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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岚田兆元]非遗运动下的高校清明——“革命先烈”与“哥哥忌日”夹缝中的尴尬与突围


    
    《中国高校传承清明节活动倡议书》
    说到清明的习俗,最明确的就是扫墓。这是上古的上巳节、寒食节和清明结合三者融合的节日,发展到唐代,增加了扫墓的内容。人们在纪念介子推的时候,也联想到自己的先人。对介子推的祭祀,演变为对自己先人的祭祀。寒食扫墓,本来不符合礼制,但是在当时已经成了风尚,朝廷考虑到普通百姓没有资格立庙祭祖,无以表达孝道,只好听任百姓扫墓。“牧儿驱牛下冢头,畏有家人来洒扫。远人无坟水头祭,还引妇姑望乡拜。”(唐·王建《寒食行》),从中可以看出,唐代时,家家扫墓,无法上坟的人家也要在水边对着那个方向遥遥祭拜。这与近世的清明节习俗与此如出一辙。清明在两宋成为以扫墓祭祖为主兼及踏青宴饮的重大节期。扫墓祭祖能成为节日与儒家一直提倡的“孝道”文化是分不开的。孔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他认为祭祖的意义在于让后世懂得道德敦厚和感念祖德的道理。清明节祭祀祖先是中国传统“孝”文化的体现,也是国人的祖先信仰得以妥帖安放的寄托。
    一、清明祭祀革命先烈:从孝到忠的校园节俗变迁
    新中国建国以来,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唯独清明节在校园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清明节,一般的中小学都会组织学生到当地的烈士陵园为牺牲的先烈扫墓。这样的仪式通常包括向纪念碑敬献花圈,领导讲话,学生代表讲话,讲话内容多为“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牺牲”、“我们的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学生要“好好学习、报孝祖国”、“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福柯看来,学校是国家权利的一种机构化形式,它可以将传统、习惯、法律、风尚混合起来。他曾说过:“我想要知晓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日常行为……我们的科学和理论话语是以何种方式成为与本身相互联系的多重权利体系。”学校通过清明节祭祀先烈仪式达到国家意识形态传播,把传统清明节文化中对家族祖先追念的“孝”转化为对国家建立者——“为了新中国成立抛头颅撒热血的先烈”的英雄事迹叙事,树立起学生的英雄崇拜,从而达到对“忠” 于国家的教育意义。
    到了大学阶段,这样的活动却经常出现一些让人感到啼笑皆非的现象:阅读了几份大学生清明扫墓活动策划书后发现,必须参与的人员都包括“全体入党积极分子和预备党员”,而其他与“党员”身份不相关的同学可以自由选择参与与否。部分学校活动过后,要求学生有汇报和体会。但是,很多同学却在网上求助。如:
    “求一篇清明节缅怀烈士征文问:跪求,急…”
    “大家帮帮忙,我想要一篇写关于清明节纪念革命先烈的1500字作文,最好是…”
    “清明节祭烈士后的感想--我们班要开个班会,班会后要发表感想,尽量多一些,瞎答的离远些…”
    “在清明前后祭扫烈士墓 再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问:谢谢了,学霸们!很急的!!!!快点!!!!”
    ......
    校方组织的清明节烈士纪念活动参与者,在中小学阶段,是学校安排和任务而不得不参与,到了大学阶段,则表现出多种权利的相互制衡: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必须参与,不积极则要影响到奖学金的评定、课外活动加分的高低,往小里说是一个学年的班级名次,往大处说就可能是毕业工作和户口的落实。这些都可以看出大学生参与清明烈士扫墓的“功利因子”。学校组织的先烈祭祀活动中,追述事迹的语言叙事和扫墓本身的行为叙事也无法让没有体验过战争年代的现代青年学子对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革命先烈”的追念达成“英雄崇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清明节在校园空间中,以“英雄崇拜”为预期的国家“先烈祭祀”,剥离了祖先祭祀信仰文化根基的“清明”再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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