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彦斌]赵景深与我的“杂纂”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10:11:52 学苑出版社网站 曲彦斌 参加讨论
记得，著名作家川岛（章廷谦）先生谢世时，《文艺报》当时所发表消息中，在历数川岛主要著述时，他辑录的《杂纂四种》①是其中之一。在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字中可以看到，除《中国小说史略》对《杂纂》列有专门的大段考证、论述外，杂文《破＜唐人说荟＞》以及同章廷谦的两次通信中，都有谈及《杂纂》之处。前后合计四处。其中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６日与章廷谦信中说：“……小峰已寄来《杂纂》一册，但非精装本耳。”这些佐证资料亦可说明赵景深前面的看法是不无根据的。 三、赵景深与《杂纂七种》校注 赵先生是最初引导我进入学术研究殿堂的一位大师级前辈学者。其“缘分”，在于《杂纂七种》校注。② 本人并非赵先生的入室受业弟子，亦不曾在赵先生生前一仰其风采，只是当年年轻“不知深浅”地向著名的大学者投书求教，由此却有幸获得了令我感念一生的“亲传”。这就是我后来在《杂纂七种》校注前言里面写到的：“本书的整理、研究工作，曾蒙已故学界老前辈赵景深老先生的热情勖勉和具体指导。先生在世时曾允为本书题签、作序，然未如愿，是为憾事。其公子赵易林先生亦曾代老先生为本书查找、手抄资料，令人感动。” 在研究、校注“杂纂”的数年间，大约有三年得到了赵景老的指导。期间，赵景老给予的帮助，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一位“后生小子”的热诚鼓励，如审读文稿、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进而约写专题论文安排发表。其次是亲自向出版社探询出版这本书的意向，并写信告诉我结果。在这本书稿行将脱稿之际，我又将在此基础上接着研究歇后语了。当他从我的信里了解到具体研究情况后，非常高兴地先后来信说，“我听了这消息，非常高兴。倘若东北能够出版也望告诉我”。“大著《中国歇后语概论》只有十几万字，附文献考索倒有三百余种，我意商之上海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看有希望出此书否。”赵老写来此信的起因，是他偶然在自己所著的《中国小说丛考》那篇《关于石天基的话本小说》，石天基的《传家宝》第一集里面有“《杂纂》体的《纂得确》二集（继李义山、王君玉、苏子瞻、黄允交而作）”，于是“便嘱我儿易林抄奉给您，请查收”。也就是在此信的末尾，赵景老不无遗憾地写道，“惟我右目已失明，不能多写，当徐图之”，证实了赵景老晚年为视力非常不佳所困的耳闻。《礼记·王制》云，“八十杖于朝。”赵景老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亦即公元１９０２年，这封信写于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２日。也就是说，已经是一位逾“杖朝”之年的老人了。当时，我持信的手颤抖了，不觉潸然泪下，真难以想像，这样一位年迈目眇的老人，该是怎样在灯下伏案一回回给我写的信呢？感激之余，也十分愧疚，此后至他去世前的一年多里，便注意尽量少一些给老爷子添麻烦。实在是于心不忍哪。就是赵易林先生，也一定要年长我许多呀！于是，随此信附来的由赵易林先生过录的石天基两集《纂得确》，便使原本所收集到的六种“杂纂”增为七种，以及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杂纂七种》校注。这时，已比鲁迅和川岛先生当年所见的四种多了三种。个中，赵景老在“杂纂”种类的发现方面的重要贡献不应埋没，我更不敢贪其发现功也。 说到赵景深先生与《杂纂七种》校注，还应揭示他在信里向我谈及的一些具有创见性的意见。其中，我认为最具启示意义的，当是他在《关于石天基的话本小说》中谈到的“《杂纂》体”见解。“杂纂体”之说，很是准确地、概括性地表述了中国小说史、文化史上的特别现象。连同我近年来陆续发现的其他六种“杂纂体”文字，总计是历经五代而由四代的十三家分别断续续仿辑成，名曰“杂纂”却杂而不滥，体例、语言风格和内容一以贯之，独成一体。也即如我在《杂纂七种》校注前言中所表述的，“他们是语言俚俗幽默、别具一格的语录体（或称格言体）古代笔记小品。同时又可视为一部古代俗语的类义选集。从唐至清，大约十个世纪中，除元代外，《杂纂》之续仿未绝，间或还出自名家之手，可见其在古代学界颇有影响。《杂纂七种》，内容、体例及格调大体一致，一脉相承，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是罕见的。” 时至当代，继续续仿“杂纂体”者也的确仍大有人在。如徐润《新杂纂续》云，“唐代诗人李商隐曾撰《义山杂纂》一书，专记市井琐谈，俚语习俗。近几年，有杂文家赵元惠、曹亚瑟相继撰《新杂纂》共计近二百余则，抨时弊、贬世相，言简意赅，回味不尽。今鄙人依《新杂纂》归类，也来了东施效颦，撰《新杂纂续》数则”。①其例如，《新发明》：“贞节裤。电脑算命。高考用电台、拷机作弊。”《常得见》：“白条子。开发区。性病广告。”《空欢喜》：“亲子鉴定，爱子不是自己的。中了大奖，彩票遗失。摸中了大奖，汽车是一辆模型。组织部找自己谈话，但发文任命的是他人。”可见，“杂纂体”迄今仍有其一席之地。 除前面引述过的以外，赵先生在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０日的信里还谈到，《杂纂七种》校注的成书，“这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其实，这可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笑话，而笑话又可以算是极短的幽默故事，极大多数是含蓄而又有讽刺意义的。”等等，均有其独到的阐发。 总之，当年由研考“杂纂”而向赵景深先生请益之缘，有幸获得令我一生铭感的做人与治学的教益。就“杂纂”而言，继《杂纂七中》校注之后，我又陆续发现了古人的六种“杂纂体”续仿之作，并且业已将全部十三种重为校订一过，选配相应的插图，正在策划重新出版鲁迅先生当年所期望的精装本。或许，这也可视作向赵景深先生百年诞辰谨献的一份薄礼了。 本文原刊于《民间文化论坛》２００４年第４期，注释请参见纸媒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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