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朗嘉宾以后，罗马教廷与蒙古的来往逐渐增多。(22)教廷遣使首次到达元大都是方济各会会士蒙高维诺(Giov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128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遣蒙高维诺前往中国。蒙氏一行先抵波斯，然后经海道在印度登陆，最后由海路到达中国的泉州。1293年蒙氏抵达元大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高规格的接见，被允准在大都传教。蒙哥维诺在京设立教堂三座，收纳信徒达6000余人，足见当时天主教在大都发展之盛。有关他在印度、中国旅行和传教情形，现留有蒙氏东游印度、中国时所写的三封书信，这三封信分别于1292年在印度、1305年1月8日和1306年2月在元大都所写。
蒙高维诺在元大都所写第一封信中，主要谈及他在大都传教及与聂思脱里派冲突情形：
契丹为鞑靼皇帝所辖境域。皇帝之称号曰大汗。余谒见，递呈教皇之国书，请其改奉基督正宗。然彼迷信偶像已深，难挽回也。大汗待基督教徒颇宽厚。二年以来，余皆与之同居。
聂思脱里派徒，名为宗奉基督，而实则远离圣道，其人在东方有权有势。不与同道者，则虽至小教堂，不许建设，稍为异旨之文字，不得刊布也。
东方诸国，自昔圣徒绝迹。余初来此境，受聂派直接虐待，或唆使他人来欺侮余，种种情形，备极惨酷。……
余居此布教，无人辅教，几十一年。前二年始有日耳曼科龙城(Cologne)僧人阿尔奴特(Arnold)来此相助传道。
余于京城汗八里(Cambaliech)筑教堂一所。六年前已竣工，又增设钟楼一所，置三钟焉。自抵此以来，共计受洗者达六千余人。若无上方所叙谗言妨害，则至今受洗者，当有三万余人。来受洗者，至今尚陆续不绝也。
余尝收养幼童一百五十人，其父母皆崇奉异端。幼童年龄，自七岁至十一岁不等。皆毫无教育，亦无信仰。余皆加洗礼，教之以希腊及拉丁文。(23)蒙高维诺在信中还透露了他收养佐治王为信徒，并经他手建造第一座教堂之过程。蒙高维诺希望罗马方面派助理辅佐他，并展示了中国领土之广大，以示传教之前景：
余若有二三同伴在此助理，则至今日大汗必受洗矣！诸君欲来此传教，余则无任欢迎。来此者须具有牺牲个人利益，而以作人仪表为职志者，方可也。
据余所闻，世界王公地之广，人口之庶，财富之富，无有能与大汗陛下比拟者矣。(24)
罗马教廷收到蒙高维诺来自大都的这封信，可以想象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教皇遂一面任命蒙高维诺为大主教，授权他统辖契丹、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高僧，直隶教皇；一面于1307年派遣七名方济各会传教士去襄理蒙高维诺，这七位传教士是：哲拉德(Gerard)、裴莱格林(Peregrine of Castello)、安德鲁(AndFew of Perugia)、尼古拉斯(Nicholas of Bantra or of Apulia)、安德鲁梯斯(Andrutius of Assisi)、赛福斯托德(Ulrich Sayfustordt)、威廉(William of Villeneuve)。这七人只有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鲁三人到达了中国，其他四人在途经印度时病逝。(25)1311年教皇克莱孟五世再增派彼得(Peter)、哲罗姆(Jerome)和托玛斯(Thomas)三人赴中国传教。(26)
蒙高维诺在大都的第二封信中，除了谈及他在大都新建教堂外，还涉及介绍元朝所辖国土：
一千三百零五年，余在大汗宫门前，又建新教堂一所。堂与大汗仅一街之隔。两处相去不过一箭耳。鲁喀龙哥(Lucalong)入彼得(Peter)者，笃信基督圣教。善营商，当余由讨来思起程时，彼即伴余东来。新教堂地基，即彼购置，捐助与余，以礼敬天主。大汗国全境，适合建筑教堂之地址，据余所观，未有过于此者矣。……
第一教堂与第二教堂，皆在城内。两处相距，有二迈耳半，盖汗八里城大，莫与比拟也。余将所收幼童，分为两队。一队在第一教堂，他队则在第二教堂，各自举行祭务。余为两堂住持。每星期轮流至一堂，指导奠祭。盖诸童皆非僧人，不知礼仪也。
东方诸邦，尤以大汗所辖国境，庞大无比，全世界各国，莫与比京。余在大汗廷中有一职位。依规定时间，可入宫内。宫内有余座位，大汗以教皇专使视余，其待余礼貌之崇，在所有诸教官长之上。大汗陛下虽已深知罗马教廷及拉丁诸国情形，然仍渴望诸国有使者来至也。(27)
从蒙高维诺的这两封信中，我们可以获悉以下信息：首先，元朝对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大宗政策宽厚，蒙高维诺在朝廷中甚至拥有很高的官位，这是蒙氏在元大都得以顺利传教的保障。(28)据陈垣先生考证，元也里可温教在朝中可领官位。“教而领之以官，自北齐之昭元寺崇虚局始。”“元制，礼部亦掌僧道，然有宣政院以专掌释教僧徒，秩从一品；有集贤院以兼掌玄门道教，秩从二品；而礼部之掌，遂有名无实。是可见元代对于僧、道之尊崇。顾也里可温之在元，亦为一种有力之宗教，特置崇福司，秩从二品，其阶级盖在宣政之下，而与集贤等也”。(29)元朝包容天主教的政策对改变教廷与蒙古接触之初的恐惧、仇恨心理有一定作用。其次，蒙高维诺在元大都传教，颇受欢迎，创设教堂两座，收纳教徒甚众。从蒙氏二信可知，他所建第一座教堂是在1299年(元大德三年)，它配有一座三口钟的钟楼，这可能是北京最早的钟楼。第二座教堂建于1305年(元大德九年)，当年圣方济各祭日(10月4日)竣工，这座教堂内有可容200人的礼拜堂，屋顶竖有红色的十字架，在城内是一个显目的标志。这座教堂可能是与他一起从印度迈拉布尔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捐助下建成的。(30)据徐苹芳先生考证，蒙高维诺所建的第二座教堂位置可能在元皇城的正北门厚载红门外(今地安门以北)。(31)最后，蒙高维诺在传教过程中，受到基督教另一教派--聂思脱里派的排挤和打击，两派冲突激烈。聂思脱里派系在唐朝时由波斯传入，先于罗马天主教流入中国，其势力明显较大。《马可波罗行记》对其所见聂思脱里派之情形有详细记载，可证聂思脱里派势力在元朝前期显盛于新来的天主教。(32)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整理前清所遗留档案时，发现在北京午门城楼上保存的叙利亚景教前后唱咏歌抄本，即为聂思脱里派在元大都留存的文件。(33)聂思脱里派对罗马天主教来华怀有炉意，故极力排斥，双方势同水火。据张星烺先生考证：“关于景教僧在东方之生活情况，汉文及他亚洲诸国文，皆无记载。吾人仅能于元初西欧东来人士之笔记之中，藉悉略情。然未能尽信。盖元时西欧人东来者，如卢白鲁克、仙拍德、海敦、马哥孛罗、约翰孟德高维奴等，无不攻击聂派也。”证之于约翰柯拉约作于1330年的《大可汗国记》，其中所设“国中小级僧人状况”、“国中聂派叛教者之状况”、“大可汗对基督教徒之恩眷”诸节，言及当时天主教在华之状况，及对聂思脱里派之恶诋(34)，可见厌恶聂思脱里派是方济各会会士的共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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