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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加华]农民的时间感(5)


    上述的这种转变我们在聚峰村人的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如今,钟表在村里已变得非常普及,村民们已习惯了用钟表来把握时间,传统的以太阳或月亮来把握时间的办法已不再应用。一半的村民被政府迁移到了工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即使留在村里的青壮年也几乎全部在外打工,传统固守乡土的观念已经不存在了。那些外出打工的人们,由于常年在外工作,已基本脱离了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生产相联系的传统时间观念,如以节气作为农业生产的时间标准,也在他们身上失去。而对工厂劳动的参与,则使他们进入到工业化时代下的时间环境之中,因而也就会逐渐形成技术时代的那种时间观念:时间已变得十分精确,以适应工厂严格的时间要求;时间也只是钟表所显示的几时几分,与自然节律、物候变化已没有什么联系 30。与此同时,即使那些留在村里人的时间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工业生产的影响。比如“ 工夫”这一概念,传统一个工夫是指十二三个小时,并没有一个确数。但受工厂三班轮换制的影响,一个工夫就是八小时了。相信随着时代的日益发展,伴随着农业生产的高度机械化及整个社会的工业化,与传统农业生产相联系的传统时间观念也必将逐渐消失。
    1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42页。
    2 转引自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3 吴国盛:《 时间的观念》之第1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4 笔者家乡的一句话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即工人的阳历、农民的农历、学生的星期。
    5 爱德华·汤普森:《共有的习惯》,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7页。
    6 文中所用的基本资料,主要是基于2006年6月3日至6日的一次田野调查而得来。
    7 这一点在实地调查时感觉颇深,在村中所遇到的人,几乎全是老年人和孩子,青壮年则很少见到。
    8 叶世昌:《中国古代的农时管理思想》,《江淮论坛》1990年第5期。
    9(元)王祯《农书》卷1《授时》。
    10 桑老先生,即桑廷龙,70岁,聚峰村三小队人,做过多年生产队副队长、铁姑娘洞营长,多年来一直担任本村业余京剧团的首领。本文所用关于农业生产时间的资料基本都由其向笔者所提供,下文不再特别注明。
    11 王加华:《节气、物候、农谚与老农:近代江南地区农事活动的运行机制》《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12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15页。
    13 程传颐:《二十四节气》,江苏苏州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3、32页。
    14(元)王祯《农书》卷1《授时》。
    15 蒲松龄:《农桑经》,见盛伟编:《 蒲松龄全集》第3册,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250、251页。
    16 于中:《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06页。
    17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16页。
    18 于中:《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19 受访人桑廷龙老先生是如是说的,可能有所夸张。说到这里时,老先生给我举了一个例子。1959年,他带戏班去十队唱戏。白天唱了一天,吃过晚饭后又唱了一出“灯戏”( 即晚上唱戏),结果唱完回到家时,家里才刚刚吃晚饭。
    20 于中:《淄博乡音乡俗》,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46页。
    21 “明星”这一称呼,并非聚峰村人的独创。早在《诗经》中就已有此种称呼,如《郑风·女曰鸡鸣》:“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22 张道胜,78岁,聚峰村一小队人,1947年入党,1956—1982年任第一、二生产队队长,并曾做过六年“铁姑娘洞”工程队营长。
    23 同在其他场合,如盖房、做工时也都会用到工夫这一单位。
    24 刘文英:《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页。
    25 转引自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1997年,第199、200页。
    26 丁贤勇:《新式交通与生活中的时间:以近代江南为例》,《史林》2005年第4期。
    27 杨联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国史探微》,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28 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9、30页。
    29 转引自吴国盛:《时间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30 可以推想,那些外迁的人,由于是搬到工业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因而也必定有大量的人参与到工业生产中去,因而他们的时间观念也必定会发生变化。
                                                                              (本文原刊于《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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