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荔]有关死者灵魂的文化表象的探讨(4)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37 学苑出版社网站 谢荔 参加讨论
对于民众的阴间观念产生了较为广泛影响的文字表象，还当列举被称做“民间的地狱经典之首”的善书《玉历至宝钞》。该书在建国前屡屡重版刊行，流传于全国各地。泽田瑞穗指出：毫不夸张地说，近世中国人有关地狱的知识基本上都得于此书。（澤田瑞穗，１９９１∶２３－２９） 《玉历至宝钞》在清代各时期和民国时代有不同的书名和版本，各类版本的共同特点是由插图和文字说明构成，包括十殿审判、地狱刑罚、公侯将相、鳏寡孤独、胎卵湿化的来世转生等内容。这部善书劝化并告诫世人，生前的积德行善或者作恶，会与阴间惨不忍睹的刑罚以及来世轮回的命运成为因果。《玉历至宝钞》传播的途径为“由施主本着诱导世上的人心这一积善的意图印行，在宗教设施里免费散发”。（吉冈义丰，１９８９∶２７９－３７１；王见川，１９９９∶导言）该书在大陆一个时期内曾经销声匿迹，近年来又重新出现在四川地区一些宫观庙宇之内。 戏剧、寺庙的雕像壁画、插图文字读物所讲解的阴间、地狱以及灵魂转世投生等社会性的公共表象，对世俗民众的灵魂观念很有意义。尽管在今天川剧目连戏的上演极为有限，然而目连戏的内容和场面在观看过它的老年人的记忆当中并未消失，尤其是目连救母的孝行在口头传说和寺庙的雕像及文字说明中都有所传承。①这些公共表象的意义不仅在于死后的因果报应以及灵魂轮回转生的观念，更在于表象所传达的社会理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玉历至宝钞》所示的“百善孝为先”的理念。 五、相悖与整合 李亦园曾经在有关信仰与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过，仪式是用以表达、实践以至于肯定信仰的行动，而信仰又反过来加强仪式，使行动更富有意义。更为限定地说，仪式仅可以说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它的真正意义在于表达一种愿望、一种企图、一种对人生意义甚至终极关怀的追求。不论仪式欲表达之目标如何，其象征逻辑都离不开内在的文化法则。（李亦园，２００４∶３６－４８）四川地区死亡仪式所传达出来的观念是：人死后其灵魂既受到子孙的祭祀，维系着与生者的社会关系，又会超生他界，游离于与生者共存的社会关系之外。探寻死亡仪式的象征逻辑所依存的内在的文化法则，也就是探寻这种相悖的灵魂观念在汉族社会的文化脉络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笔者试图参照李亦园提示的超自然崇拜的具体层次、终极关怀与探寻的观念层次（李亦园，２００４∶８０－８１）的区分，从宗教信仰包含的不同层次以及各自的社会功能对此进行分析。 首先，从超自然崇拜，即涉及信仰的超自然对象与信仰者的互动关系的层次上来看，道场仪式中设立灵位和引魂幡为死者开灵、诵经拜忏为死者解罪、投书上表礼拜佛教诸神以及天地冥界诸神为死者超度、为死者偿还今世的库钱以便亡魂来世投生这一系列仪式是一种对死者死后生活的关照和善待，使其免遭成为孤魂野鬼的命运，并提供给亡魂在阴间少受苦难、尽早投生的可能。同时，这一系列仪式又是一种对与死者相关联的生者命运的切实关注，通过操控亡魂使其“去它该去的地方”（村里人的话），使死者生前所属的社群避免不稳定的亡魂引起的灾祸，从而获得“阴超阳泰”（《经单簿》里的词语）的平安。 其次，从对于社会伦理道德问题关怀的层次上来看，道场仪式不仅提供给孝家一种使其心中有所慰藉的悼念故人的形式，而且可以让孝家顺应当地的习俗举办与自己经济能力相应的丧葬仪式，以获得社群对孝家尽子孙之孝的认可。仪式期间，亲属及近邻的协同互助及孝家的饮食酬谢，成为一种协调社群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死者作为一种个体存在，其姓名被记载在《经单簿》里，编入包括父系血缘关系以及姻亲关系的亲族系谱之内。孝家的孝子、孝女、孝媳、孝孙通过穿孝服或者戴孝帕对亡故亲人进行祭祀，完成《永言孝思》的孝行。汉族文化中“孝”的含义包括生与死两个侧面，即生以礼事之，死以礼葬之，以礼祭之。（弗里德曼，１９９１∶１２７－１２８；坂出祥伸，２０００∶１１５）“孝思”与操控、安抚亡魂以获求清吉平安的意图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仪式行为的动机。 观察死者灵魂的表象分布，可以得知死者还作为一种群体存在，通过阴间地狱与轮回转生一类死后命运的全社会性的表象，展示了教化世人弃恶行善的社会功能。“百善孝为先”的社会理念，依然归结于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四川农村地区中存在这样一种看法：即使死者生前行恶较多，如果有孝子为之操办盛大的道场，或者在道场之后多为死者做念经超度的法事的话，死者的罪过就能有所减轻。其功自然归于子女的孝行。这种认识与目连救母劝善的孝行、目连戏劝善的主旨相互印证，可谓异曲同工。在人的命运无论生前死后都可以人为地做某种程度的弥补修改这一汉族的命运观的前提下，虽然死者的生前行为的因素、死亡年龄及时间的因素，与子孙孝行的因素一同制约着死者死后的命运，但前两者较孝行而言可以成为次要的因素。换言之，孝的逻辑超越于因果报应的逻辑或死亡时间的命数逻辑之上并覆盖了其中的矛盾。死者灵魂观念的相悖，在抽象观念的层次上得到了潜在的统合。总而言之，灵魂复数存在的观念以及阴间的观念，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及神秘性，模糊了祖先和轮回转生之间的相悖。祖先观念和轮回转生观念之间的背反，由于在“孝”的社会理念及其仪式的实践上得以统合而获得了整合。 结 语 四川地区的事例表明，我们不仅可以从仪式行为的具体层面了解死者灵魂的各种表象，还可以从认知的观念层面理解表象内在的文化规则。仪式的诸表象属于丧葬仪式的专家向社区内的人们展示的公共表象。熟悉仪式运作、通晓文字典籍的坛班道士与懂得历书、风水地理的专家，一同成为社区内部科仪、经忏、善书等文本、以及有关今生来世的占卜的解释者。仪式的另一部分参与者则多为年长的妇女。她们大多不识字，但却熟悉祭祀陪葬用品的制作，平时热心于朝香及诵经办会，关注死后的世界并熟知阴间鬼魂的故事传说，成为仪式相关内容的口头传承者。正是仪式专家以及这些口头传承者，共同构成了影响死者灵魂的心灵表象与全社会性的公共表象之间互动的重要媒介。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