联系,向他们作了解释。原来这两架军用机罗盘失灵,就以民机为导航,跟着他们飞往台北,也因气候关系,又同他们一起暂到汕头等待。大家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平安降落在汕头机场上。
    这时天色已是近黄昏了,一行人从距市区15华里的海滨机场乘车到市区附近宾馆住宿。此处没有回民食品,只好出去设法买了面粉回来做揪面片吃。
    大约在午夜1时左右,忽然外面人声嘈杂,装甲车和坦克车轰隆而过。此时,一肩扛少将军衔的军官带着一小队宪兵到宾馆查询。当得知住的是西北军政副长官、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后,又看到马鸿逵身着上将戎装,随行者亦大多扛着将校军阶,也就相信了。
    少将军官不仅没有对他们进行盘查和骚扰,还关心地告诉他们:汕头国军正在撤退,你们必须在拂晓前离开这里,否则安全无人负责。马鸿逵一行顿时又惊慌起来,决定马上到机场去离开,而此时却找不到飞机的驾驶员。原来这位驾驶员跑到城里寻欢作乐去了,不知在哪家酒吧或妓院里,无法找到。他们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女眷们吓得号啕大哭。
    他们在煎熬中一直等了4个小时,驾驶员才醉熏熏地回来,但是驾驶员已经深醉不醒,无法驾驶飞机。此时外边静悄悄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撤退走了。马鸿逵站起来,激动地说:“反正死路一条,碰碰运气吧,请副驾驶员上机吧。”副驾驶员小心翼翼地检查了一下飞机各部分,又试发动了一下,一直折腾到8时许,才算起飞了。
    14日上午11时,马鸿逵一行飞抵台北机场,台湾省主席陈诚、保安司令彭孟缉等大员在机场迎接。马鸿逵先被接到阳明山下省政府招待所住下,不久即连日拜访在台军政要员,其余的人则忙于搬家。
    早在1947年,马鸿逵就在台北古亭区和平西路二段购置了一大片房产。收拾妥当后,马鸿逵、马敦静父子两家住23号,长子马敦厚一家住54号,继母马书城老太太住6号,高级军政部属分住在9号,随从人员们挤住4号,大家尚且相安无事。
    不久,蒋介石也从重庆来到台北,在召见马鸿逵时,问到咸阳战役中马部擅自撤退的原因,语气很不满意。事后马鸿逵了解到这是马步芳、马继援父子抢先在老蒋面前告了他一状,很是气愤。
    后来,马鸿逵在台北的“洪长兴”清真餐厅恰巧和马继援相遇,便上前狠狠地说:“你们说话要讲良心哪,不要血口喷人!”当时,马继援的表哥、原国民党骑五军军长、时任驻澎湖预备军团副司令的马呈祥见他们一老一小短兵相接,怕双方下不来台,赶紧打圆场说:“你老人家不要生气,改日我带少香(马继援字)登门道歉。”
    这个冬天对于马鸿逵来说是难忘的,虽然台北的天气不如宁夏寒冷,但是他却倍感难熬。在1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上,他失去了“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接着,“监察院”里有一些“委员”联名提出对马步芳、马鸿逵的弹劾,要追究他们贻误军机、丢失西北的责任,一时在台湾政坛上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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