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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3)


    五是民事纠纷调解。这种功能,江浙俗称“吃讲茶”,川西民间也有的叫“判公道”,川东叫“付茶钱”。由于古代民事法律发育极不完善,一般百姓有纠纷不愿涉官。在成都,民间冲突由社会调解是不成文的规定。冲突双方加上共同请来的地方上的“公事人”、保甲长或有威望的长者、“码头”上的“关火匠”(舵把子之类有实力的人),一起进茶馆,一人一碗茶入座,堂倌此时只是点报茶的碗数,先不收钱,而平常都是先收茶钱的。这是因为“吃讲茶”有一条不成文而人人遵守的文法,那就是讲完理、裁决后由输理的一方付双方的茶钱。
    此外,茶馆还能满足普通百姓的一些日常需要。清末民初,成都有些烧柴之家不能终日举火,遇需沸水时,花二文钱,在附近的茶社买一壶水,价钱即使是贫苦人家也能承担。下苦力的劳动人民在茶馆不仅能歇歇脚,还能听评书“冲壳子”,身心需求都得到满足;而吃早茶的老茶客,甚至在茶馆洗脸漱口,由小贩处买早点在茶馆吃,或者叫茶馆老板去附近小吃店叫外卖。
    解放后,川西茶馆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文革”前格局基本上沿袭了民国时期,但数量略有减少,气氛也有变化。茶馆减少的原因,并非生意不好。一是公私合营后改营他业;二是主人去世或迁走;三是子女不愿再经营;四是房产纠纷。但随着人口增多与市区的扩大,减少的同时也不断有新的茶馆开张。至“文革”前,在成都环城路(今一环路)内,茶馆总数约在800家左右。最大量的是街边店、河边店、桥头店,次为公园内,再次为市中心少数建筑、陈设较为高雅者。最普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众化的街边店,名称多为某茶社,有雅有俗,也有不少以地段街巷命名。因许多茶馆都建在街头巷尾,茶客们的一句口头禅是:“到口子上去谈三花!”
    “文革”前及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茉莉以及珠兰花茶,尤其是三级茉莉花茶(简称三花),在川西茶馆里唱主打,销量占到九成,以至“谈三花”成为喝茶的代名词。老茶客们并非不知“三花”品质欠佳,但喝惯了,再说价钱也比较适中,可以承受。
    “文革”中,喝茶被视为旧社会的陋习,茶馆被看做藏污纳垢、阶级异己分子与落后群众聚集的地方,强行取缔。代替老茶馆部分功能的,是向附近居民供应开水和热水的老虎灶和茶水站。一般三四条街有一处,“自带茶具”的成都人拥炉而谈,或者改在家里或街坊亲友处喝茶。“文革”中期,公园内和部分街道的茶馆获准重新开张,盖碗很多换成了茶盅,矮靠背竹椅换成了高靠椅或无靠背竹木凳,老茶客在回忆中说那简直失去了坐茶馆的情趣。在茶馆的门首和柜台,张贴着各种公告和“饮茶须知”。卖报的、小贩仍在活动。
    “文革”后,茶馆迅速恢复。在80年代的经商热中,个体茶馆遍地开花,到90年代左右又迅速减少。一是因为老城区大量拆迁,二是赚头不大。90年代以后,以台湾茶坊为主的高档茶楼一度成为时尚,再加上旧城改造拆迁,老街成片消失,在多种因素冲击下,大众化的茶馆在城区内急遽减少。到90年代中期,经历了经商难、炒股风波的折腾后,大众化的茶馆再度卷土重来,与高、中档茶坊、茶楼平分秋色,各自在自己的定位上经营。而在场镇,中、高档的茶楼始终没有形成优势,大众化的茶馆、客人以赶场农民为主的茶馆是主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90年代中期后,成都的茶馆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大众化茶馆占主导地位,辅以少量环境、陈设、器具比较高雅的茶馆,演变为角色分明的高中低三档,外加大量的麻将馆。高档茶楼成了商人、政府官员和其他收入较高的人议事、消遣、赌博的地方,环境、品位、礼仪高度商品化,大多数平民不能认同;而多数大众化茶馆又过于粗陋,环境脏乱、嘈杂,靠电视、录相吸引茶客,服务也粗放,以前茶馆的中心人物——堂倌的风采很少见了。麻将馆虽然也供应茶水,但焦点是打麻将,老板也靠收麻将钱为生,绝没有茶馆的气氛。一般中档茶馆,如公园、河滨、寺庙等地的茶园还兼有环境尚可、服务过得去和茶客得享随意自在的优点。①(张先德,1999:53-60)20世纪80年代,茶馆里的曲艺活动还有市场,90年代后,渐渐式微。说“散打评书”的李伯清,曾在大慈寺茶园说书,一度引起哄动,四处传讲他的评书段子。到了90年代后期,他成了名人,“由一个拉架架车的平民,成为国家文化干部”。其演出档次升高之后,就很少在茶馆里演出了。贾派竹琴第三代传人张永贵常年在大慈寺茶园讲唱,然而他年事已高,老听众又逐年见少。蜀声琴社的人忧虑地说,贾派竹琴怕是要失传了。这只是近年茶馆中的民间曲艺命运的缩影,川剧情形则相对好一些,特别是富于观赏性的节目如“变脸”、“滚灯”等,是几个打巴蜀传统文化牌子的高档茶楼如顺兴老茶馆的保留节目,对外地的旅游者有较大的吸引力。
    现在的成都茶馆,“三花”已被花毛峰取代,茶叶品种多样化。茶具、桌椅、装修样式也是多种并存。风景点和河滨茶馆,许多用的是塑料沙滩椅,茶具有玻璃杯、陶瓷杯等花样,比较纯粹的老茶馆的样式、规格、情调已经是凤毛麟角。顺兴老茶馆、皇城老妈坝坝调茶馆等地,刻意营造古朴的情调和民俗,茶价不菲,本地普通平民认为那是“假文化”、“不自然”,光顾者以旅游者、团队和高收入者、公款消费者居多。
    80年代初,茶馆在县、乡镇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川西场镇茶馆数量众多,遍及乡镇,在村一级地方,也分布着茶馆。以新津县为例,据1986年11月的一个调查,14个乡镇有各种形式的茶馆357个,平均每个乡25个以上,每个茶馆平均40个座位。在场镇,大众化的茶馆仍占据市场主流,茶客以赶场的农民和镇上老年居民为主,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人际交往和娱乐的公共空间。如在新津所作的调查,带文化娱乐设施的茶馆有277个,占茶馆总数的77%,主要是棋牌、麻将、电视机、收录机和报刊杂志。②(徐金华,1999:125)那时,电视机对普通人的吸引力非常大,电视一开,茶馆就坐满了人,可与解放前的吃书茶媲美。90年代,录像和麻将成为乡镇茶馆娱乐主导,80年代茶馆的那种听书、听曲艺、听科普讲座和开会学习的功能萎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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